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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徐福东渡|长安|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朝贡贸易|甘英|法显|玄奘|市舶司|广州|泉州|汪大渊|郑和下西洋|下南洋|大航海|鸦片战争|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古三样|改革开放|深圳|走出去|新出海
2024年7月下旬，我先后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与当地人的几次交流中，我为了说明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向他们介绍了深圳以及深圳的几个高科技公司。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听说过比亚迪（BYD）这个中国品牌，但是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深圳这样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在绝大多数中亚民众的认知当中，中国有三座伟大的城市：北京、西安和乌鲁木齐。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自然不必多说；乌鲁木齐在中亚地区的声望，源自于地缘以及宗教因素；至于西安，则是与“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息息相关。从古代繁荣富庶的长安，到如今现代化的深圳，中国已经走过了超过2000年的漫长岁月。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的统治虽然短暂，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在西方，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就被认为源自于“秦”的音译“Chin”。时至今日，中亚和中东的一些国家，依然称呼中国人为“秦人”。
秦朝的世界观——如果说一个朝代也有自己的世界观的话——深受战国时期思想家邹衍的影响。邹衍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由几块大陆组成的，每块大陆又分为九个区域。这些大陆彼此之间由大海隔开，而中国——作为神圣的红色大陆，只是其中一块大陆的九个区域之一。换言之，从行政区划上来说，中国只是世界的1/81。
史书记载，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派遣徐福出海，寻找传说中的蓬莱、方丈和瀛洲，他希望徐福能够在海外找到“长生不老药”。秦始皇的这一决定，极有可能是受到邹衍理论的影响。现在看来，徐福东渡，应该被视为是中国“出海”的先驱之一。
但真正的出海，是在西汉时丝绸之路开通之后。
秦朝灭亡以后，西汉在咸阳附近的长安建造了都城。公元前138年，年轻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的出使并非以经济或商业为首要目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出使，客观上开通了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由新疆，连接起了中亚、中东及欧洲，这条通道被视为全球化的早期雏形。经由丝绸之路，中国的手工业品、技术以及其他物产得以传向全世界，而来自海外的核桃、葡萄、石榴、黄瓜、香菜、狮子等异域果蔬、珍禽异兽也进入了中国。张骞的“出海”，成果显著。
在张骞出使西域的那个年代，与西汉同时存在于世的政权，还有罗马、安息帝国（今伊朗、伊拉克地区）、贵霜帝国（今印度、巴基斯坦及中亚地区）等强权。然而，那个时代的中国受“五服论”世界观的影响，将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圆的区域，最核心的“甸服”为皇室直辖区域，外围依次是“侯服”“绥服”“要服”以及“荒服”。
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最外围的“蛮夷”和“戎狄”则是当时对非华夏部落的统称。基于此，汉朝通过朝贡制度处理对外关系，允许外国使节定期来长安进贡。这种官方的外交行为，实际上成了一种特殊且极具时代特征的贸易模式。汉朝以“天朝上国”自居，常常依各国进贡的物品数量来加倍回礼，这种做法令外国使节认为，对汉朝的朝贡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当时有许多外国使节打着官方名义来华，实则是为了贸易。这种重颜面、轻实利的朝贡贸易模式，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公元前60年，西汉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北的乌垒城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目的是加强对西域的控制。约150年后，东汉名将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他派遣甘英出使罗马（大秦）。尽管未能完成使命，但是甘英依然成功地抵达了波斯湾，他也成了中国“出海”到中东海湾地区的第一人。
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非仅仅依赖于中国国力的强盛，实际上这条通道还与中亚、中东地区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东汉灭亡以后，中国经历了约370年的割据和分裂，直至581年隋朝的建立，华夏大地才得以重新统一。在这数百年的分裂时期，祖籍山西临汾的法显大师成了中国出海的代表，他从长安出发、走陆路到达天竺（古印度），其全部行程历时14年，途径30余国，最后经海路重新回到中国。
隋唐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开放。
唐朝在其最为鼎盛的贞观、开元年间，不仅向东亚、东南亚地区输出中原文化，甚至一度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至广阔的中亚地区。当时，唐朝的都城长安成了东西方贸易的汇聚之地。史书记载，长安设立的“西市”集市中，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商人和货物，形成了商品琳琅满目、文化交流繁盛的景象。当时，唐朝的首都，当之无愧地成了东西方贸易的枢纽。
这一时期，唐朝持续向全世界输出华夏文化——唐朝文化的影响力，迅速扩展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现如今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一时之间，各国政权纷纷效仿唐朝的制度，各国人民踊跃学习汉文化。与此同时，唐朝也吸收了来自于西方的文化。实际上，在唐朝那个时代，长安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巴格达一道，被誉为当时的三大全球化都市。
唐朝“出海”的代表人物是玄奘（唐三藏）。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穿越甘肃、新疆，再途径中亚，最终抵达天竺（古印度）。玄奘西行历时16年，回国后由他口述、辩机编撰的《大唐西域记》，对古西域历史、古印度历史和南亚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人对玄奘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评价颇高，《大唐西域记》更是被视为古代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
玄奘的故事被明代小说《西游记》演绎成了家喻户晓的传说，此后一直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经典题材和象征。2024年，国产3A游戏巨制《黑神话·悟空》风靡世界，这是以玄奘、《西游记》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影响世界的又一有力例证。
唐朝在对外贸易上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以及崛起。实际上，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便已经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中亚和欧洲保持了密切的商业联系。到了唐朝，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公元751年）中败给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军队，不久后“安史之乱”的爆发，再度削弱了唐朝的控制力。至此，陆上丝绸之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唐朝中后期，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广州、交州（今越南河内）和扬州等地先后设立了市舶司，该机构专门负责管理海上贸易事务。现在看来，唐朝的市舶司不仅负责向外国商船征收关税，还在官方采购、商贸监管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唐朝的市舶司制度奠定了后来宋、元、明等各个朝代针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模式。
强大的唐朝拥有无比开放的心态，这使得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非常活跃。虽然名义上对外贸易由官府垄断，但是实际上，民间商人参与海外贸易的热情空前高涨。根据史书记载，唐朝商人不惧千里跋涉，从广州出发，驾乘铜皮货船前往安南（今越南），用国产货物换取当地特产，再返回唐朝进行贩卖。
此外，唐朝商人还把生意做到了更为遥远的日本。史载公元847年，商人张友信从明州（今宁波）出发，仅用了三天时间便抵达了日本值嘉岛（今长崎五岛）。近年来，非洲沿海地区甚至发现了唐朝的钱币，这一事实证明，唐人很有可能曾经航行至非洲东海岸。
然而客观地说，唐朝时期到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出海到其他国家的商人人数。中国、印度、波斯湾和红海之间的海上贸易网络，主要被穆斯林商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所掌控。大量外商在扬州、广州等港口城市定居，成为当地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陆上通道受阻、海上通道主要由穆斯林商人把持，这是唐朝对外贸易的整体情况；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也被局限在了东亚和东南亚。《剑桥中国史》对此有所总结：“在东北、南方和西南，中国的周围是一些仿效中国的稳定的农业国，它们具有深受中国人影响的文化。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东亚文化圈已经形成。在西面，中国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都被排除在吐蕃和中亚之外；在那里，吐蕃所受印度的影响和中亚所受伊斯兰教的影响，都超过中国给予它们的影响。”
到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
北宋建立之后，中原王朝面临辽、西夏等强大政权的持续威胁，因此陆上贸易受到严重制约。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宋朝政府比前代更加注重海上贸易的发展，皇室甚至视其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宋代官方积极采取激励措施，不仅吸引外国商船来华贸易，还鼓励本国商人主动出海，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
宋代的出口商品种类较唐代更为丰富，瓷器、铜器、铁器、丝绸、茶叶和布匹等都深受海外客商的青睐。至于宋朝时期的进口商品，则多为香料、珠宝、珊瑚、香木、犀角等高附加值品类。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的数量也不断增加，据记载，宋朝与五十多个国家保持着频繁的海上贸易往来。
为了进一步推动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宋朝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对外贸易机制。除了官方设立的市舶司之外，宋代的商业体系中还出现了各种全新的行业：有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商行，有专门的代理商和航运经营者，也有专业的船主和熟练的水手。1225年，宋朝泉州的市舶司提举赵汝适撰写了《诸蕃志》，他详细描述了当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海外诸国的情况。赵汝适的这部著作，可以被看作是当时的“国别研究报告”，它充分展示出了宋朝对外贸易的系统化与科学化程度。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出海人口的增加：除了商人以外，因战乱而移民海外的平民百姓也越来越多。北宋灭亡时，南迁的大量民众在南宋末年因战乱再度迁徙，不少人选择出海避难或谋生。典型的例子是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在广东新会崖山奋力抵抗元军，最终兵败，一部分宋朝残军和百姓被迫辗转东南亚各地定居。海上移民浪潮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化进一步在东南亚蓬勃发展。
元朝对外贸易的繁荣昌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蒙古帝国的扩张。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自古以来就依赖贸易获取自身所需的物资，而其横跨欧亚大陆的征服行动，更是为他们的全球贸易铺平了道路。蒙古帝国将欧亚大陆连接成了一个广阔的经济圈，这一事实促使陆上丝绸之路再次畅通无阻。
元代的陆上贸易网络分为两条主要路线：一条是“钦察道”，从敦煌出发，经哈密、土库曼一直延伸至克里米亚半岛；另一条是“波斯道”，经敦煌、天山南路、大不里士，最终到达土耳其。在大力发展陆上贸易的同时，元朝在海上贸易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元朝海军曾两次远征日本，并一度攻占东南亚的爪哇。元朝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还新建了多个港口，刺桐港（今泉州）更是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元朝时，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就两次从泉州出发，其足迹遍布琉球、大洋洲、波斯、莫桑比克、摩洛哥等地。
元朝对商人的政策与前代截然不同。由于蒙古统治者不擅长经商，因此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元代的商人不仅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活动，甚至可以担任地方和中央政府的高级官职。据史料统计，元朝时曾有34位回族商人在中书省担任过要职。
在元代，汉人被禁止从事海外贸易，但是实际上，许多汉族商人仍然通过各种渠道“出海”经商。随着元代打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从商，他们渴望通过海外贸易来改变自身的命运。举例来说，浙江宁波商人夏荣达，出身贫苦，但通过参与海上贸易，最终积累了丰厚的财富，成了一代巨贾。
尽管宋元时期的中国海上贸易极其活跃，然而中国商人的主要活动范围依然局限于东南亚的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半岛一带。至于印度洋、红海以及地中海的长途贸易，主要是由来自于印度、阿拉伯和威尼斯商人所主导。彼时，中国的对外贸易虽然规模巨大，但总的来说，依然受制于欧亚贸易网络中的外来商人。
明清两朝官方政策逐渐趋向闭关自守，而民间的出海潮流却愈演愈烈。
明朝建立于1368年，当时的西方世界正在依次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大航海时代也将拉开序幕。明朝在早期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最为后世所称道的是郑和七下西洋。郑和的船队规模宏大，船只工艺精湛，其技术成就远超当时的欧洲国家。然而，郑和的航行并非出于商业动机，而是炫耀国力、维系朝贡体系的一种政治姿态。
与官方的谨慎和封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沿海地区民间的出海风潮却是愈演愈烈。由于生活艰难，福建、广东、浙江一带的沿海居民纷纷冒险前往东南亚谋生，这在当时形成了规模宏大的“下南洋”移民浪潮。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娴熟的商业技巧，中国最早的这批移民者，逐渐在东南亚各地站稳了脚跟，并在当地社会中取得了重要地位。除了沿海地区的民众，内陆的徽商、晋商、赣商也积极参与海外贸易。明朝商人在东南亚各地扎根，建立起了庞大的商业网络，这为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明朝官方对这些出海的民众态度冷淡甚至是敌视，在政府看来，这些“海上人”是不忠于国家的“奸民”或“无赖”。《朝贡、战争与贸易》一书描述海外华人处于一种矛盾的身份中：一方面，他们时常打着“中华”身份的旗号，在东南亚各地扩展势力，彰显文化优越感；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受到明朝官方的打压，不得不借助武力来维持在海外的生存。明朝的对外贸易政策既打压出海的民间力量，又对海外事务缺乏长远规划，这导致民间和官方在对外关系上呈现出一种割裂状态。
明朝的主要对外贸易依然集中在海上；陆路方面，明朝与中亚强大的帖木儿帝国保持着象征性的朝贡关系。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一度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枢纽。明朝时，中西方之间的海上贸易被一层层的中间商把持，如阿拉伯商人和意大利商人。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他们绕过中间商，先后进入到了亚洲市场。1513年，若热·阿尔瓦雷斯成为第一个抵达中国的葡萄牙人。随后，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也接踵而至，他们频频现身于中国沿海地区。明朝隆庆年间，官方一度放开了海禁，也参与到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当中，并且因此而获得了大量来自于美洲的白银。但整体上来说，明朝官方对于上述欧洲国家的态度非常淡漠。
清朝建立后，虽然“康乾盛世”让国内经济得以复苏和发展，然而官方的对外政策进一步趋于封闭。康熙年间，中国尚且有广州、漳州、宁波和连云港四处对外贸易口岸，然而到了乾隆年间，清朝将所有外贸活动限制在广州一地，实行所谓的“广州十三行”制度。这种“窗口贸易”模式，严格限制了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接触，只允许外国商人与在广州的少数行商进行贸易。毫无疑问，这一政策带有极其浓厚的保守色彩，它虽然维护了朝廷的控制权威，但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脚步。
清朝的主要贸易对象，从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逐渐转变为英国。清朝向英国大量出口茶叶、瓷器和丝绸，而英国的商品却难以打开中国市场，导致英国在对华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茶叶成了清朝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广州茶商伍秉鉴甚至凭借着对茶叶供应链的控制，一举成为了清朝首富。
为了摆脱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英国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输入在印度种植的鸦片，这不仅打破了中英之间的贸易格局，也为日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导火索。鸦片战争以及其后的《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得清朝不得不开放了多个通商口岸，被迫允许欧美列强设立租界。在那之后，外国商品疯狂涌入，直接导致清朝的贸易逆差急剧扩大，中国也在列强的经济控制下，逐渐沦为外来商品的倾销地，并且彻底丧失了自主发展的权利。
进入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局面更加严峻。
为了逃避国内战乱和贫困，民间形成了新一轮的出海移民潮，东南亚仍是最主要的目的地，与此同时，美国、拉美、大洋洲等地区也开始出现大批华工。民国时期，尽管中国一度尝试进行工业化，但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实在是过于薄弱，因此当时对外出口商品依然多为农副产品，而工业制成品则还是依赖于进口，贸易逆差长期存在。
民国时期企业出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此次博览会上，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集中亮相，中国企业带去参展的瓷器、白酒、地毯、玉器等产品，总共获得了57枚奖章，这成为民族工业振兴的象征。实际上，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民族品牌，仍以该次博览会的获奖作为品牌宣传的重要依据。虽然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中国企业出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极为衰弱，面对内忧外患，品牌出海依然是海市蜃楼一般无法实现的幻想。
不仅如此，因为被动参与全球贸易、漠视技术变革和海外市场需求，中国引以为傲的外贸“古三样”，即丝绸、瓷器、茶叶，在全球市场上也先后失去了竞争优势。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踏上了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内部设立国外贸易司，专门负责管理新中国的对外贸易相关事务。1952年，我国又单独成立了对外贸易部，以便系统地规划并推动国际贸易。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封锁与禁运政策，中国被迫转而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贸往来。1950年至1958年间，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逐步建立起了稳固的贸易关系。中国出口所占的全球份额，从1950年的0.91%上升到1956年的1.58%，在困境中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958年后，中国逐渐将贸易重心转向西方国家，同时积极拓展与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贸关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的破冰，两国随即签署《上海公报》，推动中美经济关系逐渐复苏。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双方外交关系正常化。
在此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迅速恢复，并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仅为0.8%，在那之后，这个比例迅速提升。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中国采取了“引进来”战略，以吸引外资为核心，通过“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形式开启了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到1988年，仅东莞一地的“三来一补”企业就超过了2500家，整个珠三角地区已有超过10000家工厂从事此类业务，吸纳了超过100万劳动力。这一时期的“来料加工”模式，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90年代后，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各行各业得到了飞速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逐步从“引进来”战略转向“走出去”战略。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融入全球市场，这推动了中国外贸的爆发式增长。随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进入了快速扩张期。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贸易网络的扩展，来升级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进入全球市场。2015年，中国央行正式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支持。
截至2023年，中国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的比重上升至14.5%，稳居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的位置。同时，中国从全球产业链的“加工厂”转变为了“创新中心”。2024年1—10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为6932亿元，同比下降了29.8%；同期，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58.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0.6%。这一组数据充分证明，出海必将甚至是已经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
在这场变革中，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脱颖而出，这座城市成了中国对外贸易与创新的标杆。自1979年设市以来，深圳凭借其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和经济特区的政策扶持优势，迅速成长为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中心。2024年前10个月，深圳市的进出口总额达到3.7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额2.37万亿元，增长17.5%，表现突出。
回顾历史，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时的长安，到2024年的深圳，中国的出海之路已历经2000余年。与历史上的历次出海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企业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世界，而是以更加主动和自信的姿态走向全球。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新出海征程才刚刚开始，新一代出海人有望创造过往2000余年从未有的辉煌成就！
图1-1 2024年8月17日，作者在西安参加《新出海浪潮》分享会
秦朝统一后中国进入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封建统治阶级整体来说并不鼓励民众出海做生意，这背后有多种原因：
一是中国在地理上相对隔离。中国西南是难以跨越的世界屋脊，西北是茫茫的荒漠，东边是广阔的太平洋，各类天然屏障使外敌入侵相较于其他文明明显更少，这使中华文明一直得以延续。学术界普遍认为中东地区孕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然后再逐步扩散到了其他地区；但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原因就和地理上相对隔离有关。地理上的隔离，也限制了古代中国商人出海的动力。
二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文化强调农业的根本地位，看重稳定和内部秩序，对商业活动和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轻视。《论语》里就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语句，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里也有丁忧守制的规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对出海做生意的态度可想而知。
三是维持统治的需要。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以农业生产为生。国家的稳定和政权的持续依赖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农民的安居乐业。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也较高，内部市场庞大并相对统一，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这种经济格局减少了对外贸易的需求和依赖，不像资源匮乏的地中海地区那样需要通过贸易来获取资源。另外，古代中国皇帝和朝廷为了维护控制力和防止外敌入侵，也时常实行海禁政策，限制私人出海活动。
四是“天朝上国”的自我认同。中国在古代自视为“天朝上国”，认为文化和政治体系自足且优越，对外开放和吸纳外来影响的需求相对较低，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尽管中国在航海技术和船只建造上具有一定的成就（如宋元时期的海船和指南针的使用），但这些技术更多地用于沿海贸易和防御，而非像地中海地区那样用于广泛的远洋探险。
中国各封建王朝通过官方垄断对外贸易，私人从事对外贸易被各种打压。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名人如张骞、甘英、法显、玄奘、汪大渊、郑和等都不是基于商业目的驱动而出海；古代中国与国外的交往，重面子而轻经济利益。至于明清两朝的“下南洋”浪潮，只是民众面临生存时的无奈之举；即便后来一些华人在南洋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也依然受到中国封建王朝的歧视。
对比封建王朝时中国的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我们才能更好理解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2000多年来未有的重大举措。中国正处在从重商主义走向自由贸易的过程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动力和动作都非常大；毫无疑问，属于中国企业的大航海时代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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