第二节
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

一、足球运动在学校和社会的发展

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促进下，1926年全国分区足球锦标赛在上海揭开序幕。原计划锦标赛在各区轮流举行，但因时局动荡，交通不便，球员都是凭爱好踢球，学生球员要学习，谋生的球员要工作，只在内地的武昌举行过一次，其余在上海、香港、天津三大沿海城市举办。这一时期初期的足球发展主要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来源：《全运会画刊》1927年第10期

第一届全国足球分区赛，1926年2月18-20日在上海举行，时值国民革命北伐时期，华西、华北、华中无法派队参赛，只有华南、华东两区对抗，华南队夺冠。

第二届全国足球分区赛，1927年2月3日在香港举行，仍只有华南、华东两区对抗，华南队4∶1华东队，蝉联冠军。

第三届全国足球分区赛，1928年2月在上海举行，仍有华南、华东两区参赛外，华北区克服困难派队参加，华东队4∶2华南队和1∶0华北队，夺得冠军。华北队队长孙思敬在赛场上表现得技术全面，在中坚位置上盯死李惠堂，表现出色，受到观众的好评。

第四届全国足球分区赛，1929年2月11至13日在北平、天津两地进行，只有华东和华北队对抗，采用三战两胜制。华东队3∶0和1∶0两胜华北队，获得冠军。球王李惠堂吸引了众多球迷观众。

第五届全国足球分区赛，1930年1月31日至2月3日在香港举行，只有华北和华南参加，仍采用三战两胜制。首场比赛下半时开赛不到两分钟，华东队李惠堂首开记录，华南队大举反攻，10分钟后“铁腿”孙锦顺扳回一球成1∶1，最后3∶3赛平，遂进行20分钟加时赛，李惠堂点球射中后，孙锦顺为华南队再添一分，结果以4∶4结束。两天后双方进行第二场比赛，吸引了成千上万观众，90分钟后，双方又成1∶1，再进行加时赛，两队各添1分，再次以2∶2的平局结束，只好赛第三场。第三场开赛不到5分钟，华东队首破华南队大门，华南队全力反扑，华东队因守门员周贤言带伤，加之有2人被判罚离场，终以1∶4不敌华南队。这场比赛被称为“令人难忘的球赛”。

第六届全国足球分区赛，1931年4月8至12日在上海举行，华东、华中、华北队三队进行单循环赛，华东队10∶0大胜华中队，5∶0胜华北队，夺冠。

第七届全国足球分区赛，1933年4月21至23日在武昌举行，华西、华中、华北三队仍进行单循环赛，华西队4∶3华中队，华东队11∶0华西队和9∶3华中队，夺冠。

由于以往分区赛每届只有两三支球队参赛，其比赛影响和全国性效果不大，遂决定停办，本于1934年举办的第八届全国足球分区赛未办。

上海东华足球会。 1931年上海乐华足球队解体，同年由上海各界足球爱好者盛频臣、谭政等人成立上海东华足球会，活动经费由社会名流和工商界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提供。宋子文任名誉委员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任委员长，史量才为副委员长，赵普清、盛频臣、丁雪农等人担任常务委员。东华足球会成员大多是上海足坛的精英。该会1932年夺得上海甲组足球比赛冠军，1933年获得史考托杯赛冠军。此后，多次夺得上述两项比赛的冠军。1933年夏，东华队远征菲律宾，取得7战6胜1平的成绩。1934年秋，北上天津北平，4战2胜1平1负。1935年夏，挥师朝鲜，3战2胜1平。1934年冬、1936年春、1937年元旦、1945年冬，4次访问南京，均获全胜。1952年解散。出自本会的有名球员有周贤言、李宁、梁树堂、陈镇和、孙锦顺、戴麟经等人。

中华体育会。 1926年成立。1927年2月3日第二届全国足球分区赛在香港举行，以中华会队为骨干组成的华南队以4∶1迎战南华旧将李惠堂、梁玉堂加盟的华东队，蝉联锦标。同年8月全部球员入选参加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足球队，蝉联冠军。1928—1929、1929—1930年度，蝉联全港甲级足球联赛冠军，达到该会的鼎盛期。

南华足球会。 一批南华队员重振母会。1928—1929年度，南华足球队回升到香港甲组季军。这一赛季，南华队参加特别银牌赛，适逢“球王”李惠堂、星洲 （今新加坡） 名将余焯华回港暂住，应邀加盟，增强了实力。初赛，以2∶1淘汰英海军Navy舰队，准决赛以4∶1击退香港炮兵队。冠军争夺战又以5∶0胜九龙会，创办了32年的香港特别银牌赛第一次被中国人的球队夺取锦标。

经过五年的栉风沐雨，南华会进入鼎盛期，会员猛增至5100多人，足球队的战绩辉煌。1930-1931赛季，参加全港甲组联赛重夺寻常杯，角逐特别银牌赛，又以2∶1胜英海军Navy舰队，5∶0胜九龙会，6∶1胜威尔斯陆军队，再次捧杯，中国人的球队第一次高踞香港两大赛事之巅。1932年10月1日，香江各华人球会重新参加全港联赛。这一年度南华会再度荣膺甲组寻常杯和特别银牌杯赛冠军。1934—1935年球季，南华会的一批新人成长起来，球队分成南华南队与南华华队，同时参加甲组联赛，分获第36届特别银牌与寻常杯，创下一个球会同时有两支队伍跻身甲组联赛夺冠的新记录。1935-1940年的六届球季内，除1936年的寻常杯和1939年的特别银牌外，余下五届的寻常杯和五届银牌，全部为南华会的南队、华队所夺得。

1927年至1934年的三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足球队队员也全部或主力来自南华。1935年以南华青年球员为主体的香港队获得第六届全运会足球比赛冠军。1936年参加德国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22人中14人来自南华，教练员黄家俊也由南华派出。南华会培养了“三代球王”、“四骑士”等足球名将。

注：香港甲组足球联赛（成立于1908年，亚洲首个足球联赛）是香港最高级别的足球联赛，其下是乙组联赛。除联赛外还有创办于1896年的高级组银牌赛，当时称特别银牌赛，是香港一项历史最悠久的足球锦标赛。“三代球王”指唐福祥、梁玉堂、李惠堂。“四骑士”指叶北华、冯景祥、谭江柏、李天生。

三华联队与中华联队。 自南华足球联爱团退出南华会后，原南华队队员也在竭力重组复兴，遂与中华体育会尽释前嫌。1927年2月两会携手代表华南区，荣获第二届全国分区赛冠军；4月23日两队与上海乐华队联合组成“三华联队”访问澳大利亚。随着中华会的鼎盛和南华会的复兴，两会联队所向披靡。1930年联队代表华南区夺得第五届全国足球分区赛冠军，同年3月22日再次以“中华联队”名义夺得香港第六届国际杯足球赛锦标。1930年5月，南华会与中华会的主力队员与上海7名球员代表中国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1932年中华联队在香港赢得国际杯及丽华杯。

上海青白足球队。 1946年1月1日成立。1946-1949年，在上海市足球比赛中获第三届市长杯冠军，三届甲组冠军（一届为并列），水平已超东华队，成为上海足坛新盟主。以3∶1和2∶1两胜来访的香港星东队（星岛和东方会联队）。1946年10月，访问武汉，赛6场，7∶1胜教工联队，3∶1胜积健队，7∶4胜武汉联队，2∶3负武汉联队，3∶1胜大学生联队，6∶0胜中西联队，取得5胜1负的成绩。12月回访香港，0∶1负于星岛队，3∶1胜港军联队，2∶0胜华联队，取得2胜1负的成绩。

1948年8月与东华队组成上海华联队赴南洋，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两个月里，赛21场，取得13胜5平3负的成绩。返回上海途径香港，又进行了3场访问赛，1∶2负于西联队，2∶0胜港军联队，2∶2平星岛队。

北宁体育会。 1930年，天津北宁铁路局在马一民先生的倡导下成立了北宁体育会，组建了以陈尔德、蔡庚扬为主的北宁足球队。当时天津每年举办名目繁多的足球比赛，大多是由外国人命名的杯赛，如万国杯、爱罗鼎国际杯、保罗杯、彼得杯等，其中爱罗鼎国际杯赛是一项很重要的比赛。爱罗鼎杯每年3月举行，参加者有英国队、俄国队、中华队和世界队。中华队每年一选，汇集天津的好手。世界队则是由法国人、德国人、希腊人、犹太人等组成的杂牌队。比赛采用单循环制。1933、1934年以北宁队为主组成的中华队获两届天津爱罗鼎国际杯足球赛亚军。1935年中华队先后胜英国队、俄侨队，以4∶0挫败世界队，首次夺得爱罗鼎国际杯冠军。1936—1937年参加天津万国杯足球赛，在第一循环赛中，分别胜俄侨队、英公学队、法陆军队、西商队、英总部队，获得7胜1平的战绩；在第二循环赛中，以4胜1平夺冠。1937年3—4月，该队两渡日本，均胜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队、庆应大学队和关西联队。从此，该会享誉全国。著名球将有孙思敬、李凤楼、李清玉、孙福莱、安源生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宁足球队停止活动。

30年代初，北平五大学（清华、北大、师大、燕京、辅仁）的体育竞赛会，都将足球列为竞赛项目，赢得了很多观众。30年代末，北京辅仁大学成立紫星足球队，队员们重球风讲球技，这支球队在当时对北京的足球发展贡献很大。1947年6月，北平、清华大学足球队与在中国的韩国侨民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强民体育会。 梅县强民足球队成立于1929年，第一任队长张卓瑨是梅县启新书局的少老板，家境富裕，为球队的训练和比赛提供了一定的资助。1931年华侨温集祥从南洋回到家乡梅县，在他的带动和组织下，接替张卓瑨成为队长，强民队一跃成为梅县足球的劲旅。同年梅县举办第一届“抗日救国鼎”足球赛，有13支本地球队参加，强民队在12场比赛中连胜11场，夺得冠军，开始名扬国内。强民队1932年访问汕头，击败当时有名的英国舰队足球队。1933年梅县举办足球锦标赛，再次夺冠。在强民队的带动下，梅县足球从学校到社会再度活跃起来。涌现出好些足球队和体育组织，如乐育中学学生为主组成的育强体育会，社会青年为主的梅风体育会，以归侨学生和农民为主的南侨足球队和南飞足球队等。1934年强民队召开80多人的全体会员大会，决定扩大为强民体育会，推举温集祥为会长。1934年和1936年，球队参加广东省第十三和十四届全省体育运动大会，蝉联两届县级足球比赛冠军，并借着两次省运会冠军之机，两次访问香港，向南华队和球王李惠堂取经学艺。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强民体育会利用足球义赛的宣传方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参加在韶关举行的广东省足球锦标赛，击败宝安队，再夺全省冠军。之后随广东省政府组织的广东体育访问团访问湖南、广西各省，在衡阳、桂林、柳州等地的比赛上连胜，一时轰动中南各省。消息传到香港，引起李惠堂的注意，于是带领几名南华队员回到家乡五华县，组队来访梅县。强民队以3∶1获胜。当时梅县的报纸标题为：“五华礼让强民——李惠堂球艺高超，温集祥领导有方”来报道比赛情况。

东北地区的足球队。 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热心倡导体育，极大地促进了沈阳各项体育运动的发展，比如他在沈阳兴建了现代化的体育场、资助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等，而足球运动更是得到长足进步。

沈阳足球运动以中学足球队为基础，高校足球联赛得到了有力支撑，甚至驻沈东北军也有很多足球队。东北大学足球队、冯庸大学足球队、奉天医科大学足球队、东北军成城足球队和卫队旅足球队，在当时都是很有名气和影响的球队。

1928年秋，东北大学足球队访问大连，以4∶0同样的比分胜“中青”队和“关东州”联队。1929年春，东北大学足球队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神户、大阪等地进行了4场比赛，4∶0胜明治大学队，1∶0胜东京高等师范队，1∶1平神户御影师范队，0∶2负东京庆应大学队。这是沈阳的大学足球队首次出访，取得2胜1平1负的成绩，当时沈阳的《新民晚报》以“东北大学远征团凯旋”、“为中华吐气不少”为题发表文章，盛赞东北大学足球队。

“九一八”后，沈阳地区的足球活动仍有开展。在此期间，沈阳曾举办过7届“全奉足球大会”，各大学、中学的联赛，各校际间、与外市校际间的比赛，对朝、日的国际比赛均有举行。

1946年秋，沈阳，夏树福等人成立东北风足球队，15名队员为大连籍。在访问平津的一个月里，赛13场，12胜1负，轰动华北足坛。返回沈阳后因经费缺乏而解体。1947年夏恢复，调整了个别球员赴天津边训练边比赛，靠门票收入维持，在一个半月中，来往平津两地进行了14场比赛，以全胜的战绩驰骋华北，其中在天津以6∶0胜英国海军黑天鹅队，大振了民心。当时的《天津日报》以“黑天鹅被东北风吹落了六个蛋狼狈而去”为标题报道了比赛。返回沈阳后，又以生计问题而解散。1948年夏在天津第三次恢复组建，增补了天津名将姜琨等人。9月出征青岛和上海，在青岛赛11场，10战10捷，最后一场0∶1负青岛队。到上海赛4场，1胜3平，首战2∶2平上海铁路队，3∶3次平上海青白队，3∶3三平中航队，四战3∶1胜志超队。队员身材高大，善于奔跑，作风顽强，以长、快、勇的“北派”风格为特征。

1929年大连成立了第一个足球组织——大连足球联盟，1936年起，每年举办一次“满铁总裁杯”比赛。1945年11月大连市政府成立大连足球队，并组织了中青队、隆华队、新青队比赛足球，此后每年节庆都举办足球赛。大连还有造船、铁路、海港、贸易、大钢、金纺、市府、苏联侨民等球队。

1925年在延边的龙井成立了全延边的体育组织间岛体育会。1926至1935年，主办了八次足球运动大会，推动了延边地区的足球运动的发展。

西南、西北等地区的足球队。 30年代，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工业专门学校等大专学校建立足球队，少城联队，中学联队也组建起来，竞赛频繁，出现一些名手，例如曾正气、刘四权、陈昌荣、何荣忠、黄维孝、石昭德、刘发明、周泰临等。1933年和1935年10月，四川省派队参加了第五、六届全运会足球赛。1935年，青海省首次派队参加第六届全运会足球赛，但个别球员在当地也很有名气，例如陈三光、张起全、穆和天、张鼎绍、仲万世、赵连继、吉占魁、张永顺、张生善等。华西区1933年4月参加了在武昌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足球分区赛。华西区当时的足球队员有徐良怀、李光祖、冯黎侠、朱光明、龚国恩、张蜀樵、克文充、唐顾史等。1947年兰州中学的马云、马忠孝、苏维俊等回族青年学生发起建立原动力足球队，对队员约法三章，制定不许酗酒、不准打架闹事、不赌、不到不正当场所游逛的纪律，要遵纪守法，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常与兰州公铁局队、兰州大学队等交手比赛。1953年解体。

华侨足球队。 整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战乱不断，但中国足球与外界依然有零星的交流，主要方式是在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华侨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缅甸、越南、泰国、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国成立足球队，他们不仅参加本地的足球比赛，还组队回国友好访问，如1928年4月马来西亚华侨足球队回国在广州等地进行足球表演赛，受到祖国同胞的热烈欢迎和款待，临别广州时，留赠“马来”银杯。1929年、1931年、1933年连续举行三届“马来杯”甲组足球比赛，推动了广东省足球运动的开展。1931年初，马来西亚华侨足球队访问上海，赛3场，首战以5∶4击败洋人冠军西捕队，次场4∶4平上海中华足球队，第三场3∶0胜上海大学生冠军暨南大学足球队，轰动上海。1932年初，该队二次访沪，4场皆负于东华等队。第三次访沪，5场比赛，6∶4胜铁路队，1∶1平青白队，5∶3胜东华队，4∶0胜白鹰队，2∶4负于东华队。马来西亚华侨足球队还参加了1935年第六届和1948年第七届全运会足球比赛。在第六届获亚军，第七届上以5∶1胜南京队，1∶3负于陆军队，失去进入前四的资格。马来西亚华侨蔡文礼、徐亚辉和印尼华侨张显元入选国家队，代表中国参加德国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足球比赛，马来西亚华侨谢文良参加了1948年伦敦第十四届奥运会足球比赛。

革命根据地地区的足球发展。 毛泽东同志鼓励红军战士说：踢足球这个运动很好，一方面可锻炼身体，另一方面训练较快。1933年5月30日，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会上，设有足球比赛，冠军由红军学校队夺得。同年举行的“八一”运动会上，也把足球列为比赛项目，当年7月，瑞金县少先队总部举办的少年运动员选拔赛上也有足球比赛。1940年5月4日，陕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体育组织——延安体育会。1942年延安举办了“九一”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正式项目有田径等8项，足球等13个项目列为表演项目。参加表演的单位较多，有中央党校、延安大学、中央印刷厂、延安华侨委员会、延安政府机关等单位。

伪满地区的足球运动。 1937年12月“满洲帝国武道会”成立。日本侵略者炮制《运动竞技者统治协定书》规定：“给予在满日本人参加比赛之优待”“对于满洲国内比赛，日本人以满洲国选手出场”。协定书公布后，日本人得以优先参加伪满的各项体育比赛，导致东北人民的体育主权沦丧。

日本在中国的旅大地区（关东州）成立“关东州体育协进会”，纳入日本体育团体。东北其他地区由伪“满洲国”的体育最高机构民生部下设的所谓“大满洲帝国体育联盟”管辖，而此组织由日本全国体协直接管辖，总裁和理事长等所有官员均由日本人担任，下设足球、陆上竞技等17个单项体育协会。伪“满洲国”在1932-1942年每年都举行一次体育大会，比赛项目主要有田径、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和滑冰等。

1938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经过五年筹划的“新学制”，对学校的体育教育实行严密控制的国防军事体育教育，主题始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王道精神”，使中国青年作为其侵略战争的炮灰。

1940至1942年，由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组成伪“满洲国”足球队，赴东京参加“东亚竞技大会”的足球比赛，其中1940年获亚军。由于《运动竞技者统治协定书》的规定，日本运动员常凌驾于中国运动员之上，忍无可忍的时候，中国球员常采用罢场、弃权等方式表示抗议。

1932年冬，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体育界人士在东北大学召开大会，成立“东北体育促进协会”，宗旨是“为将东北沦陷区的大量青年输送到北平、天津两市上学，使有体育才能的青年得以培养和深造，并在国内举行运动会时组织代表队，代表东北四省（辽、吉、黑、热）二市（大连、哈尔滨）参加比赛，以示东北人民永远不忘九一八事件。唤起全国人民的爱国心。”东北体育促进协会输送了很多东北青年入关学习，还组织了“东北代表队”参加关内比赛。

1935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上，东北代表队的总领队王卓然说：“东北五省市参加之目的，不在竞争胜负，惟希国人勿忘东北而已。”东北代表团手举黑白各半的旗帜，身穿黑色丧服入场，以示勿忘东北白山黑水，许多观众见此情此景不禁潸然泪下。本届除交流比赛外，还专门成立选拔委员会，为参加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足球赛选拔运动员。其中来自东北的辽宁队，分在第二组，但以1∶9败于马来西亚华侨队。

抗战期间，旅大地区足球较为流行，出现了近百支足球队。原有隆华队、工华队、中青队、商华队外，又组建了启正、新青等队。几个强队每年举行旅大足球比赛大会。学校足球水平最高的是大连商业学堂和旅顺高等公学校队。大连商业学堂队多次代表大连参加在长春举行的全满学生队足球比赛，其水平同延边的学生队不相上下，都捧过锦标。

汪伪地区的足球运动。 七七事变后，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扶持下，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并“还都”南京。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其“以华制华”的侵略工具。

汪伪政府筹办各种体育运动赛事，其目的是迎合日本的在华政策。如筹办参加1940年日本东亚竞技大会、推行国民体操以及主办“还都”运动会、“京”沪埠际足球赛、新国民杯慈善篮球赛等，这些都是以体育运动为工具的政治活动。

虽然日本没能举办1940年奥运会，但依旧把召开东亚竞技大会作为纪念日本神武天皇即位2600年庆典的重要活动，参赛的只有日本、伪“满洲国”、汪伪政府、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菲律宾自由邦，以及夏威夷领地。汪伪国民政府着力派代表参加东亚竞技大会。足球队是以沦陷区华北为主，因局限在汪伪管辖的淫威之下，无论比赛气势，还是参赛队员的运动能力都输人一筹。最后以0∶7负于日本，被当时的中国足球界称为“厄运”。

全运会足球比赛。 国民政府时期办了第四、五、六、七届全运会，都设有足球比赛。1948年5月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的第七届全运会，是抗战后的第一届，也是国民政府在大陆办的最后一届。

对外交流和参加两届奥运会足球赛。 1931年中国加入国际足球联合会，1936年和1948年中国足球队参加第11届柏林和第14届伦敦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尽管三四十年代国内战乱不断，但中国足球与外界依然有零星的交流，如中国的足球队到东南亚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参加比赛，东南亚球队也经常受邀到上海参加比赛。

历史分析，民国时期，国力贫弱，国内战乱不断，又有外敌入侵，即使国家足球队也没有充足经费，而业余或者民间足球队则主要靠募捐和表演赛来筹集资金。即使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足球运动达到的一个相对比较兴盛的时期。那时国内足球运动没有正式的足球管理组织，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外籍教练，球员更不是职业球员，频繁的国际大赛也不多，但中国足球水平在亚洲达到了几乎无人能敌的程度，不得不说这是近现代足球在中国发展以来的第一个小高潮。

还可以看到当时的球员素质都比较高，尽管他们不是职业球员，但他们很多人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还有很多真心热爱和献身这项具有无比魅力的足球运动的在职职员、体育人士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员。他们不仅在足球场上是好手，而且在自发的民间性质的比赛组织方面也显示了各方面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这些都给中国足球在这一时期的兴盛发展提供了活力。

二、中国足球队两次参加奥运会

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伪“满洲国”后，企图使伪“满洲国”的国际地位合法化，试图通过国际组织或国际活动将伪满推入国际社会。当时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日本的首选。1932年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南京国民政府因“九一八”事变和国内政局动荡而无心参赛，决定放弃。此时伪满政府声明将派东北短跑名将刘长春等人代表伪“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引起国内外社会的强烈反对。当时就读于原东北大学体育系的刘长春，在天津体育周报公开发表声明：“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岂能叛国，做人牛马？”在国人的强烈抗议下日本诡计破产。为了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参加洛杉矶奥运会，首次派出了一个三人组成的代表团，但运动员仅刘长春一人。

中国正式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和中国足球队参加奥运会足球比赛的是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和1948年第14届奥运会。

（一）1936年柏林奥运会

来源：公开资料

第11届国际奥运会1936年8月1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因为当时中国足球队在东亚地区已经没有对手，掀起了国内民众对足球的狂欢浪潮，因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决定派中国体育强项的足球组队参加柏林奥运会。中国足球队参加奥运会，是中国足球史上的首次。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36年初成立由沈嗣良、容启兆、郝更生、马约翰、颜成坤组成的五人选拔委员会，主持选拔中国足球队参赛队员，召集了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中的优秀球员至香港，将球员分编成几个队，通过十多场的选拔赛，先挑选出30多人大名单，再与香港的英国陆军、海军队的三场比赛，最后确定了22人的名单。他们是：李惠堂（队长）、包家平、黄纪良、李天生、麦绍汉、蔡文礼、谭江柏、梁树棠、梁荣照、徐亚辉、黄美顺、陈镇和、李国威、曹桂成、贾幼良、冯景祥、杨水益、张显源、孙锦顺、卓石金、叶北华、郑季良。领队容启兆、颜成坤，教练黄家骏。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驾驶员、警务员、律师事务所书记、商人、公司秘书和大学生等。为锻炼正式组成的这支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国家队，又安排与驻港的英军联队、香港联队踢了两场练习赛，分别以4∶0和7∶1获胜。

当时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全部经费预算需法币22万元。中国政府因战乱和经济不济，财力困难，只能拨款承担球队参加奥运会的部分费用17万元，还有5万元的缺口，只能由球队自己想办法解决，为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商定，足球队自筹资金，决定提前两个月出发，经东南亚各国打表演赛，以门票收入补足缺口。

球队先北上上海，到上海后又与上海的葡萄牙商会队、法国商会队、西人足球会混合队三支外国人球队进行了三场练习赛，前两场分别以6∶1和2∶1获胜，第三场以2∶3告负。

5月2日，自上海登轮出发，途经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印度诸国，一路沿途与这些国家的球队打了27场比赛，胜23场平4场，当地华侨热情买票观赛，从经济上和精神上支持祖国健儿，全体队员深受鼓舞，并补足了经费缺口。

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参赛经费，两个多月旅途中，球队把食宿条件降到最低，节省开支。7月20日，终于到达柏林。因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洋人看不起中国，不仅没有奥运会官员前来迎接，甚至连训练场地都不给安排。在艰苦和不利的条件下，中国足球队队员们没有因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而胆怯，都想努力取得胜利。奥运会采取淘汰制，抽签结果第一场比赛对当时的世界强队英国队。而英国队早已对中国队和核心球员李惠堂熟知洞察。

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亮相世界赛场，将参加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6个大项的比赛。8月6日下午5点半，中国足球队与英国队在柏林康姆逊球场相遇。比赛一开始，中国队攻势凌厉，但英国队对李惠堂严防死守。上半场中国队奋力拼抢，向对方球门几次进攻，英国队也使中国队球门几番告急。其中中国队一次下底传中破门，但被裁判吹越位。上半场以0∶0打平。下半场中国队渐处下风。主要原因是球员们万里水陆劳顿，途中踢了几十场比赛，造成不少球员身带伤痛，而需要持续体力更强对抗的下半场比赛，中国队明显出现了体力不支，攻防节奏变慢，最终两次失球，以0∶2告负，淘汰出局。

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虽然未得奖牌，但其拼搏精神、精湛技能、好学态度，赢得当地舆论的好评，说中国队技术娴熟，配合默契，只是输在体力与速度上。

中国队离开奥运赛场后，受欧洲各国的观摩邀请，开始欧洲之旅，访问了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瑞士、荷兰等国，共踢了9场友谊赛，结果1胜3平5负，其中与英国强队依士林顿的比赛平分秋色，令对手与观众刮目相看，比赛消息上了报章封面，称赞“中国球队踢得很出色”，伦敦市长还出席了欢送宴会。

（二）1948年伦敦奥运会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第12届和1944年第13届奥运会未能举行，奥运会在中断12年后，第14届奥运会1948年7月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派出奥运代表团参加，中国足球队第二次参加奥运足球比赛。

因国内局势和财力困难，当时主管体育工作的王正廷和张伯苓从2月至6月到各政府衙门达41次做“游说”工作，奔走于南京和上海之间25趟，终于磨到了2.5万美元，但是参照参加柏林奥运会的预算，还差10多万美元无法筹集。

当时一个名叫胡文虎香港富商很喜欢足球，养着一支星岛足球队。听说此事后，他让儿子胡好找到代表团负责人，主动提出愿意支付中国足球队参加奥运会的费用，但条件必须是有星岛队12名球员进入国家队参加奥运会比赛。这一要求当即被代表团负责人拒绝。王正廷听说后致电胡文虎，胡文虎表示，只能支付足球队出国的船票，前提是让他担任足球队顾问，王正廷无奈答应。

为了解决经费短缺问题，1948年4月底，中国足球队仿效上次办法，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再度“卖艺”东南亚靠门票收入为全团筹款。球队辗转于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各地，一场场比赛下来，队员极度疲劳，普遍伤痕累累，只有18名球员的队伍，几乎不能排出完整阵容，只得拼凑应付。

正当球队筹钱时，国民政府体育主管官员郝更生却在国内大骂足球队“伤风败俗”和“走私”，原因是球队在东南亚筹款而不能同时参加国内举行的全国运动会，而全运会是由郝更生全面负责的，足球队不参加全运会等于不给他面子。

7月凭借足球队上缴的门票收入，郝更生得以获得出国费用，以总教练的身份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其余队员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在这里与足球队会合再赴伦敦。

足球队领队容启兆见到郝更生后，让郝更生拿出足球队“走私”的证据，郝更生矢口抵赖，容启兆一时性起，气愤之下连给了郝更生几个耳光。

7月20日，中国奥运代表团抵达伦敦。二战刚结束不久的伦敦，物资缺乏，物价昂贵，中国代表团只得从国内运去大米、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但这些饮食对运动员来说是不够的。又因为支付不起奥运村的租金，全团寄宿在伦敦当地的一所小学里，以教室为宿舍。

伦敦奥运会足球赛制仍采用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淘汰赛制，负者直接被淘汰出局。中国队抽签遇到的是土耳其队。李惠堂此时已是中国足球队主教练，但他面对比赛规定，即开赛时定下的11名上场球员，即使受伤，中途也不得更换。这让李惠堂看着筚路蓝缕而来已伤痕累累的18名球员无可奈何。

8月2日傍晚，中土比赛在伦敦市郊的富尔哈姆球场举行，又逢天下细雨，场地湿滑，球遇雨变重，给讲究技术的中国队明显带来不利，而且土耳其球员在身高上超出中国球员。土耳其队利用身高优势，高球直接吊向中国队禁区，由他们身高1.84米的高大前锋完成射门，用这一招就进了4个球。而中国队在湿滑的场地上球难受控制，头球又因身高拼不过土耳其人。最终，中国队0∶4告负出局。

参加伦敦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名单：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王正廷

领队：容启兆

教练：李惠堂

队长：冯景祥

队员：张邦伦、朱志成、侯榕生、严士鑫、谢锦洪、刘松生、高保正、宋灵圣、邹文治、郭英祺、何应芬、张金海、黎兆荣、谢文良、朱永强、李大辉、叶清荣。

三、全运会

第四届全运会。 1930年4月1日至10日在杭州浙江省立体育场举行，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筹办。自本届起废除以地域划分的大区制，首次改为以省市为单位参加。竞赛规程、规章制度趋于现代化。足球赛采用分组淘汰制。有北平 （1930年6月，北平降格为河北省省辖市，同年12月复升为院辖市） 、天津、上海、辽宁、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南京、安徽、浙江、江西等12个队参赛。比赛分组和成绩是：

总决赛：上海10∶1南京。上海夺冠。

第五届全运会。 本计划1931年举行，但“九一八事变”和当年发生洪灾，推迟到1933年10月10—20日在南京中央运动场举办。此体育场是国民政府为了彰显实力新修建的，当时为亚洲之最。参加足球项目的球队增至18个，有福建、四川、安徽、北平、湖北、山西、河北、河南、辽宁、江西、南京、广东、湖南、江苏、山东、绥远、上海队和香港队。比赛结果是：

总决赛：上海3∶0广东，蝉联冠军。

从比赛结果的大比分上看，港粤、京沪、北平河北三个地区的足球水平仍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强水平，反映出了其他地区与之实力的悬殊。在上海队与辽宁队的比赛上，上海队以6∶0领先时，发生球员打架风波，观众涌入场内，比赛无法进行，后辽宁队被判弃权，上海队以1∶0进入复赛。

在本届运动会上，最令人心酸的是来自东北沦陷区的运动员们组成的东北联合代表队，他们身穿上黑下白的服装，代表沦陷区东北参赛。刘长春在大会上说“比赛结束后，诸位可以回家，而我们则无家可归，希望下次运动会在沈阳举办。”听者无不动容。

第六届全运会。 1935年10月10至20日在上海刚落成的江湾体育场举行，政府拿出了较多资金支持体育运动，因此本届全运会也是当时最为成功的一届。参加本届足球比赛的足球队有19个，它们是南京、福建、上海、北平、安徽、四川、青海、广东、马来西亚华侨、山东、青海、江西、河北、河南、浙江、辽宁、湖北、湖南、香港队。足球赛除检阅、交流球技之外，还成立了专门选拔委员会，为参加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足球赛选拔运动员。比赛仍分成两组，采用淘汰制。分组和比赛结果是：

总决赛（前四名排位赛）：

争夺第一名：香港3∶1广东

确定第四名：马来亚华侨3∶1上海

确定二三名：马来亚华侨1∶0广东（弃权）

名次：1香港队，2马来亚华侨队，3广东队，4上海队。

大会结束后，《大公报》评出本届全运会足球比赛最佳阵容，他们是包家平、谭江柏、麦绍汉、蔡文礼、徐亚辉、林志泉、郑季良、陈镇和、李惠堂、孙锦顺、曹桂成。

第七届全运会。 按照国民政府《全国运动大会举行办法》的规定，“全国运动会每间两年在首都及各省市轮流举行一次”，原定于1937年10月10日“国庆节”在南京举行，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届运动会被无限期延宕下去。抗战胜利后，1947年上海市教育局长顾毓秀牵头，江湾体育场场长兼圣约翰大学体育长蒋湘青提出上海市愿举办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兼为世界运动会 （1948年伦敦奥运会） 选拔人才。原计划1947年10月10日“双十节”举办，是恰逢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十周年，应当是很有意义。而当时计划的主会场江湾体育场被国防部联勤系统霸占，用于囤积军用物资。还由于正值内战形势剧变，庞大的军费尚令国府不堪重负，行政院原计划补助二十亿国币的办会费用也没有着落。因此，上海市全运会筹委会1947年6月13日发表声明，第七届全运会再次延期到1948年举行。直到1948年5月5—16日（因天气原因，延长两天到16日闭幕）在江湾体育场举行，与上一届已相隔了十三年。

参加本届足球赛的有21个单位，有南京、贵州、青岛、陆军、广东、河南、大连、联勤、湖北、上海、香港、海军、浙江、汉口、空军、福建、四川、警察队，以及来自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华侨队。海军、陆军队拉来上海青白甲组队员参赛，警察队拉来香港星岛队和志杰队队员参赛，浙江拉来上海铁路队参赛等，弄虚作假严重。因参加第14届奥运会的足球队正在东南亚访问，所以各队的实力大体相当。足球比赛一共32场，分在逸国、沪江大学、江湾体育场进行。

比赛采取分组淘汰兼落选制，最后四队单循环决定名次。21支球队分成4组，每组情况和比赛结果是：

甲组：警察、四川、福建、泰国华侨；

乙组：空军、汉口、浙江、菲律宾华侨、香港、海军；

丙组：上海、湖北、联勤、大连、河南、广东；

丁组：陆军、青岛、贵州、南京、马来亚华侨。

分组赛5月5日开始。马来西亚华侨5∶1南京，青岛0∶1陆军，广东4∶0河南，大连2∶0联勤，湖北1∶3上海，香港2∶1海军，菲律宾华侨3∶6浙江，汉口1∶5空军，泰国华侨6∶0福建，四川1∶12警察；贵州1∶7陆军。

5月7日空军对浙江队，浙江队员被三名空军球员围殴。

分组赛后进入前八的球队是：马来西亚华侨、陆军、大连、上海、香港、浙江、泰国华侨、警察队。

四强赛结果：马来西亚华侨1∶3陆军，大连（资格被取消）1∶3上海，香港3∶0浙江，泰国华侨1∶2警察。

5月9日上海对大连队，大连队因被罚球多次迁怒于裁判，13号卢泰昌拳击裁判徐绍武。大会决定：取消大连队参赛资格；取消大连队下届资格；大连队赔偿裁判医药和损失费；并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

上海、香港、陆军、警察队进入决赛圈。决赛第一轮结果：陆军3∶0胜上海，香港1∶1平警察。

5月13日，上海队对警察队，上海队在规定比赛时间逾半小时未到场，作弃权论。上海队事后解释，多数队员因服装问题，只能4点以后比赛，大会不同意，上海队只能弃权。但真实原因是上海队慑于警察队的凶悍而弃权。

5月13日，香港队对陆军队，陆军队组织士兵携带枪支入场，参赛的22名队员就有11人挂了彩，主裁判邓效良频频哨响，警告越轨行为。下半时，香港队2∶0领先，陆军某队员故意踢人被罚离场，该队迁怒于裁判，裁判向陆军队解释，一名陆军队员从后面踹裁判一脚，引起两队斗殴。陆军队球迷大哗，喊出“要架机枪打香港队员”。陆军队领队也冲入场内拔出手枪威逼裁判。最后陆军队领队意外发现香港队右翼刘福全在上半时已被换下，几分钟前再替补参加比赛，以违反规则为由提出抗议，要求认定香港队获胜无效。审判委员会认为裁判员未及时查明，错在裁判，宣布香港队成绩无效，应进行重赛。但后来由于闭幕不能再延，无法举行重赛，经决议算作为0∶0平局。

5月14日，南京队对湖北队，终场前2分钟湖北队部分队员不服裁判判罚，导致比赛未能终场，大会决定取消湖北队比赛资格，侮辱裁判的燕振华、朱云浓不得参加下届全运会。此外，全体裁判集体辞职罢哨，要求安全保障。

5月15日，陆军队对警察队，为防止意外，特邀上海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现场坐镇。由于14日裁判集体罢赛，只得由大会裁判组组长江良规亲自下场，上海足球裁判会长乐秀荣和南开大学体育主任侯洛荀分任边裁，最后2∶2平局。

如此，香港、陆军、警察三队积分相同。经大会裁判组讨论决定三个队都是冠军。四队决赛，上海放弃，剩下三个队都是冠军，皆大欢喜。

这届全运会足球赛组织工作混乱，锦标主义思想严重。除了前述的暴力冲突外，还有裁判员看错时间，仅赛20分钟就要换场地，甚至严重违背体育精神，带枪来比赛，用枪恐吓裁判，把赛场变战场等乱象。

四、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足球队参加的三届远东运动会

第八届远东运动会1927年8月27日至9月4日在上海举行。中国足球队参加。

比赛成绩：中国5∶0日本，中国1∶0菲律宾。在与菲律宾队的比赛中，由于菲律宾队的野蛮踢法，导致两队发生冲突，菲律宾队最终弃权，主裁判按惯例判中国队1∶0夺冠。

名次：1中国队；2日本队；3菲律宾队。第七次蝉联冠军。

中国队成员：队长黄柏松。队员包家平、刘庆祥、孙锦顺、林玉英、黎郁达、吴锦泉、黄瑞华、冯文杰、蔡炳芬、曹桂成、陈光耀、罗伟民、何佐贤、刘茂、伍宝鎏、陈焕贤、张鉴泉。全部来自香港的中华足球会。李惠堂因代表三华足球队访澳未参加本届比赛。

第九届远东运动会1930年5月24至31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足球队赴日参加。足球项目仍是中国、菲律宾、日本三国代表队参赛，采用单循环淘汰赛制。

比赛成绩：日本3∶3中国，中国5∶0菲律宾，日本7∶2菲律宾。在中国队与日本队的决赛上，由于主裁判偏袒主队，日本队3次领先，但中国队三度扳平比分，90分钟打成3∶3，根据规则，应加时赛30分钟，但日本队惧怕，坚称比赛已经结束。最终中日两队并列冠军。

名次：1中国队/日本队（并列），3菲律宾队。

参赛的中国队15名队员：李惠堂、周贤言、李天生、冯运佑、梁贤赞、李宁、黄瑞华、陈镇和、孙思敬、叶北华、戴麟经、陈家球、孙锦顺、陈光耀、曹桂成。其中，来自香港南华队8人，上海东华和乐华队6人，天津北宁队1人。

第十届远东运动会1934年5月12至19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国足球队赴马尼拉参赛，除中、日、菲三国外，荷属东印度群岛 （今印尼） 首次参加。仍采用单循环制。

比赛成绩：中国2∶0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0∶2中国，中国4∶3日本，菲律宾3∶2荷属东印度群岛，荷属东印度群岛7∶1日本，菲律宾3∶4日本。

名次：1中国队；2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队/日本（并列）。中国足球队第九次夺冠。

中国队队员：李惠堂、徐亨、黄纪良、李天生、刘茂、谭江柏、何佐贤、梁荣照、黄美顺、李国威、陈镇和、曹桂成、郑季良、陈家球、冯景祥、叶北华。全部来自香港（11人）和上海（4人）。

1913年到1934年，在马尼拉、上海、东京等城市先后举办过十届，第二、五、八届在中国上海举行。从第二届到第十届的21年间的远东运动会上，冠军均由中国足球队蝉联。中国队对与日本队的比赛，常踢出赢四五个球的大比分，压得日本足球长期抬不起头，当时日本媒体感慨道：“既生瑜，何生亮？”尽管中国足球队当时算不上世界强队，但在远东地区则是一支强队。

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办，日本人以为稳操胜算，准备洗雪前耻，不料又以1∶5大败，又惊又气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沮丧之情溢于言表。上海的《申报》将日本媒体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翻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大胜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使中国足球队在亚洲体坛内获得“铁军”的称号。中国队对日本队的不败记录，也让“甲午战争”以来，备受压抑的中国人在体育场上出了一口气，足球也成为中国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最大希望。

入选中国足球队的队员主要来自港粤沪三地，因为这三地的足球传入较早，水平较高，如前五届的队员基本选自香港南华体育会，第八届选自香港中华体育会，除个别队员外，均属广东籍。第九届的队员选自香港的有8人 （也全部广东籍） ，上海的6人、天津1人。第十届有上海的4人，其余均选自香港。在十届运动会上，表现出的优秀球员有唐福祥（民国6年）、梁玉堂（民国10年）、李惠堂（民国14年）被当时的国内新闻媒体评选为“远东球王”的美誉，涌现出了李惠堂、镡福祯、戴麟经、李凤楼等一批足坛宿将，被称为“铁军”，如荣获第二、三、四届远东运动会足球项目冠军的中国足球队队长、当时南华足球队的唐福祥，被称作当时中国的第一代“球王”。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使伪“满洲国”派运动员参加1930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阴谋失败后，又阴谋另施，利用1934年第10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机会，企图使伪满挤入比赛，但阴谋再次落空。第十届运动会结束后，为使伪满加入远东运动会，日本要挟菲律宾解散了“远东体育协会”，重新组织“东亚业余体育协会”，并立即表决接纳伪“满洲国”参加，当即遭到中国代表沈嗣良、马约翰、郝更生的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最终有“近代亚运会”之称历时二十一年的远东运动会被迫于1934年停办。 fj6EPrGxCGM4/mQsMZ40wq6wadtd3kk2gUmrImzB4ut/1K4QyLOs5X1qDt8wgJ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