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起源和来源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

追溯侠的起源和来源，是研究和探讨侠历史、侠文化、侠文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但追溯侠的源与流，需要较为明确的侠的历史、侠的定义、侠的职业、侠的特征等为依据和前提，否则，只能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关于侠的起源，整理归纳起来，按时间顺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型说、原始遗风说、士源说、诸子说、民间说、气质精神说等。

持原型说者，一种是陈双阳的英雄原型观，他在《中国侠文化流变试探》一文中认为“当我们追踪‘侠’源时，显然无法避免上溯到神话这块‘圣地’。侠的最初模板，正是神话这种综合性意识形态中的英雄原型”；另一种是李欧的原型意象说，其文《论原型意象——“侠”的三层面》认为“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中的‘侠’形象，从现象、内蕴、功能诸方面进行分析，就可以认定：‘侠’就是中国人的一种‘原型意象’”。

认为侠起源于原始遗风说的代表是郑春元。他在《侠客史》中指出：“我们认为侠起源于原始氏族的遗风。原始氏族的风俗是，氏族成员之间都平等互助、人人勇于担负起为氏族成员复仇的使命、好勇轻死、勇于捍卫氏族的利益……到春秋时……社会上的人全力追求自身的利益，求富求贵、以利相交、损人利己。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这种社会风气中，一些人仍坚持原始遗风来行事，维护正义、舍己助人、勇于复仇，这在当时社会中就是非常行为，因而被人们所推崇，这种人被称为侠。这是侠的真正起源。”

英雄原型、原型意象、氏族遗风等，研究者们在考察美、绘画等具有普遍性和历史性的源流时也常常有此说法，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侠概念的可延展性和想象空间，非常有探讨必要和挖掘可能，在起源说上也有研究意义和价值。

主张侠出于士或诸子的人不在少数，甚至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士源说，即认为侠来源于新兴的、广大的“士”这一阶层，特别是武士阶层，如：吕思勉在《秦汉史》中经过考证后说“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顾颉刚在《史林杂识初编》中考证，我国古代的士，其实是兼包文武、混一儒侠的，后来，“武士蜕化而为文士”，以文武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

诸子说，即认为侠出于诸子某一家。主要是儒、墨、道、纵横家四家，尤其是儒、墨两家，因为儒、墨当时为“显学”，暂没看到有持侠起源于法家（侠以武犯禁）或小说家（还没侠出名）的。

认为侠出于儒家的典型代表是章太炎。他在《儒侠》中称“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并认为儒中有侠、儒侠相通，即所谓“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鲁迅、闻一多、梁启超等人认为侠出于墨。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说：“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梁启超在《墨者及墨学别派》中表示：“先秦书多儒墨对举，汉人亦以儒侠对举……然则战国末年以逮汉初，其游侠传中人物，皆谓之‘别墨’可也。将‘游侠家’划为墨学‘别派’之一。”

钱穆调和儒墨二说，《论墨家》中说“墨家学派的始创祖墨子，据说亦在儒家门下受业过”，并于《释侠》中指出“侠出于儒墨则可”。不过，也有人持不同意见，郭沫若即在《青铜时代》中说：“儒墨自儒墨，任侠自任侠，古人并不曾混同，我们也不好任意混同的。”

劳干在《论汉代游侠》中认为游侠出于道家，他认为游侠的“任情任性”

与道家同。熊宪光认为侠出于纵横家，他在《纵横流为侠士说》一文中指出，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在“后世的流变，主要分为三支，即分别流为谋士、文士、侠士”，“随着纵横家的衰落，以鲁连为旗帜的这一支策士也发生演变，其主要趋向是流为侠士，退出政坛而散入民间”。

关于侠与诸子的关系，刘若愚在其《中国之侠》中说：“概言之，游侠和诸子百家都有点瓜葛，但不属于任何一家，他们既非知识分子，也非政治家，只是一些意志坚强、恪守信义、愿为自己的信念而出生入死的人。”

在民间说中，郭沫若认为侠出于商贾，他在《十批判书》中说：“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唯利是图的便成为市侩奸滑，商贾而中富有正义感的便成为任侠。故在古时如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直到现在的江湖人士也还保存着这个传统。这在后来虽不再以士视之，而在古时可依然是士的一部分。”

除郭沫若外，持民间说者还有陶希圣和杨联升等。综合来看，他们所认为的侠仍属于广义的“士”之阶层。陶希圣《辩士与游侠》说：“破产的士人商工业者及失业的农民，则构成广大的一阶层。这一阶层是没有财产的……在他们中，尤多旧来武士阶级破落下来的成分。这些分子，仍带有好勇斗狠、野心向上、组织活动及首领的能力。”杨联升认为侠出于由贵族而没落的平民，他说：“游侠可能来自贵族。但是，他们既然已经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他们倒愿意承认自己是平民。到了战国时期，这些人才被归属为同一类人。那时，往日的封建秩序已经崩溃，许多世袭武士失去了地位、头衔。一些低层人物中的冒尖的后代，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勇敢、正直，分散于各地，为任何能够雇他们的人服务（甚至献身），并以此为生。”（转引刘若愚《中国之侠》）

气质精神说，即将侠的起源归结为一种气质精神者，认为游侠不是特殊的社会集团，只不过是一群具有侠客气质的人。这种观点最初由日本的增渊龙夫提出，美籍汉学家刘若愚将之发扬光大。在其《中国之侠》一书中，他说：“我认为游侠为人大多数是气质问题，而不是社会出身使然，游侠是一种习性，不是一种职业。”后来，他又补充道：“我想最好不要把游侠看成一种社会阶级或职业集团，他们是具有强烈个性、为了某种信念而实施某些行为的一群人。”

如今，“侠源于气质”这种说法越来越受欢迎和有市场，当代侠文化研究者如韩云波、汪涌豪等均采此说。笔者也很激赏这一提法，富有创意，既有浪漫主义的侠文化、侠文学基调（“气质使然”），又有现实主义的人文底色（“我想最好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游侠虽不构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但就其出身而言，他们却分别从属于贵族和平民集团，同样可以找到他们的终极归宿”（陈宝良《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

以上，概括梳理和罗列了流行的几种侠的起源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和启发，但并没有形成学术公论、达成社会共识。因此，也有一些研究者就此问题持怀疑并存暂时搁置的态度，如：周庆华在《侠的神话性与社会功能——兼论侠的“出路”问题》中说，“为侠寻找‘源头’的人，不是要解决原始侠的真相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原始侠的行为问题，而是要解决他所论述侠的‘出路’问题”；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一书认为，“侠的起源问题，严格来说，实在难以确定……要探求侠的起源，应该溯及人类形成共同社会的时候了”；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直接表示，“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侠去寻找任何古代学派的渊源”。

回到侠的历史和历史的侠来。汪聚应在《唐代侠风与文学》中指出：“探究侠的渊源时，作为立足点的侠的初始形态只能是韩非所论述的侠，因为侠的名称是他最早提出的。而对侠的社会存在价值的评判是较道义评判更为重要的质素和出发点。”就先秦之侠而言，主要指《韩非子》中所论述的，以及《史记》中《游侠列传》所明确提到的战国四公子和《刺客列传》的几位刺客。

先秦之侠（社会存在的侠），从历史文献看，广义上讲，泛指王公重臣为代表的贵族之侠（“权而贵者”“富而豪者”）、新兴力量而形成的平民之侠（游侠）及其他们所养之士、所属门客（主要是侠客、刺客、剑客）。狭义上，则只是符合侠的基本特征（如不事生产、有“游”的特性、振穷救急、以武犯禁、私门养与被养等）的上述人群成员。

就侠的起源和历史而言（包含道义观念因素在内），笔者以为：概言之，历史上的侠，始祖可追溯至周公，肇始于西周末期，诞生于春秋，兴盛于战国，秦时一度萎缩，秦末汉初复燃尤烈，东汉后向“任侠”“英雄”转化，自此古侠士之风不存、史书也不再记载，历史之侠消失于历史之中。另，侠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概念，参与和承接了“圣贤”和“英雄”两大理想人格传统的形成和建构。

上面所述观点，笔者还会在接下篇目中作进一步介绍和说明及论证。或许，重要的不是这些观点对与否，对错只有待考古和新史料来一点点解开谜底，而是这种新的观察、思考和论证方式，会引导我们重新认识侠、重新认识我们自己、重新认识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 BZbwHBebOqypXMES7QMCdZ/YBjisEwsvSkeJqO+VgDOL7Pbmlec/wizyFu/Jew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