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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第一次开支部会，因为有会餐，人到得很齐。
魏传云讲了一通开场白后，话题自然就转到了砖窑的兴废问题上了。当初砖窑是肖早安以村委会的名义一手搞起来的，曾经也红火了两年，后来魏传云让肖早安负责抓综合治理和计划生育，砖窑自然就归他自己管了。
他让侄子魏开运承包了砖窑，每年向村委会上交两千元承包费。魏开运是个坐过牢的人，让他来承包砖窑，其他支委们都通不过，但也只能保留个人意见。
魏开运承包砖窑的第二年，魏传云家的旧屋就推倒盖了新楼，这一年的承包费就押上了一张白条，到了第三年，砖窑连工钱也开不出了，魏传云就把侄子搞到乡里，当了联防队员。砖窑眼看就要散伙了。
这件事引起村委会和村民的极大不满。魏传云见事情有些不妙，就向乡里提出辞职。偏偏乡里不批，他只好硬着头皮再干下去。这次开支部会，他就尽量保持沉默。
肖早安见支委们都耷头耷脑不作声，自觉心里也不舒畅，便说：“你们倒是说话啊！这砖窑是继续办，还是散摊拉倒，各位表个态啊。”
副支书不无嘲讽地说：“拉倒好啊，各位还可以分几块砖，背到家里垒猪圈！”
文书附和说：“散吧，散吧，总是要散的，落得个心里清静。”他已经怕见那些白条了。
倒是治保主任的话说得见分量：“砖窑不能就这么散伙了。当初大家为了建这口窑，各人贴自家柴米，贴自家钱，流血流汗，磨破了鞋底，三个多月才把砖窑建起来，容易吗？现在说散就散了，群众会骂我们这些村干部无能，废物！”
曹福田的话说完，把手里的烟头扔进了自己的茶缸里。
大家又沉默了。
魏传云的脸色有些难看，提了提裤带出去了。魏传云肾亏，开会坐不了半小时便要上一趟厕所。支委们私下里都叫他“尿壶”。
肖早安接过治保主任的话说：“目前砖窑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积压的陈账，二是启动的资金。别人欠我们的，我们收不回；我们欠别人的，别人要来催账。这几年，我们欠了别人两万多元，这笔账是一定要还人家的，一分也不能少；别人也欠了我们三万多元，这里面有些已经成了呆账，像税务所蔡所长，欠我们八千多块钱的砖钱，给他岳父盖楼房，现在他调走了，没留条，这笔账就呆了；乡政府的陆乡长，在县城里做洋楼，零打碎敲也拖了一万多块钱的砖，也没留条，现在人也调走了，账也呆了；等等，总共占了两万多元；能讨回的只有三千多元了。村里的情况大家也知道，是个空壳，上面来人招待一包烟都得自个先垫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启动得从负值开始。”
肖早安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凉了半截。有人就叹起气来，“这个又穷又酸的村干部有什么当头？弄不好还要落个骂名。”
魏传云提了裤子进来，不快地说：“你们谈吧，我今天是带了耳朵来听的，大家各抒己见嘛。小伍同志，你是县里来的，也讲两句嘛，啊？”
伍迁刚才听了大家的议论，心里一直很不平静，这时听魏传云提到自己，就站了起来说：“砖窑目前的情况大家都清楚，要是各位支委信得过我，砖窑就让我来负责。”
大家听了，先是一愣，接着肖早安带头鼓起掌来……
伍迁被下派以后，他业务股长的缺很快让袁平顶上了。袁平原是单位食堂里的炊事员，平时没少往马局长家里跑，不到两年就挪到业务股来了，这次顶缺似乎就很顺理成章。
马局长今年才四十四岁，还很有可能往上爬，爬到“副县级”或更高一些，他有的是这方面的才能。他在乡企局干了快一届了，他的口头禅是“要敢于任用干部”。
他是一把手，局里的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刀阔斧地提拔干部和全心全意地关心干部。每年提拔上来的干部不下十人。他常对提拔上来的干部说：“好好干，明天是你们的！”然后及时地露出很有意味的微笑。
伍迁对这一切都能处之泰然，而梅洁则不能，她常抱怨伍迁懦弱、胆小，甚至骂他“窝囊废”。看见别人搬新居了，升职了，她心里就不平衡，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摔东西。伍迁已经见怪不怪了。
梅洁最羡慕的是孙莉。孙莉有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一份好工作。孙莉在电信局当会计，工资是梅洁的两倍，男人杨彬也在乡企局，这次也被下派了，在酒厂当副厂长。据说那是个利税大户，县里的一些要员都把自己的亲戚往厂里塞，搞得人满为患，不出两年，效益就垮下来了。
杨彬自从被下派以后，他家里就安上了电话，进出办事都是厂里的桑塔纳接送。这些都让梅洁眼热。她家除了一台收录机比较值钱以外（那还是伍迁要学英语她才咬了牙买下的），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物品了。
孙莉爱到梅洁家来串门，谈些男人们的事，谈她丈夫如何在厂里吃得开，玩得转，如何地受人尊敬，每每说起这些来就滔滔不绝。
梅洁就在心里埋怨伍迁：哪里不好去，为什么偏要跑到乡下，去当什么副村长，要级别没级别，要权没权，工资也不加一分，划哪一头啊？梅洁就巴望伍迁早点回来，好歹只有两年，熬到头就打道回府，今后说什么也不能再做这样的傻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