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这些年在单位里一直处于一个打杂的角色。
张祥是八一年高中毕业的,那年他十六岁,高考时仅以九分之差落榜。父亲无意让他再读,于是给他虚报了两岁,顶职进了乡企局。他这么多年里一直默默无闻,连食堂里干临时工的袁平也常常不把他放在眼里。袁平与张祥同年,却比张祥高出一截,块头也大得多,况且他有个叔父在人事股当副股长,自然可以不把张祥放在眼里。
而张祥发育不良,头发稀黄,个头矮小,很多人都叫他“小祥子”。张祥什么事都抢着干,像扫地啦、打开水啦、送报纸啦、掏厕所啦等等,总之都是些别人不愿意干的。
他父亲临退休时再三叮嘱和告诫他,做人就要诚实,苦点累点不要紧,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父亲是快解放那年参加革命的,那时他以做小生意为掩护给共产党当交通员,为革命队伍传送了很多重要的情报。他父亲四九年入党,解放后当村支书、副乡长、公社林场场长,再后来就进了乡企局。他父亲的事迹经常上市报、省报,临退休了却连个副科级也不是。他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脾气倔强,爱认死理,这让他吃了不少亏。四清运动中上面派调查组调查他的问题,列了十条罪状,发配到养猪场当了十个月的饲养员。
后来真相大白,他父亲又回到了公社。调查组召集开会,列出了他父亲的十二条优点,他父亲只是冷笑一声,说:“我不是有十条罪状吗?怎么忽然又冒出十二条优点来了?”他父亲依然我行我素。
张祥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父亲的秉性,他多次在职工大会上质疑领导们,因而受到了领导们的排挤。张祥在伍迁分到单位以前一直形单影只,这让他时常感到孤独和寂寞。那时他便开始写日记或者买些杂志来读,慢慢地对文学热衷起来。
常常是傍晚那段时间寂寞难耐,他便骑上自行车,在小城的大街小巷里乱窜。那时他认识了一个文友,叫元牧,他身架高大,却很瘦,有先天性心脏病。张祥叫他“老杆”。老杆在邮电局当邮递员,整天忙颠颠的。老杆常去看望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据他说是他姥爷。
有一次张祥与老杆一起去看老人,那是个盛夏的夜晚,老杆扛了个西瓜,走进老人低矮的油毡房里,一股刺鼻的溲臊味扑面而来。
老人姓秦,口齿有些不清,却很会拉二胡。后来老杆走了,他死于心力衰竭。张祥便常常一个人去看老人,一坐便是老半天。张祥后来才知道,那位老人并不是老杆的亲人,老杆只是看着老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才这样做的。张祥一直不明白,世上那么多恶人活着,为什么好人偏偏就早亡了呢?张祥那些日子空前的悲寂,甚至生出一些出世的念头,人也变得消沉多了。
伍迁是在八七年分配到乡企局的,和张祥一起住仓库改成的集体宿舍。两人性格相近,慢慢地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张祥常常在伍迁面前提到老杆,“老杆是累死的。他死的时候什么也没得到,单位说他是临时工,不能报医药费,更别说抚恤金了。他父母是忠厚的人,什么要求也没提,只说不给国家添麻烦,他们的儿子能活到现在已经不错了,说完就默默地把他从医院抬走了。我当时就想哭,我的心撕得痛啊!”
伍迁说:“你当时就在边上愣愣地瞧着?你没站出来说个公道话吗?”
张祥愤愤地说:“我说了,很多人也说了,可有什么用,根本没人理你。他们单位的领导还轻飘飘地说,发生这样的事大家都不愿意,大家还是好自为之吧。我还能说什么?我当时真想冲上去揍那家伙两拳!”
张祥一直没有把这消息告诉那位老人,老人问起,张祥只是说老杆出差去了。张祥从此担负起老杆长期以来非同寻常的责任。张祥在第二年的清明独自在老杆的坟上献了一束鲜花,他眼前恍然出现了老杆那熟悉的身影,抹也抹不去。张祥后来对伍迁说:“活着,就得好好地活着,不能让那些杂种们小瞧了!”
张祥的调动问题仍然没有着落,文化局的楚局长含糊其词地说可以考虑调他进来,但要研究研究,就没了下文。
张祥当然知道他话里的意思。这里面有许多路要跑,许多关节要打通,许多门槛要小心翼翼地跨过。
张祥认识楚局长很偶然。那时楚局长还不是楚局长,是楚股长。
楚股长眼睛不好使,眼镜摔破了还没顾上配,那天骑了自行车赶去歌舞团看彩排,半路让摩托车给撞了,重重地摔在地上。
车手刹了车,回过头来骂了句:“妈的,瞎了狗眼啦!找死呀!”便扬长而去。
楚股长躺在地上滋滋地吸着气,一双腿已经站不起来了,地上有好多血。很多人围着看,闹哄哄的。张祥正好路过这里。
他拨开众人问道:“怎么回事?”边上有人说:“让摩托车给撞了,车手已经跑了。”张祥二话没说,把他背上就向医院跑去。
到了医院就忙着给他挂号,找医生,直到安顿好了才通知他的家人,又打电话向交警报了案。他们因此认识了。再后来楚股长就变成楚局长。
其实张祥本不该把它当真的,也许楚局长当时是碍于情面才这么说的。如今调动容易吗?户口、编制、劳动人事关系等等,一个又一个衙门,一道又一道坎儿……张祥撞了一鼻子灰才明白过来,于是就有些心灰意冷。
他母亲说:“孩子,别调了,在哪里待着不是一辈子?也别这山望着那山高,有个工作就很不容易,谁叫咱们是没权没势的平头百姓呢?认命吧。”
张祥没理睬母亲,骑上那辆破沓沓的自行车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