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世上本没有“江湖”，因为侠的出现（“出”是横空出世的“出”，“现”是昙花一现的“现”），因为千古文人侠客梦（凌云志，浩然气，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便有了江湖。
“江湖”一词，本指三江五湖地区，后来引申为自然界的江河湖海。由自然江湖到纸上江湖、文学江湖，始于《庄子·大宗师》篇“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论及范蠡辞别越王勾践时，也有“乘扁舟浮于江湖”句。演变到后来，江湖便成为侠文学的一个专有名词，百年武侠小说则使江湖一词广为人知。
作为侠客的活动场景——江湖，在历史之侠中直接寓于现实社会，“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章太炎《检论·思葛》），只有到文学之侠尤其是小说之中才真正出现和形成。从唐传奇的隐秘空间，到明清小说的绿林江湖，到武侠小说的武林江湖，到网络奇幻武侠的异域世界……都是一个游离于正统现实社会的虚拟世界，是以“侠义”为核心构筑而成的乌托邦式的童话空间。
千古侠客梦，叙写的是个体“拯救与逍遥”的主题，也即入世和出世的故事。首先，之所以说是或者强调个体，不仅是申明侠的非社会阶级或职业集团性，更重要的是为了打破“中国人的行为特色绝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固有观念和“因循守旧的中国社会是铁板一块，每个人都依照刻板的儒家礼教行事”（刘若愚《中国之侠》）的刻板印象。
在中国人观念里，个人主义往往认为是西方的，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带有鲜明现代特质。与此相呼应，费孝通提出自我主义，即“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由此得出，中国传统文化里生成的是自我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事实真得如此吗？中国早期历史之侠及其这一文化传统所孕育的侠义精神和侠文学、侠文化，至少就是一个特例。
在西方人印象中，个性、自由、特立独行等是与中国人无缘的。而美籍华裔学者、汉学家刘若愚在“对公元前4世纪至现代出现在中国历史和文学上的游侠作一综合的研究”后认为，中国之侠拥有“颇有魄力、离奇莫测、个性突出的品质”，又于中西之侠比较中指出“中国、欧洲之侠共有的这些观念信条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它们超越了空间、时间，克服了两者的差异，形成了思想的沟通”，从而“可使鲜为西方读者所知的中华文明的一个侧面得以清楚地显示”。
其次，某种程度上说，侠是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一面，无论是出于保家卫国的理想，还是基于建功立业的渴望，侠客都表现出了其积极救世/入世的一面。“侠本不是应该为社会不公负实际责任的人，但他却自愿自居于正义和公道的维护者”（龚鹏程语），“儒者言仁义，仁义之大，舍侠者莫任矣”（黄侃语），于是太史公作传传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史记·太史公自序》）
另一面，临事当仁不让是英雄本色，而古侠士之风更受人敬佩之处在于，事后谦逊退让，如《史记·游侠列传》一再强调“私义廉洁退让”“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等。纵然如此，后来史学家及其史书也容不下侠的存在，班固《汉书》直斥游侠不合“礼法”，“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国不专杀。矧乃齐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礼法是谓！述《游侠传》第六十二”（《叙传》），范晔《后汉书》则认为游侠“仁义礼法”都不合规矩，“游侠踰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班彪列传》）。
第三，侠由历史事实到文学想象，文人侠客梦也于此展开。文人侠客梦有两类：“一以侠客许人，一以侠客自许。前者多出现在注重叙事的小说，而后者多出现在着重抒情的诗歌中。”（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文学作品中的侠》）由是，侠客或游侠成为侠之中文人及其文学书写的中心。文人与侠客千差万别，为什么会有千古文人侠客梦呢？在某些方面，比如社会身份、精神气质方面，我想应该是有所共通的吧。
一者，文人满腹牢骚，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比如，明清之际的傅山就说“贫道岑寂中，每耽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霜红龛文集·杂记三》），陈平原称赞此句“说透了世上读书人的心理”，并进而解释道：“春风得意者大概不会念念不忘游侠，只有屡经坎坷备尝世味者，才会深感人间侠士的可贵。当初太史公‘愤激著书’传游侠，后来者读《游侠列传》则‘喜动颜色’，不就因为借此可以发泄一肚皮宿怨？”（《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
二者，文人多出身寒门，且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对此，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文学作品中的侠》一文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学表述：“不管得意还是失意，‘仗剑’与‘行侠’都是凭借自身能力去夺取功名，而不是攀附权贵或者依赖祖宗福荫。因此，于古代侠客中多取‘闾巷之侠’，而很少取‘卿相之侠’。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仗剑’与‘行侠’这一意象会千百年来激动着千百万出身寒门并与功名富贵无缘的文人学子之心。”
至于侠是什么，龚鹏程曾在《侠的精神文化史论》一书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虽然已经有不少的侠之研究论著，但那都只能称为正义的迷思，除显示他们对侠的‘意底牢结’之外，恐怕不能称为学术研究。”这一论断令人沮丧，但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其实，早在李贽之时，就发出了“侠之一字，岂易言哉”的喟叹，其“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焚书·杂述》）的表达，我想现在很多学者可能仍然没有完全读懂。我们当代很多学者研究侠，主要是研究侠文学，或者就只是武侠小说，而对侠历史、侠文化一知半解、人云亦云，这是很不科学的。学者本应崇尚科学，却不自觉走向非科学，这不是悖论，而是丑闻。
当然，这一切不合理的背后都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侠的基本问题悬而未决、莫衷一是，比如“侠”字如何被发明出来的、侠的本义、侠的起源、侠的来源、侠的分类等。其他，比如侠的历史、附加在侠上面的观念等，也对我们如何看待侠、认识侠、诠释侠造成一定障碍。之于侠的基本问题，本书在历史之侠部分作了一定梳理和分析，但仍有待考古和新史料的发现及证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此外，鉴于侠历史已变为接受史、阐释史和想象史，侠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精神现象，对于侠的基本认知，本书提出从理想人格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侠。如果不了解侠的“理想”人格属性，特别是其历史上曾参与和承接“圣贤”和“英雄”两大理想人格传统的形成和建构过程，我们对侠的认识将是很不完整的。侠与圣贤、英雄两大理想人格不能等而同之，但侠之“铁中铮铮，庸中佼佼”《后汉书·刘盆子传》底色，仍不失为一种范式和榜样。
陈山在《中国武侠史》里说：“侠的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名誉的象征。”这看上去像文学的褒义表达，但也名副其实，因为侠的独立、自由人格，侠的超道德属性以及侠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中国的脊梁”中，侠至少可以占一席重要位置。
坐而论侠，固然不能与起而行侠相比，但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本书所论，正如《中国武侠电影人物志》主题曲《天地武魂》序曰：盖侠士，古为善武、轻利、搏命者。浮生于乱世，名噪于道衰。披轻裘，挟长剑，策烈马，引狂歌，或扶弱济贫，救人于“急难之事”；或除暴安良，解国于“困厄之时”。其言必信，其诺必诚，其行必果，固常以勇武取重于诸侯，以信义显名于天下。鉴侠者之道，立乃立舍生取义之志，结乃结捐躯忘亲之情，今日慷慨赴危难，明朝热血酬知己……垂其丹心侠骨，上惊天地，下泣鬼神！
从篇幅上说，虽然上面谈了很多侠历史、古代的事情，本书的重点仍是侠文学、现代，关注侠是如何由历史事实演变为文学想象、侠文学怎样发展和流变、侠客形象的不同塑造、江湖图景的别样想象、侠义精神又是如何承传和新变、侠文学与通俗文学及网络文学的关系问题等。侠文学中，侠、江湖、侠义精神这三者，从来都是最耀眼、最有魅力且最能打动人心之所在。
“武侠小说、网络小说最受人喜爱，又最受人鄙视；喜爱它的人并不认真看重它，鄙视它的人又常为它废寝忘食。”这种奇怪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身边的朋友也经常有人问我，现代社会还有侠、还有江湖吗？虽然盖棺才能下定论，我口头上还是会说有的，比如张桂梅、钟南山、黄文秀、任长霞、黄大发、白芳礼、任正非、胡友平等，幸运的是，他们也是当代的英雄。至于江湖，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侠在，江湖就在，江湖在，侠就在。
仗剑天下，侠在江湖。厕身新时代，所谓的侠、所谓的江湖，不正是你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