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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历史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是时间，其实，动态空间也是不可或缺的方面。在人类文明活动的进程中，封闭性的自然地理在经济地理的作用下，往往会形成相对独立的不同的生活共同体。在自然力的作用下，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有不同的地形、地貌、气候和水文条件等，由于不同的生活共同体有不同的活动区域，不同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对象等势必会形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区域文化及特点。进而言之，自然地理、气候环境、水文条件等之间的不同，必然会给不同区域的生产方式、经济生活、居住条件等带来差异和变化，进而形成鲜明的具有个别性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习等。在这一过程中，当某一社会群体长期在某一相对隔绝的封闭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必然会形成富有个性的区域文化。当这一区域文化在社会群体的活动中不断地得到强调，个别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特点经过长期的积淀，必然会在生活共同体中得到普遍的认同。反过来说，在自然因素的作用下，由于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的特殊性，势必会造成不同区域间的差异，进而形成甲区别于乙的文化特质。
区域文化是在文明进程中由不同的区域生活共同体在实践活动中共同创造的，同时又是在民族和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得到光大的。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称谓一向是先有他称，后有己称。刘邦建立大一统的汉王朝以后，周边的政权开始把在汉王朝统治区域生活的人们统称为“汉民”或“汉族”。其实，“汉民”是指在汉王朝统治区域生活的所有民族，即人们心目中的“汉族”是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当汉朝把不同族源的民族集合到“汉族”之下时，并将其转化为己称，从这一意义上讲，“汉族”表达的文化诉求必然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特点。不同族源有不同的生活共同体，生活在这些共同体中形成独特的个体化的文化特质是必然的。进而言之，当不同族源的民族成为更大区域的生活共同体及汉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时，形成不同的文化诉求和表达是必然的。然而，多元化的文化在中央集权的制约下又表现出一体化的特征，在多元化与一体化互动的前提下遂出现了不同文化的互渗，一方面多元化展示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诉求和个体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一体化又将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相互吸收和混融的态势。
撇开不同族源有不同的文化诉求不论，即使是狭义概念上的汉民族，因其自然地理的缘故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点。如北方多山，在这一区域生活的先民创造隐士文化时大都关注山林之隐，并以“樵夫”为隐士文化的象征符号。又如南方多水，在这一区域生活的先民创造隐士文化时大都谈水泽之隐，并以“渔父”为隐士文化的象征。
当然，北方多山并不是说没有水，南方多水也并不是说没有山，作出这样的表达，实际上是以个别代表一般。当南北文化得到进一步交流时，南北文化之间的互渗遂将以个别代表一般的隐士文化整合为“渔樵之隐”。这一互证的过程充分说明了文化是动态的，是历史和变化的，一方面区域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有个别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个别化通过吸纳和消化其他区域的文化，在文化创造中通过互证和互补丰富了自身。如《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指十五个区域的民歌或音乐，但《诗经》有三首《扬之水》，三首《扬之水》分属王风、郑风、唐风，是三个区域的民歌或音乐。从歌词的内容看，三首《扬之水》的起兴方式相同、句式相同，从中不难发现里面隐含着从某一区域向另一区域传播文化及另一区域接受的过程。又如《诗经·唐风》有《蟋蟀》，近年来清华大学公布的出土文献中有《耆夜》，《耆夜》中有周公旦写作的《蟋蟀》
。从内容上看，周公旦的《蟋蟀》对《诗经·唐风·蟋蟀》有着直接影响
，这一情况进一步证明了区域文化有接受和认同其他区域文化的传统。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行政力量把周文化（本质是地域文化或区域文化）传播到其他区域的王朝。周兴800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王朝。通过分封，周天子把子孙及亲信派往不同的区域建国，在客观上推动了周文化向其他区域的传播。后人在论述中国文化时往往会自豪地谈论汉、唐，认为汉、唐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强势。其实，汉、唐造就的强势文化在传播方面远不及周王朝。道理很简单，汉、唐帝国各自存在的时间远不如周王朝长久，甚至两者相加也只有约700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创造方面，汉、唐因袭的成分多，创造的成分少。进而言之，周王朝在结合地域文化、吸纳殷商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礼乐文化，礼乐文化伴随着分封的历程传播到不同的诸侯国及边远的区域。孟子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孟子·滕文公上》）楚国学者陈良自觉地学习周王朝的礼乐文化等，其水平超出了中原学者。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楚文化，从中亦可见周代的礼乐文化对其他区域即诸侯国的影响。
分封的过程既是周王朝礼乐文化传播到诸侯国的过程，同时也是诸侯国以礼乐文化为本根与土著文化混融的过程。如吴太伯“奔荆蛮，文身断发”
，表明吴太伯为赢得土著人的信任，自觉地接受了荆蛮文化。又如吕尚接受分封到齐国后，自觉地采取了融入土著文化的措施，如有“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之说。再如楚国为自身发展，在与土著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富有个性特征的文化，表现出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说“其俗信鬼而好祠”
的特点，进而创造了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楚辞。史称：“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楚国在融入当地土著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与周文化的分离和差异。
区域文化既有独立发展的一面，同时又有不同文化混融的一面。因实行分封，周王朝各诸侯国在与当地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的区域文化。这些区域性的文化有不同的历史，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文化。进而言之，齐文化、鲁文化、晋文化、秦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燕文化、韩文化、赵文化、魏文化等，既是按诸侯国的疆域划分的，同时也留有各自独立发展的烙印。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因兼并战争，文化构成出现了合并和分化的双向互动的情况。如齐国兼并鲁国后形成了范围更广的区域文化齐鲁文化；吴国和越国在相互的兼并中形成了相互认同的吴越文化；韩、赵、魏三家分晋，晋文化一分为三，经过各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韩文化、赵文化和魏文化。可以说，强势与弱势文化的彼消此长，是以国力强盛及分合态势为前提的。当然，这只是从国家兴衰的角度进行的考察。其实，文化构成的基本单位是生活共同体，是以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为划分依据的，同一国家的内部存在着大量的不同质的区域文化。进而言之，自然形成的区域地理势必会形成共同的文化特征，不管这一区域因行政区划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政区调整后，某一生活共同体可能分属不同的政区，但因有共同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在不同的政区中生活的社会群体势必会因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民风民俗等，相互认同。进而言之，生活在这些区域的社会群体因有文化上的认同感和文化上的归属，乃至于后人研究区域文化时往往自觉地把它们视为同一的区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