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新月沃地|腓尼基|吕底亚王国|波斯帝国|希腊|亚历山大|罗马|阿拉伯帝国|香料|大航海|殖民掠夺|蒸汽船|自由贸易|棉纺织品|英式全球化|关贸总协定|集装箱|放松管控|美式全球化|跨国公司|逆全球化|区域化|新全球化
2024年7月底，我在伊朗旅行时发现，伊朗人普遍将“China”读作“Chin”（秦的发音）。起初，我认为这只是他们对于中国悠久历史的认可，然而一位当地朋友告诉我，这一事实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伊朗人民承认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则是暗示伊朗文明比中国文明更为久远。中国有超过5000年的文明，而很多伊朗人坚定地认为，他们的文明史超过了7000年。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中国和伊朗的历史谁更加久远。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最早的文明起源于“新月沃地”（中东的两河流域和黎凡特地区），约公元前3700年，这一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国家形态，生活在那里的苏美尔人，更是发明了人类已知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此外，“新月沃地”的居民们还最早驯化了牛、羊等家畜，此外他们还种植出了大麦、小麦等农作物，这一切都为农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些，后来的贸易必将成为无本之木。
公元5世纪之前，前全球化阶段一
贸易是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文明传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古代的中东及地中海区域是国际贸易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作为闪米特人的一支，腓尼基人凭借卓越的航海技术，一举成了古代最为活跃的贸易力量之一。公元前9世纪末，腓尼基人在突尼斯沿海建立了殖民城邦迦太基，他们据此逐渐垄断了西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并将其商业网络扩张到了非洲和西北欧。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吕底亚王国（位于今土耳其西北部）出现了已知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币，该国也因此而成了古代世界的商业重镇。这些金币成了古代流通最广泛的“硬通货”，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当时国家间的商业交易。
吕底亚王国后来被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所征服。凭借着民族包容性以及亲商、重商政策，波斯第一帝国也成了重要的商业帝国。与波斯第一帝国同一时期的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凭借自身活跃的商业网络，也在地中海区域建立起了一个稳定的贸易体系。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希腊其他城邦及波斯帝国，并将其版图扩展至埃及和古印度，这一剧变，客观上打破了各区域间的壁垒，并且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贸易互通。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年早逝，亚历山大帝国很快土崩瓦解，然而位于现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依然成了东西方商路上的重要枢纽。即便是到了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仍将亚历山大港列为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
古罗马（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随后崛起。在征服了广大的领土之后，罗马帝国的上流社会开始穷奢极欲，贵妇们钟爱穿着中国丝绸制成的长袍、佩戴印度的宝石。据史书记载，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由20艘商船组成的船队常年往返于红海与古印度之间，他们将珠宝、香料和纺织品运输至红海，再由骆驼商队转运至尼罗河，最后再输送至罗马帝国的各大城市。
这一时期，在欧亚大陆的另外一端，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他也因此开辟出了“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成了罗马贵族追捧的顶级奢侈品，由于长途运输的复杂性以及层层盘剥，丝绸在从中国运抵罗马之后价格暴涨，因此仅有上层阶级有能力享用。当时，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长安，这条贸易之路经中亚、波斯，至地中海，全长超过1万公里。
丝绸之路虽然连通了东西方，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条贸易通道的稳定与否，主要还是依赖于罗马帝国和中国王朝的政治稳定，至于普通民众，在其中的参与程度非常低。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国家间的贸易利益也主要集中在统治阶层，这个阶段可以被视为精英阶层主导的“上层全球化”。
公元6世纪—15世纪，前全球化阶段二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虽然延续了上千年，但依然难改逐渐走向衰落的事实。阿拉伯人则凭借其游牧文明的贸易传统以及宗教传播的动力，逐渐成了新的全球贸易主导者。到了8世纪，阿拉伯帝国扩张成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帝国。
在这个阶段，印度洋沿岸逐渐取代了地中海沿岸，成了全新的全球商业中心。此时，东西方贸易的格局，也演变为西有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东有中国唐朝的体系。唐朝前、中期，陆上丝绸之路一度重新繁荣，这条贸易通道促进了东西方的物资流通。然而到了公元751年，唐朝在怛罗斯之战（今中亚哈萨克斯坦境内）中败给阿拉伯帝国，也因此而失去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几年之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又让唐帝国内部动荡不堪。内外交困之下，唐朝从巅峰逐渐走上了下坡路，陆上丝绸之路也因此而逐渐萎缩，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成了新的贸易主线。
唐朝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广州、泉州、扬州等城市为起点，经由东南亚到达印度洋沿岸，并且延伸至波斯湾和红海。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瓷器和丝绸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而香料则成了主要进口商品。唐代“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揭示出了当时中阿贸易的繁荣景象：“黑石号”内满载6万多件中国瓷器，其中一些还带有极具伊斯兰特征的图案，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当时唐朝商人对于阿拉伯市场拥有极为精准的把握，他们甚至已经开始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的高端服务。
印度洋沿岸贸易的繁荣，带动了附近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让阿拉伯商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商人不仅通过贸易获取利润，还将伊斯兰教传播到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今天，西起摩洛哥，东到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区域，分布着大量穆斯林，这一现状正是当时阿拉伯商人主导全球贸易的历史遗产。
到了宋朝时期，海上贸易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当时中国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宋元时期的泉州港，也一举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于各地的商船云集于此。相比于唐朝，宋元两朝在对外贸易方面表现得更加开放，民间商人也积极参与其中，这使得海上丝绸之路成了宋元两朝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以穆斯林商人（主要为阿拉伯人）为纽带，连接了东西方的物质与文化。这一模式的主导权，掌握在阿拉伯帝国和穆斯林商人手中。客观地说，尽管中国的商品在全球市场上极受欢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贸易网络的辐射能力依然受到地理和制度因素的多重限制。在这条“瓷器与香料之路”上，穆斯林商人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他们将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金属制品运往欧洲，同时从东南亚和印度带回香料、宝石和异域动植物。穆斯林商人将这些商品通过红海和地中海销往欧洲，极大地推动了中世纪欧洲的消费升级。
15世纪—18世纪末，前全球化阶段三
13世纪末，蒙古帝国的分裂与阿拉伯帝国的衰落给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15世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垄断了东西方贸易；而在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后，欧洲国家渴望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者，他们为了绕过奥斯曼帝国的阻隔，纷纷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至此，大航海时代正式拉开了帷幕。
“伊比利亚双雄”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了这一阶段的海上霸主：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2年，西班牙资助的探险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五年后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成功打通了通往印度的海上贸易路线；而1519年麦哲伦带领西班牙船队耗时三年完成了环球航行，这一壮举，使得全球贸易网络第一次真正连接在一起。
可以肯定的是，大航海时代并没有为所有地区带来繁荣；在欧洲殖民者的侵略下，美洲、非洲等地的土著居民甚至还遭受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和社会破坏。为了弥补美洲劳动力不足的劣势，欧洲殖民者建立了大西洋三角贸易：他们从欧洲运送枪支和工业品到非洲换取黑人奴隶，然后将奴隶贩卖到美洲种植园，换取甘蔗、棉花等大宗商品运回欧洲。奴隶贸易为殖民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一度成为欧洲资本积累的最重要来源。
在亚洲，欧洲殖民者通过建立贸易据点来控制香料和丝绸等高价值商品的流通。1602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随后，该公司建立起了广泛的贸易网络和殖民体系。而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则逐步控制了印度的贸易和政治。凭借资本主义商业模式，荷兰和英国成了全新的海上霸主，他们逐渐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欧洲国家优先发展与自己殖民地的贸易，而非推动全球一体化；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欧洲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和贸易垄断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大西洋也因此而取代地中海、印度洋，成了全球贸易的新中心。尽管全球贸易量大幅增加，但全球财富的分配却极度不均衡，殖民地成了欧洲国家的资源供应地和制成品销售市场，而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则受到了严重限制。
18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英国借此迅速崛起，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帝国则走向衰落，全球贸易迎来巨变，为全球化1.0时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1846—1914年，全球化1.0阶段
在成为自由贸易的主导国家之前，英国长期奉行严格的重商主义政策，该国通过控制贸易来确保本国利益的最大化。1651年，英国颁布了著名的《航海条例》，其中规定：凡是运往英国的进口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该商品原产地的船只来运载；而其他国家制造的商品，若要进入英国殖民地市场，必须先运抵英国，再经由英国商船转运。
这一规定大幅度削弱了竞争对手的贸易能力，同时强化了英国对全球海上贸易的控制力。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多次战争中确立了海上霸权。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7世纪，英国与荷兰进行了四次英荷战争，最终打破了荷兰在海上贸易中的领先地位。到18世纪末，英国成功建立起了“日不落帝国”，其殖民地遍布全球各大洲。
1840年前后，英国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一举成为全球首个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在那之后，实力强大的英国也从早期奉行重商主义逐步转向了自由贸易主义。1846年，英国正式废除了《谷物法》，这标志着该国彻底放弃了重商主义，转而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全球化1.0阶段由此到来，英国成了主导国家。
早期英国更加依赖大宗商品（如香料、贵金属、茶叶等）贸易，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该国逐渐转向了工业制成品贸易，世界贸易结构也因此而发生了深刻变革。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从美洲、印度和中国等地进口原材料（主要是棉花），再将其制成纺织品销往全球市场，全球供应链和贸易网络在这一阶段初步成型。
1816年，英国确立了金本位制度，伴随着该国主导的全球化不断扩张，英镑理所当然地成了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结算货币之一。金本位制度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这项制度的推行使得全球贸易得以更加稳定地进行。
几条重要运河的开通进一步助推了全球贸易的发展。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大幅度缩短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航线距离，该条运河打通了地中海与红海的直接通道。1914年，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该运河将大西洋与太平洋连接在了一起，大大降低了远洋贸易的难度。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大幅度降低了全球航运的成本，还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货物运输的效率。
这一时期，全球标准化程度的提升为贸易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正如中国秦朝“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一样，国际社会也在推动全球标准的统一化。1790年，法国科学家建议，采用通过巴黎的地球子午线全长的四千万分之一作为标准长度单位，这就是后来的“米”；1884年，格林威治时间被确定为国际标准时间，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统一的时间参照；1889年，国际计量大会（CGPM）进一步将1千克定义为“国际千克原器”的质量……这些标准的制定和推广，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9世纪的100年里，全球贸易总量年均增长约3%。19世纪早期，全球出口贸易总额仅占全球GDP的6%；到1914年一战前夕，这一数字已上升到14%。此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和亚洲的人口大量向美洲迁移：在1905年至1914年这10年间，美国平均每年接纳近100万移民。事实证明，除了商品的全球化之外，人的全球化也在这个时期加速推进。
全球化1.0的实际受益者非常有限，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和殖民体系，强行将亚、非、拉美地区纳入其经济体系当中。绝大多数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都沦为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了西方工业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生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众们，大多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贫困与压迫之中。实际上，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工业化发展程度的不均衡、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同样存在，这一事实也令英国主导的全球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随着英国霸权的逐渐衰落，全球化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1945年—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2.0阶段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是无可争议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凭借资源优势和工业潜力脱颖而出，成了新一代工业强国。进入20世纪以后，推动“世界政策”的德国对英国原有的霸主地位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两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经济和政治冲突，最终将整个欧洲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生产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29年，全球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濒临崩溃。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各国经济政策的急剧转向，逆全球化思潮逐渐开始抬头。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全球化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
毫不夸张地说，从1914年到1945年，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长达30多年的“逆全球化”时期，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和关税壁垒不断加强，资本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也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尽管这一时期全球化整体处于逆转状态，但各国在技术上的进步使得全球的联系更加紧密。1919年8月，英国的飞机运输和旅行公司（Aircraft Transport and Travel）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国际定期航班航线，英国首都伦敦和法国首都巴黎之间自此有了定期航线。航空运输的兴起，极大地节约了人们的出行时间，重新定义了空间距离，该行业也因此而成了全球化进程中一股重要的新兴力量。同时，造船业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迅猛发展，各种新型货轮和远洋船只的出现，为战后大规模的货物贸易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凭借其工业和经济优势，彻底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作为战后全球经济复苏和重建的核心推动者，美国制定了全球经济新秩序。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并确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基本架构。1948年《关贸总协定》的正式生效成了全球化2.0的加速器。从那之后，各国在协定框架下逐步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全球贸易总量迅速增长。
然而，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仍然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主要贸易和投资活动依然发生在西欧、北美和日本这些在二战前就已经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它们主要通过向这些“先进”国家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方式，来参与到全球经济分工当中。
1956年，全球化发生了两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其一，全球制成品贸易总量首次超过大宗商品（如原材料、农产品等）贸易总量；其二，集装箱这一革命性的运输方式，首次投入实际应用当中。1965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颁布了全球集装箱的标准规格，全球集装箱航运系统由此成型。集装箱运输的推广，极大地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格局，贸易规模因此而得以实现大幅增长，有更多的国家也被纳入了全球供应链之中。
1979年，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14.9%，这个数字超过了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最高水平。然而，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虽然带来了全球贸易量的爆发性增长，但全球财富分配的失衡问题却变得更加严重。对于这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感到不满。而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而言，全球化并未给他们带来预期的繁荣，相反他们发现，自己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了可怜的“失败者”。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他们无法有效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只能依赖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沦为全球化体系中被动的参与者。
全球化2.0阶段的受益者，主要是美国及其各个盟国。美国通过主导全球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实施，不仅稳固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也从全球化的扩展中攫取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欧洲和日本都得到了美国的资金与市场支持。这样一来，整个世界逐渐恢复并形成了以美、欧、日为核心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与此同时，苏联及其控制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由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选择了与西方经济体系相隔绝的发展道路。“两个世界”的局面，使得全球化2.0阶段存在显著的地缘政治分裂。
20世纪80年代—2008年，全球化3.0阶段
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滞胀困境。为了应对这一困局，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达国家逐渐放弃了高度管制的经济政策，开始推行大规模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放松管制成为这一时期全球化重启的主要动力，全球化3.0阶段的大幕徐徐拉开。
这一时期，各国首先在交通运输和通信行业实行了大规模的放松管制。以美国为例，1978年《航空放松管制法案》的通过，使航空公司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自由定价和设立航线，这大大提高了航空运输的效率与服务质量。随后，铁路、公路和海运等行业也纷纷取消了价格和市场准入的限制。与此同时，通信行业的放松管制，使得跨国商务沟通的成本大幅下降。原本高昂的长途电话费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幅降低，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信息交流和决策协调。
放松管制所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率通信网络，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与销售网络提供了技术支撑。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技术开始迅速普及，这进一步推动了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超级全球化阶段，跨国公司不再局限于母国市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扩展业务，形成全球化经营模式。
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企业率先走向全球市场。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本输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跨国企业网络。至于日本和德国，则凭借精细化的生产管理和高效的成本控制，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角色。日本企业通过出海战略，迅速在东南亚、北美和中国建立了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在这一时期，许多美国和日本的公司成了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其海外业务比重逐年提高，甚至超过了本土业务的规模。
与此同时，区域化也在这一阶段迅速发展，并且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1991年，南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成立，该组织的成立推动了南美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合作。1992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提出了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构想，以促进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一体化；同年8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三国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北美自由贸易区。1993年，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宣告欧洲联盟（EU）的成立。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扩展的背景下，欧美国家的产业、产能开始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引进外资、建立经济特区以及采取灵活的产业政策等途径，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成功地转型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彻底打开了东方巨龙通向世界市场的大门。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0.8%，上升到了2008年的接近8%。
然而几家欢乐几家愁，这种全球产业的转移对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基础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许多曾经繁荣的工业城镇，由于工厂的不断外迁而变得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甚至逐渐变成了“铁锈地带”或“鬼城”。产业空心化和就业岗位的流失，使得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跨国企业的高管和资本拥有者通过全球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普通的制造业工人却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与此同时，廉价进口商品的涌入，使得发达国家的本土制造业面临巨大压力，进一步压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的加剧。
2008年至今，全球化4.0阶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重大转折。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许多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而随着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移民限制政策和反自由贸易的浪潮席卷欧美，这让世界经济重新回到了各国“各自为战”的局面。这种“逆全球化”的现象，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然而，危机的背后也孕育着新的全球化浪潮。与过去以商品和制造业为主的全球化不同，新全球化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是服务业将取代“物质”。过去的全球化依赖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而未来全球化的重点则将转向服务贸易和无形资产；此外，思想和观念的传播，也将成为这一阶段全球化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技术革命正在进一步重塑全球化的格局。以3D打印、人工智能、新能源、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全球产业链的分布。比方说，3D打印技术的兴起，使得制造业的地理分布更加分散和灵活；人工智能的普及，正在重构从生产到管理的整个流程；而新能源革命，则必将颠覆传统的能源贸易格局，此前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全球经济体系，也将发生全方位的深度转型。多种新兴科技的叠加效应，正在共同推动全球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在这一轮新全球化中，中国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重塑全球贸易路线。此外，中国企业也逐渐掀起了一波新出海浪潮，华为、大疆、比亚迪等企业纷纷在全球市场扩展业务，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更加重要的是，中国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治理等手段，逐渐从全球化的参与者、追随者，变成了新全球化的塑造者。
在全球层面，新全球化尚未完全成型，各国仍处在调整和博弈的过程当中。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化正在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确定性加剧，各国逐渐将重心转向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可以预见的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无法达成广泛共识的背景下，区域化而非全球化将主导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国际贸易。
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各国国内的重商主义情绪也开始抬头。具体来说，在区域化的框架下，每个国家都越来越关注如何使本国利益最大化，而非追求全球经济的一体化。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新冠疫情以及人工智能等全球性挑战的出现，世界各国需要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来应对这些问题。然而，在地缘政治竞争和民族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这样的全球共识几乎不可能形成。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全球化模式终将形成。未来的全球化，必将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共同发展，而不是简单地追求经济增长与利润最大化。当然，新全球化模式的形成，必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但是人类在应对共同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合作潜力，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崭新的全球化时代必将到来。
图1-2 2024年7月31日，作者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巴扎考察
全球化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人员、商品、资金和信息等要素加速流动，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相互联系和依存度不断加深的过程。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近年来，由于各种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一些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收紧，“逆全球化”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如此，将“逆全球化”视为一个普遍趋势或未来发展的必然，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首先，技术推动的全球互联不可逆。数字化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信息的全球流通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和廉价。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在线教育和远程工作等现象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使得全球的联系更加紧密。例如，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近70%，十年前的2014年为40%。在这种技术推动的背景下，任何试图完全阻断全球互联网连接的努力都显得不切实际。
其次，经济全球化已经深度融合。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最具体的体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全球市场，许多企业的生产和运营也依赖于跨国的原材料供应和销售网络。例如，苹果公司的产品在全球有超过200家供应商，这些供应商遍布在24个国家和地区。这种经济结构的复杂性表明，单边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仅难以实施，而且可能导致国内外经济的双重损失。
再次，多边合作是唯一出路。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和国际犯罪等全球性问题，各国需要通过多边合作来寻求解决方案。这些问题的性质决定了单一国家难以独立解决，全球合作已成为必然选择。例如，在应对全球新冠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协调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共同研发疫苗，最终多个国家的疫苗在2020年年底至2021年年初相继上市，成为全球抗疫的重要武器。
最后，全球文化交流日益普遍。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人们的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从流行音乐、电影到美食，各种文化元素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和融合。例如，来自中国的《黑神话·悟空》游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这种文化层面的全球化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也促进了全球公民意识的形成。
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变革中，确实存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适应差异。例如，虽然全球贸易整体上提高了国家的经济效率，但也可能导致某些行业的衰退，从而影响到这些行业的就业。对此，政策制定者需要设计更为细致的政策，来帮助这些受影响的群体进行转型和升级，而不是简单地采取封闭保护主义的措施。
全球化也提醒了国家和地区经济多样化的重要性。依赖单一出口市场或资源的经济体在全球市场波动中更为脆弱。因此，培养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和创新能力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关键。例如，新加坡通过发展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和旅游业，建立了一个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使得其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全球化具有多维复合性特征，其带来的变革深远而广泛，将“逆全球化”视为全球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一个伪命题。更加理性的方法是通过增强国际合作、推动政策创新和社会适应来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同时有效管理和缓解其可能引起的问题。这种平衡的视角更符合未来全球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阅读书籍推荐： 《全球化逆潮》（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全球化简史》（马克·莱文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