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足球运动近代传入中国，主要因为这项运动所具有的魅力，正如近代著名体育家、发起成立江南大学体育协会的周家骐在《上海足球》中所说：“毫无疑问，足球是全国最普遍、最受人欢迎的一种球类运动……而万人空巷的吸引力只有足球才能做到，其他任何明星、任何世界名将都无足球精彩的号召力……而球王之声誉更是家喻户晓的吧。”也因为在近代屈辱的历史中逐渐认识到西方体育对国民体格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作用。以足球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思想，首先就受到当时的教育界人士的重视并实践于学校的体育教育活动中。
19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日益腐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兴起，成了“一时之世风，一时舆论之趋向”。洋务派力主效仿西方，西方体育思想也传入中国，但首先是从西洋兵操引入军队训练开始，随之兴办各式洋务学堂，聘请外国教员，开设体操 （即体育） 课。以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在天津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为例，体育课程有“击剑、刺棍、木棒、哑铃、足球、跳栏、算术竞走、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目。北洋水师学堂还与武备学堂、电报学堂举行校际运动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于是维新派进一步主张必须全面改良中国社会，效法西方制度，教育方面要废科举、办西学。康有为提出学校要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的教育，梁启超倡导“尚武”精神，严复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偏于德育，而不重视体育、智育，这是“人才因之以稀，社会由之以陋”的原因。维新派使得“近代中国人开始从更深的层面上接受西方体育和认识西方体育。”尽管维新运动失败，但清廷还是在摇摇欲坠之中于1903年颁布《癸卯学制》，规定自初等教育至高等教育均须设体操 （体育） 课，每星期占总课时的5.6%—10%不等，由此确立了中国近代以德育、体育为思想的学校体育制度。《癸卯学制》颁布后，除了体操课之外，学生们的课外体育活动十分活跃。
清末民初，蔡锷、蒋百里等人从日本引入军国民体育思想。蔡锷在《军国民篇》中指出，“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质，不独限之从者”，“凡全国国民，皆亦具有之”。蒋百里在《军国民之教育》中认为，应该把军人教育扩大到学校和社会之中。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正式提出“军国民教育”，认为“中国教育应重尚武，不但为保卫国家计，亦为强身健体计。”“各学校应一律提倡体育，国民身体既强，临时授以军事知识，亦可执干戈以卫国家。”
主张“教育救国”“体育救国”的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创办的南开各校，要求“对于体育设备、运动场地、力求完善；体育组织、运动比赛，力求普遍”。南开有足球队、篮球队、棒球队、排球队、网球队、田径队等。1935年天津北宁足球队和南开队主力球员组成中华足球队，参加天津的“爱罗鼎杯”比赛，连续打败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获得冠军。张伯苓接见和宴请全体队员，席间激动地说：“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五分钟热血，足球比赛全队11人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是胜利的希望，这是克服‘一盘散沙’的良好手段，而且足球比赛时间长，紧张激烈，越到终场就越是激烈，必须具有坚持到底的精神，如果用这种精神为社会服务，就不会被洋人耻笑‘五分钟热度’。”
“五四”运动前后，美国的自然体育思想传入中国。自然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1.体育是一种教育方式。体育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任何身体的活动也是精神的活动，通过体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各种基本技能，还可以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提高文化素养。“体育教师之责任，在于发达儿童之身体，重于培养儿童之品格。”2.重本性发展。要使儿童身心健康，就不能让他们的本性受到束缚。“游戏是儿童的本性，本性又是教育的原动力，因此，学校必须重视儿童游戏的本性。”对儿童本性应加以启发和辅导，使之充分地、正常地发展。3.推崇自然化体育。体育教材和教法要尽量自然化，以顺应个人自然的本性。“在体育实践中应尽量采用符合儿童本性的游戏、舞蹈、户外竞技运动、野外活动和各种基本技巧。”
（以上参考刘欣、王瑜、张未靖《近代体育思想传播与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
近代中国足球的自然体育思想，不止体现在教育家，也体现在球员和裁判身上，足球比赛的另一主体——裁判，在当时也是出于对足球的喜爱参与其中。周家骐在书中写到：“吾人见裁判员登场执行职务，应该先要晓得他服务之目的。他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因为他或是过去之运动员，或是对于该项运动及规则上富有赏玩之兴趣者。故而在公余之暇，出来担任此义务职，作他舒筋活血之体格操练，代替其他损体耗费的消遣，正如古人之饮酒赋诗，同具闲情逸致，与所谓业余运动之意义无二者也。”
受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192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新学制《主科学制》及《课程纲要草案》，学校的“体操科”正式改为“体育科”，并规定内容为田径、球类运动及游戏，剔除兵操。1929年中华民国《国民体育法》公布，及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暂行小学课程标准》。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规定教材有球类、田径、游泳、器械运动、国术、体操、垫上运动、韵律活动、和缓运动、野外活动。
体育教育中的足球项目也随着近现代体育思想的发展而在各级学校中普及开来，并从学校向社会传播。到1930年代，中国足球运动达到了第一个兴盛期。
需要注意的是，足球运动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洋人足球、学校足球、社会足球等几个阶段，但其业余的性质从未改变。直到新中国建立，建立起了专业足球，再到今天的职业足球。
另外，需要补充和指出的是基督教青年会与足球教育的普及关系。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是由英国人乔治·威廉等十二名青年1844年在伦敦创立，借助教育、文化、体育、社会服务等来推行其传播基督教义为宗旨。青年会注重青年人“德、智、体、群”的均衡发展，以及世界青年人的交流与和平。
青年会最早1876年在上海成立第一个青年会组织，其成员和活动只限在华的洋人青年参加。1885年美国传教士施美志和毕海澜在中国分别创办了福州英华书院和河北通州潞河书院，开始了在中国社会的活动。
1890年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大会，决定请北美协会派人到中国来组织青年会。1895年北美协会派遣来会理到中国作为第一名青年会的干事。之后青年会以知识青年为对象、重要城市为其活动地点的方式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到1920年，青年会在中国成立了174个学校青年会，31个城市青年会，人数达到6万多人，遍及17个省和华侨聚居地。随之一批西方体育专业人士分赴上海、北京、天津、长沙等地，充任青年会的体育干事或高等学校的体育主任或教授，一方面宣传了近代西方体育，另一方面也主导了中国早期的体育竞赛，培训了中国早期的体育专业人员，其中也使足球运动成为了一项大众参与和爱好程度极高的体育项目，从学校到社会得到普及，但负面影响是几乎使近代中国人失去了“体育权”。
青年会最高机构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执行机构是董事部，董事部下设总务部、庶务部、城市部、学生部、演讲部、书报部、宗教部、体育部、干事养成部等，各司其职，服务全国。青年会体育部最早设立于1907年，在各地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中均设有体育部，专门负责安排青年会系统的体育工作。因此基督教青年会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成体系的组织系统，其体育决策得以自上而下、由点及面地开展和执行，客观上对推动中国体育竞赛的蓬勃发展以及推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华北运动会、华东运动会、华中运动会的举办；1910年上海青年会发起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 （民国初追认为第一届全运会） ；远东运动会的创建（菲律宾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东亚的总部）；以及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关系的建立 （最早是1915年上海青年会与国际奥委会建立联系） 等，都离不开青年会的直接作用。
1922年成立的全国运动组织“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是以青年会为主体的组织，它对内实为全国体育活动的最高机构，对外是中国负责筹备、参与国际赛会的代表。直到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中国人开始自主管理国内外体育事务，象征着中国人收回了“体育权”，青年会的影响力则逐渐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