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鲁迅《题<彷徨>》）
侠有侠历史、侠文学、侠文化：侠的历史又有接受史、阐释史、想象史，侠的文学也有侠义小说、武侠小说、网络后武侠小说，侠的文化还有官方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因此，侠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精神现象。然而，以我们对侠的基本认知，如果不了解侠的“理想”人格属性，特别是其历史上曾参与和承接“圣贤”和“英雄”两大理想人格传统的形成和建构过程，对上述所说将是很难理解的。
比如，龚鹏程在《侠的精神文化史论》中说：“侠只部分吻合一个真正英雄的条件……然而，侠终究还是被视为英雄的，他虽不完全吻合英雄的条件，可是，谁比他们更像个英雄？”侠“是种很特殊的英雄”，因为，“侠是把英雄的某些特质发挥到淋漓尽致的人”。这里，如果我们把“英雄”换成“圣贤”，大体也是成立的，正如李塨所指出“圣贤英雄，原是一人”。也正如此，我们才能理解陈继儒《侠林序》为什么说“子侠乃孝，臣侠乃忠，妇侠乃烈，友侠乃信”、李贽《焚书·杂述》又为什么说“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
由神的崇拜到人的崇拜
在论述理想人格之前，有必要先对中国人信仰体系中的“崇拜观”作一简单介绍。
夏商周三代以前主要为神灵崇拜，神性占据主导地位。最初为自然崇拜，原始社会先民认为万物有灵，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河山大川等，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祈祷神灵不要降下灾害、赐予他们食物。其次为图腾崇拜，如龙凤蛇龟虎豹熊牛等，此时先民已步入到氏族、部落时代，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深化，他们相信图腾能带来福祉、庇佑他们。到图腾崇拜的时候，其实已经蕴含着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了，只不过在当时神性是远远大于人性的。如三皇五帝时代，据《山海经》和《史记》等记载：伏羲、女娲“蛇身人首”，女娲“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炎帝“人身牛首”，黄帝“黄龙体”等，具有浓厚的神灵崇拜色彩与图腾意识。
随着人的自身意识的发现和觉醒，到夏商时期，祖先崇拜开始压过图腾崇拜，人性也渐渐超过神性。而商末周初，是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社会正式进入文明时代，人性从此真正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的祖先崇拜主要是周民的先祖，如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等以及周文王、周武王，但同时也指认夏商的尧舜禹汤为圣人，开启了人间圣贤模式。然而，从历史上讲，由神的崇拜走向人的崇拜，真正完成这一历史转变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圣贤崇拜便产生和形成于这一时期。
圣贤人格释义
圣贤崇拜即我们所说的圣贤人格，它以“内圣外王”为追求目标，强调天命（君权神授）、注重道德完善（品行），其自上而下的官方意识明显，有“正史”色彩。大体而言，早期（东汉中期以前）偏重“圣”之神圣、崇高一面，“贤”为“圣”之附庸，是“亚圣之名”；后面（隋唐时期起）向“贤”之品行、能力转化，“古圣今贤”之说得到更多认可，“圣”为精神偶像，“贤”为现实榜样。由此所引发的中国人“动辄为圣贤”的“圣贤情结”，其定势心态一直延续到当代、延续到今天。
圣，《说文解字》释：“通也。从耳，呈声。”段注云：“圣从耳者，谓其耳顺。”即《风俗通》所说：“圣者，声也。闻声知情，故曰圣也。”这应是“圣”字的原义。引申义如《孔氏传》“于事无不通谓之圣”、《辨名记》“万人曰杰，倍杰曰圣”、《孟子》“大而化之之谓圣”等，段注云“凡一事精通，亦得谓之圣”。
贤，《说文解字》释：“多才也。”段注把“多才”改为“多财”，以“多财”为贤的本义。即《庄子·徐无鬼》所说：“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段注云：“贤本多财之称。引申之凡多皆曰贤。”又引申之，如《玉篇》“有善行也”、“以胜为贤”（《礼·投壶》注）、《正字通》“德行才能过人者曰贤”等。
可见，“圣人”最初是对聪明人的称谓，“贤人”最初是对轻财者的称谓，并没有什么玄妙和神秘之义。《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就认为侠为贤人，如评战国四公子为“不可谓不贤者矣”、评游侠“莫不称贤”等。
“圣贤”一词，最早出自《周易·鼎卦》：“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翻译成白话文即“圣人烹饪食物以祭祀上帝，又以大量的烹饪食物以养活圣贤”，接近圣和贤二字的本义。然而，从春秋孔子开始，经战国诸子百家共同构建，“圣人”神圣化了，“圣贤”理想人格化了，圣人成为“中国人所企慕的最高理想人格”（王文亮《中国圣人论》）。
朱义禄即在《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中国理想人格探讨》中认为：“诸子百家共识共求的传统理想人格范型——以‘内圣外王’为追求目标的圣贤人格。儒家以仁义道德而尊圣，道家以自然无为而崇圣，墨家以事功原则而希圣，法家以专制暴力而扬圣。出发点不同，但期望一个铁腕人物出现，以结束战乱、实现一统天下的局面，是先秦诸子的共同呐喊。”
乱世之际，呼唤圣人的出现以力挽狂澜，是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共同时代要求和形势所需。然被“神圣化”了的圣人，尤其是其中原有的尊卑意识，则与时代潮流相悖。战国时期的庄子就对圣人颇有微词，其在《庄子·胠箧》中就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冯友兰在《中国古代哲学之政治社会的背景》中指出：“贵族政治之崩坏实当时大势之所趋。此在春秋之时已见其端，故宁戚以贩牛而得仕于齐，百里奚以奴隶而仕于秦，此庶人之升而为官者也。”春秋战国之际，旧等级秩序崩坏，世人尤其是新兴的广大士人阶层渴望通过自身实现阶层跃迁。这是时代潮流，不以“圣人”意志为转移。
侠群体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代背景下开始登上并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但在秦汉不被上位者和官方“舆论”认可，甚至打压、镇压，直到东汉中后期“消失”于历史之中。经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社会动荡，圣贤人格不得不暂时崩塌，英雄人格“以能够拨乱反正、拯世救民而成为被普遍崇尚的人格形象”（刘志伟《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英雄”的时代到来了。
英雄人格释义
关于英雄人格，刘志伟《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起源》一文已阐述得十分透彻。本文以其作主要参考，并稍作发挥。
先秦时期已经相当关注、重视一些杰出人物与天命、道德存在的紧张关系问题。春秋时代，那些“不以茂德”而妄逞“俊才”者，因与所谓天命、道德观念冲突而遭到强大社会舆论的贬斥。战国时期，诸侯力战，注重道德、强调天命的伦理价值观念受到冲击，“豪杰”“豪士”“雄骏”等特别强调勇武雄强品格的人物褒词，就被以正面方式高频使用了。
“侠以武犯禁”，历史上的侠便以自由的人格、反抗者的姿态活跃于社会之中。吴慧錾《侠的初始特征和起源》一文指出：“侠客精神，从最早的意义上讲，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社会、等级社会的反抗，个性和自我价值观、是非善恶观、社会观的初步建立。有了这种追求，侠才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不断地发展。”就这个意义讲，英雄可以看作是侠在东汉后的延续和发展。
“英”的本义指花。以“英”借喻杰出人物，如《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到战国中后期，“英”既可指称尧、舜这样的圣贤，也可指称其他优秀人物。
“雄”本指公鸟。后来泛指雄性动物，与“雌”相对。“雄”又可借喻强有力的或杰出的人物。故《正字通·佳部》云：“雄，武力过人曰雄”。
在先秦时期，“英”“雄”都经历了由本义、引申义发展到多义并存的阶段，在被借指杰出人物这一引申意义上，二词用法相近，“雄”早于“英”，尤强调勇武之意。将“英”“雄”搭配铸为新词，最早也不会在西汉晚期前。
“英雄”一词的较早出处，见于班彪《王命论》“英雄陈力，群策毕举”“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方望的《辞谢隗嚣书》中也有“大事草创，英雄未集”。据此推断，“英雄”一词最早当出现于西汉末期。
“英”“雄”分别被作为人物品格褒词，经历了由与“圣”“贤”等语义相近、互用，到与强调天命、注重道德完善的“圣人”“圣贤”概念有所不同，更多地强调人的才能的品格褒词，再到形成专门比较“英”“俊”“杰”“豪”等强调人的才能等级的品格褒词，并以“英”作为最高层级人物品格褒词的固定用法的演变历程。
从东汉晚期，出现桥玄等品评曹操为拨乱反正“英雄”的重要文化现象，至汉末三国时代，“英雄”一词被广泛使用：既可称帝王，也可称人臣；既可称他人，也可自称；既可称武将，也可称文臣；既可特指，也可泛指。以关注拨乱反正“英雄”和创业君臣“英雄”为两大焦点，“英雄”一词被用来代表一种时代理想人格形象，成为整个社会层面普遍持续关注、反思的热点话题，并出现了最早专门记载“英雄”事迹的篇章——王粲《英雄记》。
刘邵《人物志·英雄》首次对“英雄”概念作了明确界定：“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拔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因此，“英雄”概念真正生成于汉末三国时代。
《文子·上礼》说：“智过万人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杰，十人者谓之豪。”《辨名记》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选，倍选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杰，倍杰曰圣。”《毛诗传》又云：“万人为英。”英雄常与豪杰同义，从人物品格褒词来看，圣高于贤，贤高于英，英高于雄，圣贤远远高于英雄。
侠与圣贤和英雄人格
通过比较和上面分析可以发现，相较于圣贤人格和圣贤情结，英雄人格具有自下而上的非官方属性和民间立场，更强调英雄精神。在汉末三国时代，圣贤人格之所以失效，英雄人格之所以兴起，全是时势使然。李兆洛《圣贤英雄论》就认为：“英雄之名出于圣贤之外，而足与圣贤埒而其为圣贤所不忍为，不敢为者，竟公然与圣贤为双而不自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时势造英雄”是英雄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是英雄与圣贤不同的根本所在。
总结一下：从时间上看，战国至东汉活跃于历史上的侠，上承圣贤人格，下接英雄人格；从内涵上看，好的方面讲，侠既有圣贤的一面（超道德，才能），也有英雄的一面（勇武雄强，有救世之能）；从审美上看，相较圣贤情结，侠有侠客情结，相较英雄精神，侠有侠义精神，有圣贤崇拜、英雄崇拜，也有侠客崇拜；从称谓上看，侠本身就是圣贤、英雄的一部分，但并非所有的圣贤、英雄都配得上侠称。
这里也补充一下侠的超道德属性。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中说：“所谓英雄崇拜，并不是崇拜什么名利权势或其他，而一直是意味着一种道德力量的崇拜。”龚鹏程也认为“英雄与英雄崇拜，实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侠与侠客崇拜亦是如此。李德裕论“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非虚言也。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指出，侠所理解并执守的“义”并不仅限于常人所以为宜，“在有些地方，都比社会道德所规定者高”。事实也确乎如此，相较儒家的“义者宜也”，侠独取见宜当行无所规避的一面，并将之推向极致，所谓“义死天亦许，利生鬼亦嗔”（刘叉《烈士咏》），《儿女英雄传》中说凡侠义者流都是“一团至性，一副奇才，作事要比圣贤还高一层”。
陈山在《中国武侠史》中说：“侠的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名誉的象征。”上面我们之所以说并非所有的圣贤、英雄都配得上侠称，一方面是因为侠的超道德属性，“比圣贤还高一层”；另一方面是侠有时候比圣贤、英雄更受人崇拜，因为在人格上，侠更加独立和自由，此外还有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龚鹏程所言“侠之受人欢迎，在于人们在政治社会活动乃至一切人生里，存有公平的渴求、正义的向往。因此他们讴歌圣君、贤相、君子与侠士。其中，侠本不是应该为社会不公负实际责任的人，但他却自愿自居于正义和公道的维护者，当然他会更受人尊敬崇拜了”。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认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中国的脊梁”中，侠至少可以占一席重要位置。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介于圣贤和英雄两大理想人格之间的侠，虽没有青史流芳、封妻荫子，仍可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其人其心其义，天不能杀，地不能生，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磊磊落落，光风霁月，不失大丈夫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