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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句人尽皆知的老话你一定听过，一句是：“不到黄泉不相见”，另一句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但你未必知道这两句老话的出处和其背后的历史故事，这背后不仅有故事，而且非常精彩，是一个心机王后和儿子之间的恩怨情仇。
诗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爱是世界上最博大无私的爱，全世界的母亲多么地相像！
她们都为了子女全心全意地付出且不图回报，此实是最纯粹、最真挚的感情。母慈子孝本是天性，然而，春秋时期却有这样一对心机颇深的母子，他们二人水火不容，可谓是“母不慈，子不孝”的典型。
从前，郑武公在申国娶了一妻子，叫武姜，她生下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武姜受到惊吓，因此给他取名叫“寤生”，所以很厌恶他。武姜偏爱共叔段，想立共叔段为世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不答应。 [1]
武姜，是郑武公的夫人，郑庄公的亲生母亲，申国国君的女儿。
关于武姜的记录，史书中除了“郑伯克段于鄢”这段故事，没有更多的记载。
但在这段故事中，郑伯也就是郑庄公与弟弟共叔段的阋墙之祸，直接的推手，就是他们共同的母亲——武姜。
郑庄公是春秋最早的雄主，他继位时，郑立国不过半个世纪，然而在他掌权的43年间，郑国却崛起为中原第一大国。
于是，开始了窝里斗。
郑庄公跟他亲妈、亲弟弟都翻脸了。 [2]
这件事发生在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即春秋的第一年。此时郑国却祸起萧墙，一部百余年的春秋史，以母子、兄弟的窝里斗来开篇，虽然要算碰巧，却也意味深长。
本案的男一号，当然是郑庄公。庄公是郑国第三任国君，郑武公的嫡长子，名叫寤生。
武公的正妻是申国的公主，史称武姜。武，是丈夫的谥号；姜，则是娘家的姓。
申国据说是伯夷之后，姓姜；郑国则是厉王之后，姓姬。武公娶武姜，不过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武姜给武公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寤生，老二叫段，都是嫡子。刀兵相见的，就是这哥俩；翻脸不认人的，则是寤生和武姜母子。
奇怪！亲妈、亲兄弟本该血浓于水，怎么就水火不容呢？
正史的说法是因为武姜不喜欢老大，不喜欢的原因也很怪异，据说是因为老大出生时两条腿先出来，着实把武姜吓了一大跳，因此管他叫“寤生”，也就是“倒着生”。
倒着出生的寤生，从小就不受疼爱。后来有了弟弟，老妈的一片爱心便全部给了段，甚至多次在床上吹耳边风，要武公立段为太子。只不过，未遂。后来武公去世，寤生接班，武姜又为段讨封地。这时武姜已是老夫人，相当于后世的太后，自然得逞。叔段如愿得到了京邑，从此人称“京城大叔”。大，就是太，也读太。京城大叔，就是“住在京邑的郑君之头号弟弟”。
叔段得到京邑之后，便开始扩军备战，图谋不轨，《左传》称之为“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完，就是高筑墙；聚，就是广积粮；甲是甲胄，兵是兵器；卒是步兵，乘是车兵。总之，叔段建立了“反政府武装力量”，武姜则在郑都充当卧底和线人，两人合谋要夺取庄公的君位。
鲁隐公元年，叔段自认为羽翼丰满，计划偷袭郑都，武姜也做好了开门接应的准备。庄公得到消息，派大夫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伐京。京人闻讯，立即宣布与叔段划清界限。叔段无力抵抗，只好狼狈逃窜到鄢。庄公当然不会让他在鄢安家落户，便挥戈东进。五月二十三日，叔段再次逃亡。只不过这回他逃到了卫国的共（读如恭），从此叫共叔段。
叔段逃到共以后，郑庄公把武姜迁到了城颍（今河南临颍县西北），宣布母子二人恩断情绝，不到黄泉不再相见。
春秋编号第一的大案，大体如此。
这是一个看似完美的计划，但武姜严重的低估了自己的打击对象——郑庄公的能力。
郑庄公是春秋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明君，看似外在低调实则内在彪悍，20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布下了一张密集的情报网络，武姜和叔段的一切举动都在他的严密监视之中，可以说，郑庄公早已经处心积虑的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好一举平息母亲和弟弟这两个最大的内患，在不知不觉中，武姜一步步的走进了郑庄公设好的局中，而自己却浑然不知，20年来她完全被郑庄公唯唯诺诺的表现给蒙骗了。
提前获知叔段造反消息的郑庄公临危不乱，叔段还没起兵，郑庄公却先发制人，以迅雷之势兵发京城，叔段仓皇应对，苦苦支撑，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民心之力显现出来，早已民怨纷纷的百姓抛弃了叔段，参军的百姓主动弃械投降，城内百姓也发动了起义，在内外夹击之下，叔段溃败逃走，后来客死他国。事已至此，武姜自知无力回天。深感失望和愤怒的郑庄公把母后武姜送出京城至郑国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并发誓说：“不到黄泉，不与相见！”，武姜对于郑国的政治影响力至此画上了句号。
看完这个故事，你可能也会觉得奇怪，姜夫人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都说母凭子贵，寤生做了国君母亲应该荣耀啊？哪有这样想亲手把自己儿子赶下王位的母亲？
这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人性，当你厌恶一个人，倘若没有什么足以令你扭转观念的大转折发生，你对这个人的厌恶程度会日益剧增，最终到达不可调和的程度，没有理由，就是看他哪儿都不顺眼。因为寤生的难产给自己带来了痛苦，那一刻起，姜夫人就给寤生打上了厌恶的标签，这个标签随着寤生的长大变得更加不可去除。姜夫人本人也是一个极端性格的女人，一方面是对叔段极度的爱，一方面是对寤生极度的厌恶，这两种情感的对照并没有让她觉得自己做的不平衡，反而更加病态，最终让自己的二儿子客死他乡，更让自己和大儿子的关系无法修复，无论是作为一个女人、母亲还是王后，她都极度缺乏智慧。
讽刺的是，在武姜被软禁的1年后，郑庄公却因为思念母亲，而后悔当初发下了，不到黄泉不相见的誓言。但君无戏言，他又不能反悔，在大臣的建议下，他叫人修了一间位于地下的房子，视作黄泉，把母亲武姜接过来在此相见，恢复了母子关系，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
这一幕令很多人想不到，估计连武姜也不会料到郑庄公会原谅自己，所以人生，不喜爱的并不一定能成为你希望的样子，你厌恶的也不一定是你所想象的样子。
但，此案可疑。
郑国的受封之地，原本在今陕西省华县，后来迁到今河南省郑州市和新郑市之间，靠近现在的新郑市。因为是新的郑都，所以叫新郑。郑庄公的郑，就在这里。那么，它跟叔段受封的京、避难的鄢，又是什么关系？
二者之间，“京”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位于新郑西北；“鄢”在今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位于新郑东南。京、郑、鄢，刚好连成一条直线。也就是说，叔段从京逃到鄢，要路过新郑。这种逃亡路线，岂不怪异？难道段的本意，是要去投案自首？或者庄公的战车开过来时，段是像贼一样夜行昼伏一路狂奔的？
何况鄢与京相距甚远，中间还隔着新郑，不大可能是段的地盘，也没听说他在那里有什么盟友。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郑国的西北部，最远到廪延。廪延在今河南省淇县和滑县南，延津北，跟鄢可谓南辕北辙，跟共反倒近。共，在今河南省辉县，而且当时是卫国的地盘。事实上叔段到了共就平安无事，庄公也没派人去捉拿或暗杀，反倒自我检讨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 [3]
因此，段的逃亡应该是由京而廪延，再到共。甚至逃到廪延说不定就安全了，为什么要往鄢跑呢？
这就只有叔段自己知道了，历史上没有任何解释。
我们回头来看，郑国夫人产子，本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然而，因古代人的封建迷信思想作祟，这桩喜事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武姜生产的时候遇到了难产的情况，胎位不正，胎儿的脚先出来。女人难产是一件很受罪的事，即使以现代的医疗条件而言，遇到难产的孕妇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更何况是春秋时期了。
那个时代并没有剖腹产，所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作为母亲只能忍受痛苦。
对武姜而言，她恨这个孩子的理由，不仅因为难产给她造成了巨大的身体痛苦，还因为封建迷信思想对她的思想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封建迷信思想在现在看来，是不可取的，然而，在春秋时期，却是主流思想，古人无法解释难产这种自然的生理现象，而会主观臆断地产生排斥的心理。
脚先出来的孩子会被称为“寤生”，就是倒着生的意思，不仅如此，难产的孩子还会被人们扣上“不吉不孝之子”的帽子。
寤生出生时的难产事件，在他和母亲之间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武姜的厌恶之情油然而生，让母子之间的感情产生了隔阂。
如果没有对比的话，人与之间的隔阂和恨意，就不会那么强烈。武姜又怀孕了，而这一次的生产十分顺利，产下的儿子也是唇红齿白，十分可爱，不像寤生那样，呱呱坠地之时就瞪着大眼珠子，怪吓人的。正因如此，武姜格外宠爱小儿子姬段。
武姜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要为自己的小儿子姬段争取更多的利益。她“亟请于武公”，屡次向丈夫请求立姬段为太子。
这在春秋时期是违背“礼法”的行为，上一个违背“礼法”、废长立幼的人就是周幽王，有他的事例作为前车之鉴，郑武公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倘若贸然行事，必会造成郑国的动荡不安，自己的称霸事业也会付之东流。郑武公是英明的人，每当武姜和他提起此事，他都果断地拒绝了。最终，寤生被立为太子，他即位后，是为郑庄公。
劝阻郑庄公的，是祭仲和子封。
祭仲又叫祭足或仲足，原本是一个小官，官职是封人。封人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线的植树和封土。祭仲管理的地方叫祭，位于郑州市东北。后来郑庄公把他调到朝廷为卿，把现在河南省中牟县的祭亭封给他做采邑，所以仲足以祭为氏，叫祭仲或祭足。终庄公一朝，祭仲都是朝廷重臣。庄公去世后，他甚至有了废立国君的势力。
叔段在京邑大兴土木时，祭仲是提醒过庄公的。祭仲说，先王规定，一个国家的其他城市，最大也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否则将会成为祸患。现在京邑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法定的尺度，将来君上恐怕会不堪承受。
庄公说，老夫人要这样，没办法嘛。
祭仲说，我们这位老夫人，哪里会有满足？不如早做安排，免得变生不测。一旦成了气候，事情就不好办了。疯狂生长的野草尚且难以尽除，何况国君的宠弟？
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等等看的结果，是叔段开始膨胀，居然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听命于自己。
这时，子封说话了。子封说，一个国家，实在无法忍受一国两君、政出多门。请问君上到底想要怎么样？如果打算让位，请允许下臣现在就去效忠；如果无意禅让，请现在就去除掉他。总不能让民众三心二意，不知所从，产生其他想法。
庄公又说，别担心，慢慢来。慢慢来的结果，是叔段恶性膨胀，不但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都变成自己的采邑，而且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廪延。
子封说，可以下手了，否则尾大不掉。
庄公却说，不怕。不义之人得不到人心，膨胀得越快就垮得越快。别看他现在实力雄厚，到时候一定土崩瓦解。
于是任由叔段折腾，不闻不问。
表面上看，庄公糊涂，实际上却是老辣。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老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武姜为叔段讨要的封地，原本不是京，而是制。制，在今河南省荥阳市境内，又名虎牢关。看看地图就知道，制邑比京邑离新郑要远。叔段如果在那里搞分裂，庄公未免鞭长莫及。京，则在控制范围之内。可见庄公对于未来，其实心里有数，只不过要等。
等什么？
时机。
的确，叔段虽为心腹之患，彻底根除却需要时机。毕竟，此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老妈的亲儿子。仅仅因为他违规违纪就大动干戈绳之以法，情理和情面上都说不过去。有这层关系在，下手就不能太狠，顶多只能把他叫来训一顿，再挪个地方。不过，此人既然有武姜这个大后台，治理整顿的结果便可想而知。就连教训和移封，都未必能够实现。
因此，不能治标，只能治本。
治本的办法，是一次性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叔段和武姜都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再也别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但，这需要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就是——谋反。
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有此大罪，无论如何处分，都不会有舆论压力。只不过，谋反并不容易，一要有心，二要有胆，三要有力。心和胆，叔段和武姜都有，缺的是力。有力，才能壮胆，也才会铁心。庄公一直按兵不动，对祭仲和子封的劝阻不予采纳，对叔段也一忍再忍，就是为了让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砣，铤而走险，以便治罪。
为此，庄公隐忍了22年，他真是很有耐心。
郑庄公也很有胆魄，他其实是在押宝。
第一，赌叔段和武姜必反；
第二，赌他们谋反必败。这才决心姑息，以便养奸。养奸其实是有大风险的。事实上，如果叔段和武姜不反，他就满盘皆输；如果谋反成功，他就必死无疑。
这是一场豪赌；现在看，庄公是赢家。
然而，赢家让史家左右为难。
我们知道，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以礼治国”，即“礼治”。依礼，郑庄公可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他是嫡长子，武姜反对他继位，是武姜不对。他是国君，也是兄长，叔段跟他叫板，是叔段不对。叔段分庭已是非礼，更何况犯上作乱？当然灭他没商量。
然而谁都知道，叔段的贼心和反叛，是郑庄公姑息养奸养出来的。可惜，又谁都无法指责。因为庄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武姜的“孝心”。他如果后来没跟武姜翻脸，谁都奈何不了他，只能听之任之。
庄公城府之深，毋庸置疑。
礼治之尴尬，则可见一斑。
尴尬的史家只好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来记录历史，表明态度。据《左传》的解释，这种表述方式既指责了叔段不像弟弟，也指责了庄公不像哥哥，还暗示了叔段之罪实为庄公养成。此即所谓“春秋笔法”。据孔子说，这对违背礼法之人是有震慑作用的。
可惜这种作用似乎收效甚微。相反，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而且未雨绸缪。因为春秋已非西周。君位被人觊觎甚至夺取，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就在三年后，便有一位国君被他强悍的弟弟谋杀了，这是春秋的弑君第一案。
以后，还有其他国君接二连三被干掉。有的被杀，有的逃亡，不是身败，便是名裂。弑君而自立的，也为数不少。 [4]
武姜在规辞中，从“先君”武公依靠大夫治国的经历讲起，规诫年幼的嗣君守丧期间把治理国政大权，交与大夫老臣管理，并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两方面讲了这样做的道理。
她回顾历史说：“昔吾先君，如邦将有大事，必再三进大夫而与之偕图……故君与大夫晏焉，不相得恶。”“吾君陷于大难之中，居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无君，邦家乱也。”关于具体的政治安排，她说：“今吾君既世，孺子汝毋知邦政，属之大夫。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门槛之外毋敢有知焉。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孺子亦毋以执竖卑御、勤力射驭、媚妒之臣躬恭其颜色，掩于其巧语，以乱大夫之政。”
这篇文献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嗣君3年不得干预朝政，而将国家交大臣治理之论与通常认识似有不符。与此相关，涉及人们对《左传》中武姜其人的认知。
《左传·隐公元年》记有“郑伯克段”之事，《古文观止》以《郑伯克段于鄢》为名将其置于书首。篇中言武姜因难产而厌恶长子庄公，而爱小儿共叔段，终酿成兄弟阋墙的大事件。
这一记述影响到清华简整理者对《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基本判断。清华简整理者对于规诫嗣君将治理国政大权交与大夫老臣三年，断为武姜出于帮助共叔段“夺权”的需要，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实际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庄公的顺利登基理政”。这种评价，显然是受到了《左传》的影响。
如果抛开成见，我们会发现，武姜规孺子三年后理政，并非出于夺权的“阴谋”，而是高明的政治安排。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郑世家》相关记载推断，武公去世时郑庄公13岁。13岁的嗣君，很难独理国政。武姜临事不乱，纵观全局，规诫庄公三年内“毋知邦政，属之大夫”，这是一种明智的政治方略。她的明智就在于选择一种可依循的古礼，让年幼的嗣君平稳度过政权交接的困难时期。
嗣君三年不理国政，本于古礼。这种古礼以“高宗亮阴”的传说方式留存下来。高宗，即殷商中兴之王武丁，相传他即位时曾三年“亮阴”。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典籍为《尚书·无逸》篇。篇中周公训教成王时说：“（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亮阴”，典籍也称“谅阴”“亮闇”或“梁闇”，与古人居丧之礼有关。《论语·宪问》篇载有孔子与子张关于这一问题的对话。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按照孔子的说法，国君去世，百官各司其职，听命于冢宰三年，是古人的惯例。考之史实，“高宗亮阴”确非个案。据《韩非子·喻老》篇记载，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这一状况与殷高宗“三年不言”极为相似。
嗣君“亮阴”，三年不言，其意义不仅在于守居丧之礼，更是旧君崩亡时完成君权接替的一种政治手段。旧君初丧，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国语·晋语》）
旧君已逝，各方力量盘根错节，历史上许多篡弑之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新君欲顺利承位，绝非易事，稍有不慎，就可能失去政权。此时，嗣君依靠三年不言的守丧方式，反而能稳定局势。不言，更能震慑臣下，使之不敢妄动，也能暗中观察、培植自己的力量。
《吕氏春秋·重言》记载高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说的就是高宗“不言”的震慑力量。《殷本纪》叙述此事时，也强调了“不言”的作用：“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把政事交与冢宰三年，伺机“观国风”，而获“其佐”。楚庄王即位时“三年不动，不飞不鸣”，也是在积蓄力量。“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吕氏春秋·慎言》）“定志意”“长羽翼”“览民则”，正是其三年“不言”的用意所在。
武姜嘱嗣君“毋知邦政，属之大夫”，不仅出于上述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且有具体明晰的方略。她训诫庄公：“孺子汝恭大夫，且以教焉。如及三岁，幸果善之，孺子其重得良臣，使御冠也，布图于君。”“如弗果善……其罪亦足数也。”庄公听从武姜教诲，“毋敢有知焉，属之大夫及百执事，人皆惧，各恭其事”。这一政治谋划的结局，与殷武丁“卿大夫恐惧”的效果相同。
过去人们所熟知的武姜，是“郑伯克段”事件中那个偏狭的母亲。左氏大加渲染的叙事笔法，让人对武姜“爱恶之偏，以基骨肉相残之祸”（《古文观止》评语）的印象挥之不去，对故事结尾的细节忽略不察。
《左传》记郑庄与姜氏大隧之中相见：“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关于这一赋诗情节，人们往往做浅表解读，认为是庄公与武姜母子虚伪的表现。实际上，这一行为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我们理解武姜这一人物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赋诗”是春秋时贵族社会的重要文化传统。其意义有二：或“造篇”，或“诵古”。“造篇”就是自己创作，“诵古”就是诵古诗之意。无论造篇，抑或诵古，都反映出春秋时贵族的礼乐文化修养。武姜与郑庄母子间的“赋诗”是以“造篇”的方式呈现的。武姜与郑庄公的酬对，儒雅得体，说明她有很深厚的礼乐文化方面的修养。这与清华简中武姜的形象正相映照。
“遂为母子如初”一句，是另一个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它对我们理解武姜与郑庄公间的母子关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母子如初”，说明当初武姜与庄公曾有过正常的融洽的母子关系。“郑伯克段”这一郑国的宫廷斗争与家族悲剧，是随着共叔段势力增长，兄弟间矛盾激化才产生的。《左传》作者为叙事生动，渲染当年庄公的“寤生”，模糊了母子矛盾产生的时间，致使人们对武姜其人的整体认识出现偏差。 [5]
武姜最后是终老于郑国国都的，她什么时候离世的，并没有记载。估计她在之后的余生里再也没能见到心头肉小儿子段。宠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但过于宠爱会害了孩子。道理所有人都明白，但掉在这个坑里的人却不分古今中外，络绎不绝。人的天性啊，想要战胜自己也是一件难事呀。
[1] 见（清）吴调侯、吴楚材著《古文观止》果麦文化、三秦出版社联合出品
[2—4] 见易中天著《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从春秋到战国》果麦文化出品
[5] 见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汉教中心副教授李颖撰《清华简与《左传》中的武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