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游侠列传》导读

“美哉游侠士，何以尚四卿？”

（张华《游侠篇》）

美籍汉学家黄仁宇在《司马迁和班固》中有段话非常有趣，他说：“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真实性”方面，我们暂且不论。相较有国史色彩的《汉书》，司马迁自称《史记》“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是私人著作，诚然更加“生动活泼”，不拘形迹，汪洋恣肆，字里行间充满着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游侠传里藏着司马迁的身世之谜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班固，虽都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但其著书旨意却大为不同。金圣叹在论“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时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他举《史记》为例分析道：“《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

这就涉及到司马迁为什么要写游侠传，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游侠传里藏着司马迁的身世之谜。兹举几例如下：

迁遭李陵之祸，平昔交游，缄默自保，其视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盖有激也，此与《货殖传》同意。（柯维骥《史记考要》）

史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董份）

太史公慷慨为李将军游说，下蚕室，一时无贤豪可缓争，雅慕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俯仰悲悼，作《游侠传》。说者谓此等儒不道、吏不赦，使儒夫曲士貌圣贤之虚名，而不是爆然一见豪杰非常之作用，有卿云甘露，无迅雷疾霆，岂天之化工也哉！（陈继儒《侠林序》）

昔太史公自以身不得志，于古豪人、侠士周人之急、解人之难，未尝不发愤慨慕而极言之。（归有光《文集·夏怀竹字说序》）

史公值汉盛时而言此，诚亦有伤心者哉。（郭嵩焘《史记札记》）

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司马迁）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朱自清《经典常谈》）

“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司马迁这样字字沥血的感慨恐怕确实与其生平经历有关。（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

由此可见，司马迁的身世之谜，不仅藏在游侠传里；货殖传也有，如金圣叹、柯维骥、朱自清上面所说；刺客传也是，如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即认为“在渴望与幻想之中，他因写了刺客与游侠”。此外，同为侠的战国四公子其传——孟尝君传、平原君虞卿传、魏公子传、春申君传应当也是。

以上之说甚为流行，但也有人不以为然，日人泷川龟太郎就不同意这一说法，其在《史记会注考证》中说：“周末游侠极盛，至秦、汉不衰，修史者不可没其事也。史公此传，岂有激而作乎哉？诸解失其本末。”

泷川龟太郎的说法也不无道理，但假使班固生在司马迁的时代，他会为游侠作传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这也与作传者的时代、立场、“心胸”和性情有关。

除“身世之感”和“不没其事”外，我们也要注意到，司马迁写游侠传、刺客传、货殖传的直接起因是，《韩非子》里将他们列为“五蠹”，这不符合司马迁所认为的周公和孔子之道。

笔者之所以取周公为侠之始祖，主要有二：一是大义，二是当仁不让（事后谦逊退让）。孔子倡导周公大义，如作《春秋》，另一点是因时流变的时代观。《论语·宪问》篇有：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我们一些研究者只看到荀悦《前汉纪》所言（游侠）“德之贼”，而忽略其所论“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正暗合孔子之道和时代流变。

正如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所论：“太史公写游侠，基本立场，是抱着一份历史的同情，认为游侠行虽不轨于正义，但其行为，‘盖亦有足多者’。”段注《说文解字》“凡多皆曰贤”，这是引申义，本义是“多财”，而司马迁正是以贤来称扬游侠的，侠的第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轻财。

以上，简要介绍了司马迁写游侠传的个中因由。其中，“身世之感”说虽然构不成因果关系，但其身世经历确与《史记》及游侠传的写作，尤其是写作态度、笔调，有莫大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李陵事件始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将之后的李陵（祖父飞将军李广）带精兵五千出击匈奴，连打几次胜仗，但后来被匈奴大军针对了，终因敌众我寡且没有支援而被俘。打胜仗，汉武帝非常高兴；被俘，汉武帝非常生气。周围大臣也由祝贺改为咒骂，这时汉武帝问司马迁的看法，为李陵辩护的直言说辞惹恼了汉武帝，获“诬罔主上”之罪。

后来，汉武帝派公孙敖去匈奴打探李陵被俘后的情况。这个公孙敖花了好长时间都没得到确切消息，无功而返，对汉武帝说“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据《汉书》）。汉武帝怒，将李陵家处以族刑，司马迁坐株获死罪。而那个人实际是李绪而非李陵，但木已成舟，因此事李陵诈降成真，司马迁死罪也“坐实”了。

按照律法，缴纳赎金可以免除死刑。这本惯例，此前一直都有，如《尚书·尧典》就有“金作赎刑”说。汉代亦实行罚金赎罪之法，如李广、张骞曾犯军法当斩，赎为庶人得以不死，后又建立大功。但司马迁很不幸运，似乎被汉武帝“针对”了。

根据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的政策：“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应劭注曰：“一级值钱二千，凡为六万”。赎死罪六万钱即可，司马迁职级六百石，年收入约八万钱，应该还是负担起的。但就在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汉武帝改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这大大抬高了赎死的价格，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司马迁被汉武帝“针对”，还有一例证据。据卫宏《汉书·旧仪注》和《西京杂记》等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按当时律法，有两种方式可以免死罪，第一种是赎钱，另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

因此，司马迁为了实现其父遗愿，完成《史记》写作，决定自请宫刑，忍辱苟活。后来，在写给朋友《报任安书》的遗书式信中，他介绍了《史记》的完成情况，并说“人囿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后不知所终。

《史记·游侠列传》主旨导读及文本细读

在了解了司马迁的身世经历和写游侠传的背景后，我们再读《游侠列传》甚至《史记》，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难怪乎陈向春在《<史记·游侠列传>的文化学研究》中如是说：“我们甚至可以说，整部《史记》都弥散着赞美侠义的气息。”

接下来，我们将对《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部分主旨和内容作一导读和细读。首先，释“游侠”。

“游侠”一词源于《韩非子·五蠹》，司马迁写游侠传也由此开端。而在《八说》篇，有“弃官宠交谓之有侠……有侠者官职旷也”，梁启雄在《韩子浅解》中注曰：“有”“游”古今音皆近，“有”或本作“游”。这样，“有侠”即为“游侠”。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也缺乏历史和事实依据，“有侠”释为“有侠义”即可，侠官和官侠也分属两个概念，且与游侠并无必然联系。

这是一种误解。还有一种误读，即认为游字有“游离”之意，如陈世骧、陈宝良等。陈宝良《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中认为：“大致说来，游字有‘游离’之意。在中国，时常能找到诸如游士、游侠、游民、游手一类的概念，总的来说，都是指一些浮游于社会之上而对统治者具有离心力的社会力量。”刘若愚《中国之侠》附注中写道：“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陈世骧教授对我说，这里的‘游’大概是游离的意思，不是指‘游荡’。但我在汉或汉以前的文献中见不到‘游’的这种用法。”可见，大抵是附会之说，缺乏依据。

第三种，《史记索隐·史记集解序》司马贞曰：“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游，从也，行也。侠，挟也，持也。言能相从游行挟持之事。”前文我们已经说过侠和挟的问题，而轻死重气是侠的基本特征，所举例荆轲、豫让为刺客，与游侠也有所区别和不同。

第四种，即荀悦所论：“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彊于世者，谓之游侠。”这更近似东汉时期任侠者的概念，而“游侠”只是借用了班固《汉书·游侠列传》中的用法，不可不察。

所以，释“游侠”，最重要的就是理解“游”的意思。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中说：“游就是他们的行为特质，也与其生命特质有关。由这个角度说，凡侠都可说是游的，侠，就是游侠。司马迁写《游侠列传》，游侠成为一个词，大抵即采此观点。”此说可作参考，这与刘若愚所持“精神气质说”也相近。因此，游侠更贴合于侠义精神。

其次，释“仁义”。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阐述作游侠传的缘由：“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仁者有乎，义者有取焉，司马迁以有仁义称许游侠。

对此，写有《通志》（承续司马迁《史记》通史传统）的宋代史学家郑樵很不以为然，他说：“游侠之徒，未足为煦煦孑孑之万一，况能当仁义之重名乎？”“煦煦孑孑”出自韩愈《原道》：“煦煦为仁，孑孑为义。”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误解，实际上并没有读通司马迁之意。后来，清代的翁元圻在注《困学纪闻·考史》的时候解释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亦近仁义之一端。故曰有取焉，非以仁义许之也。”

郑樵较司马迁有千年之余，并自诩承续其通史传统，然而在精神上尚且领会不准确，何况凡夫愚儒之辈？

再次，论游侠传开端。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正义》曰：“儒敝乱法，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学士多称于世者，故太史公引韩子，欲陈游侠之美。”

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刘辰翁就此说：“缓急者，人之所时有也，更自霭然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宪等，盖其言有何功业，而志之不倦。却借他说游侠之所为，有过之者而不见称。”

司马迁以儒写侠，韩非子讥二者，然儒生被人称扬，如闾巷人季次、原宪等，而比他们还优秀的游侠，“儒墨皆排摈不载”，是以作传称扬游侠。

这与司马迁写游侠而引战国四公子是一个道理，游侠没有“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而只能“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张华《游侠篇》言：“美哉游侠士，何以尚四卿？”与其说游侠“尚四卿”，倒不如说司马迁“尚游侠”，因为“肉食者鄙”，“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司马迁以切身感受认为游侠更可信赖。

第四，关于“儒墨皆排摈不载”。

“儒墨”，此处指儒家、墨家，还是专指儒家著作，这是有争议的。笔者比较倾向于后者说法，而非儒家和墨家之意。关于墨子和墨家，《史记》中记载很少，如论墨子只有24字、论墨家主要是“疆本节用”，说明司马迁可能没怎么读过墨家典籍，或是有意不加关注。

章太炎《儒侠》里说：“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岂惟儒家摈之，八家亦摈之。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侯生之完赵也，北郭子之白晏婴也，自决一朝，其利及朝野。其视聂政，则击刺之萌而已矣。”

由此可见，章太炎也认为“儒墨”只是儒家不含墨家。司马迁是孔子信徒，而非墨子信徒，游侠事迹墨家不载，他也怨不着人家啊。

有些研究者也指出“儒墨”（指儒家著作的用法）在司马迁同时期也有使用的例子。现在市面上仍有些《史记》版本将此处“儒墨”句读开来，似乎有所不妥。

第五，说说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五大游侠。

《史记·游侠列传》主要讲了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五大游侠其人及事迹。其中，朱家和郭解为游侠典型代表，今几乎是游侠的代名词。

朱家，和孔子一样，同是鲁人。不仅出生地点好，而且独树一帜，“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有“开宗立派”之功。五人之中，朱家称侠时间最早，“与高祖同时”，最有资历。有侠名，“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朱家侠行最为典型且难以企及，“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其行侠事迹为助季布脱困。

缓急，人所时有。试问，谁不想有一个朱家这样的朋友！

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是五人之中唯一提到会武的。敬仰朱家并以之为榜样，自以为侠行弗如，有君子谦逊退让之风。

剧孟，是《史记·游侠列传》里隐藏的“大侠”。“剧孟以任侠显诸侯”，任侠、显、诸侯，每个词都显示出剧孟的不同凡响，其名气之大可能还在朱家、郭解之上。看司马迁的游侠出场介绍，朱家“用侠闻”、田仲“以侠闻”、王孟“以侠称”、郭解“喜为侠”（解父“以任侠”）。估计班固对此也很震惊，或有意淡化，因此他在《汉书·游侠列传》中将之删减为“剧孟以侠显”。

侠行方面，剧孟“行大类朱家”，但“好博，多少年之戏”。其行侠事迹文中没有具体说，但就地位、影响力方面有两处说明，一是“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二是“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有记载剧孟拜访袁盎并受热情招待一事。袁盎在骂富人的时候说：“夫一旦有急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称赞其可信赖、决不推辞的游侠品质。

郭解，是司马迁着墨最多、最意难平、最感同身受的游侠。郭解作为侠二代，因其父被诛，“少时阴贼”，杀人抢劫，铸钱掘冢，作恶多端，不可胜数。但运气好，遇到大赦，一笔勾销。年长之后，“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朝廷迁徙富豪，名单中有郭解，但“解家贫，不中訾”。卫青替郭解向皇帝求情，惹怒汉武帝，“解家遂徙”。于是“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远超迁徙的资财三百万的标准。

后来，御史大夫公孙弘以“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的论断，将郭解之族诛杀了。就这样，郭解以无妄之灾死于公孙弘之手，而司马迁正是“死”于混淆视听的公孙敖之嘴……

对郭解，司马迁是抱着一份特别的感情在里面的。因此，文末专门有一段评语：“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

曹正文在《中国侠文化史》中有一段话专门论述司马迁的内心独白：“他是多么希望盛养门客的豪杰大侠能向自己伸出援手，为自己提供一个避难所，一个救助站，一顶保护伞。近现代大文豪郭沫若替司马迁吐露了他郁结于心的呐喊：‘我赞美游侠，赞美朱家郭解。天下的人假如都是游侠，都是急人危难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朱家郭解，世间上哪会有不合理的权势存在！’”

最后，借《索隐述赞》的点评作为结语，以扬游侠之义。其评曰：“游侠豪倨，藉藉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脱季，剧孟定倾。急人之难，免仇于更。伟哉翁伯，人貌荣名。”

困而修德，穷而著书；死中求生，祸中求福。总算还是司马迁的运气好，总算还是游侠的运气好。 bUai+ZbqDwNHk5vdmviRwjMv0XWQaBGqCgHwLqX4LtD9uXEb+xLsGNVYvBIy9zv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