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团结起来,就能拴住一头狮子。
——埃塞俄比亚谚语
30万年前,当人类初次现身地球时,智人并非唯一的原始人。我们很有可能与其他5~7种原始人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其中的一些人种,例如尼安德特人,可能在体格上比我们更大,更健壮。从头骨来看,他们的脑容量也明显超过我们。现代人的脑容量大约为82立方英寸
,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则可以达到100立方英寸。虽然脑容量对智力的影响权重只有9%~16%,但尼安德特人确实在这方面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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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体格上具有优势,但他们却在4万年前“灭绝”了。不过,“灭绝”可能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先辈们到达欧洲,通过竞争资源(有时是通过抢夺他们的食物,有时是通过杀戮)将他们逐出生存之地前,他们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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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同类相比,我们到底具备什么优势呢?答案可能在于我们运用智慧的方式,而非蛮力。使用火的能力无疑为我们的生存带来了帮助,但真正区别我们与其他原始人的重要因素可能在于我们拥有进行社会合作、运用复杂的语言和抽象概念的能力。我们策划、沟通和协同工作的能力弥补了自身身体的局限性,这些能力的助力在群体中更为显著。我们的大脑具有独到之处,能够让我们超越此时此地,形成复杂的信念,与他人分享这些信念并共同努力。
我们并不仅仅专注于当前切实的生存需求,还能通过思维进行跨越时间的遐想。我们可以制订复杂的计划,对未来进行预设,更关键的是,我们有能力创造出一个尚未显现的未来。使我们与众不同的并不是我们的体格,甚至不是火这样的工具,而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种无形力量:我们的共享意图。 [3]
在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发展心理学等领域,学者们投入了数十年时间去研究共享意图的演化过程,探究这一机制如何帮助我们在生存竞争中超越其他物种,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身上如何体现。在这些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分成果来自杜克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中,托马塞洛始终坚持认为,“社会认知是人类独特的‘秘密武器’”。他强调,一些对人类来说相对简单的任务,对其他灵长类动物来说却难以完成,这些任务包括过度模仿(即模仿动作的风格,而不仅仅是动作本身)、递归心理理解(意识到对方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以及有意识地引导对方进行社会学习(刻意教导对方如何与同类交往)。
虽然很难准确解释我们是如何演化出这些能力的,但它们很可能是环境压力的产物。大约200万年前,还有20万年前,资源极为稀缺,但情况并未严重到让所有生物全部灭绝的地步。这种环境导致了“金发姑娘”状态,这种状态下有一种独特的平衡:只有具备某些特性的生物能够存活下来,比如那些学会了合作的生物。如果生存条件过于严酷,早期的原始人可能无法生存;如果生存条件过于宽松,他们则无法感受到足够的自然选择压力——这种压力会迫使他们朝向某种特定的能力进化。然而,在适度的环境压力和充足的时间下,自然选择压力能消除个体间的差异,迫使他们分享想法、观念和意图。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孤立的环境中,他们可能会齐心协力,找出解决方案,然后继续生活。但是,当环境本身奖励共享目标的时候,经过数代的演化,最终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优势的物种:这种物种不仅能够在当前时刻协调合作,更具备一种超越协作能力的优势。
尽管乍一看协作意图和共享意图有些相似,但共享意图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协作。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参照近百年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约翰·塞尔(John Searle)所设计的思想试验。 [4] 假设有两组人:一组在公园里野餐,另一组则正在为演出进行舞蹈排练。现在,让我们设想以下两种场景:
● 当暴风雨突然袭来时,野餐者纷纷奔向树下寻求庇护。
● 舞者所排练的舞蹈有奔向树下寻求庇护的动作。
这两种场景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根据塞尔的观点,这两种场景正反映了所谓的“我的意图”与“我们的意图”的不同。尽管野餐者的一致行为看似是共享意图的结果,但事实上,他们只是“自私自利”的个体的集合。他们的行动碰巧一致,这是因为他们都在对同样的刺激做出反应——他们用一种看上去协作一致的方式来满足私利。然而,舞者是有意选择协作一致的,这体现了“我们的意图”。同样,其他动物的一致行为或许看似基于一种集体意图,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显然是在一致的自我利益驱使下进行活动的。 [5]
这引出了贯穿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那些看似相同的行为(包含一些被视为“高效能表现”的行为)却可能源自不同的内在驱动机制。观察公园里正在跑步的一群人时,这一点可能并不那么明显,然而,当你回顾人类历史中由强烈意图催发的一些惊人成就时,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
要实现那些远大而艰巨的目标,我们必须持之以恒。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能力是意图的核心所在。意图绝非下决心拿起一支铅笔那么简单,它是一种突破个人极限的力量。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意图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失。公元前221年,嬴政一统天下,成为秦朝的开国皇帝。他一生打造了多项宏伟工程,其中之一就是将自己与敌人在今中国境内修筑的众多防御工事连成一体。这些防御工事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后来,经过不断地改造、扩建和修缮,这项工程一直持续到16世纪。这些付出构成了如今我们所熟知的中国长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构筑物之一,由10051段墙体、1764段壕堑与界壕、29510座单体建筑以及2211座防御工事与关隘组成,总长度为13170.70英里
。
嬴政当初启动这项工程时,是否曾想过,他的长城将抵御外敌长达数千年,甚至在遥远的21世纪仍能每年吸引上千万游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无论他最初的愿景如何,他的个人意志最终化为了集体意志力。历经千年,数十万工匠为长城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不可否认,这些工匠或许并非怀有同样的意图,但他们人数众多,足以让这项工程继续下去。让长城屹立不倒的信念如野火燎原,将嬴政的愿景代代相传。这就是共享意图的力量。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意那些我们永远无法目睹的遥远未来似乎是一件反常的事情,然而,正是这种超越个人、跨越时空的心怀意图,使智人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随着世界的发展与变化,我们借助意图的力量创造了越来越复杂的事物。载人登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除了摆在人类面前的技术难题之外,更要考虑人类开发这些技术所付出的长期努力。我们继承前人的衣钵,在这一领域不断前进。起初,我们通晓各个领域的知识,专注于探索宇宙的本质。后来,我们的职业开始分化,出现了数学、化学和物理学等领域的专家。随着技术的日益复杂,我们进一步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思想领袖们甚至倾其一生都在研究某个公式。在无数人耗费自己的毕生精力解决了一系列微小的问题之后,我们才终于迈出了最后一小步。这一小步不仅仅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更是我们人类身份的必然体现,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飞跃。
意图首先是一种身份的表达。自我意识,于个人而言,可以对应意识、自我或灵魂;于群体而言,可以对应忠诚或归属感。正是依靠自我意识作为载体,意图得以穿越时空而延续下去,成为人类最强大的工具之一。
我们有能力借助意图的力量将目标和想法变成现实。但如果缺乏正确的方法,我们可能穷尽自己的一生都在彰显着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份。如今,不少人都遵循着不属于自己的愿景而活着,并由此产生了倦怠或疏离感,而这正是促使我们创作本书的现实基础。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意图,并探讨如何运用相关的科学理念来成就真实而具有批判性的自我。
[1] Koch, C.(2016). Does brain size matter? Scientific American Mind, 27 (1), 22-25.
[2] Tattersall, I., & Schwartz, J. H.(1999). Hominids and hybrids:The place of Neanderthals in human 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6 (13), 7117-7119.
[3] O’Madagain, C., & Tomasello, M.(2022). Shared intentionality, reason-giv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ultur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77 (1843), 20200320.
[4] Searle, J. R.(1990). Collective intentions and actions. Intentions in communication . PR Cohen, J. Morgan and ME Pollak.
[5] For more on this, see De Waal, F.(2016). Arewesmartenough to know how smart animals are ? WW Norton &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