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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淮扬人的民风民性自然应该上溯到史前时期，重点关注淮夷活动的历史。不过，发生剧变的年代当在有史年代。
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使各种文化在淮扬区域碰撞成为可能。春秋后期，吴王夫差开邗沟，淮扬属吴。越国灭吴，越王勾践与楚国划分势力范围时“以淮上地与楚”
，淮扬归楚，如有“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
之说，赵晔亦云：“勾践已灭吴，乃以兵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之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上，诸侯毕贺。”
越王勾践“去还江南”时，将淮河以南到长江北岸的广袤区域即淮扬割让给楚国。《左传·哀公二十二年》云：“越灭吴。”鲁哀公二十二年为公元前473年，淮扬并入楚国当发生在公元前473年。如果以鲁哀公二十二年越王勾践“以淮上地与楚”为上限，以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灭楚为下限，那么，楚国在淮扬实行的有效统治实际上长达250年。如果再考虑到越国又“归吴所侵宋地，与鲁泗东方百里”与楚，周慎靓王二年（前319年）楚怀王有“城广陵”
等举动，那么，《禹贡》九州中的徐州、扬州及淮河流域均已并入楚国。
稍后，楚灭越。张守节《正义》注《史记·货殖列传》云：“越灭吴则有江淮以北，楚灭越兼有吴越之地，故言‘越楚’也。”
司马迁论述道：“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
张守节《正义》注云：“彭城，徐州治县也。东海郡，今海州也。吴，苏州也。广陵，杨州也。言从徐州彭城历杨州至苏州，并东楚之地。”
淮扬并入楚国后，民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依据气候、地理、物产、经济生活等将全国划分为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四大风俗区，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各地民风、经济特点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将四大区域分为关中、巴蜀、三河、勃碣、齐、邹、鲁、梁、宋、三楚、九疑至儋耳等更为细致的经济地理和文化区域。如司马迁叙述三楚时写道：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
灭越以后，楚国的疆土远及吴、越故地，形成西楚、东楚和南楚等三大区域。其中，西楚的大致范围是，从徐州以西至湖北；东楚的大致范围是，从徐州以东及扬州至苏州，包括后世所说的淮扬；南楚的大致范围是，从安徽淮河以南向东至湖南及江西。由于楚国在这三个区域经营的时间最长，在中心区域文化不断地向周边区域辐射的过程中，三楚形成了大体相同的习俗和民风，如有“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之说，这里面包含了淮扬区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淮扬在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在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中接受了与之大体相同的楚文化。如《礼记·曲礼上》有“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
之说，又如司马迁有“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之说。徐，是指生活在淮河下游的古代部族徐夷，徐夷是东夷支派淮夷的一支；僮是生活在长江以南的古代部族，是苗蛮的一支。孔颖达注《尚书·禹贡》“济河惟兖州”论述道：“淮海间其气宽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气燥劲，厥性轻扬，故曰扬。扬，轻也。”
淮扬区域的生活主体是淮夷，淮夷是在淮扬区域生活的先民，是这一区域社会群体的先祖。淮扬区域归楚后，势必要出现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即楚文化混融的情况。史称：“汉既谲谋，禽信于陈；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强淮泗，为汉宗藩。”
汉高祖刘邦封刘交为楚王，是因为擅长征战，可以武力对付当地尚武的“剽轻”民风。如果再作进一步追溯的话，“剽轻”则是以淮夷、徐夷民性为底色，张扬尚武的传统。
追溯历史，淮扬剽轻民风民性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淮扬人士秦观在《送孙诚之尉北海》中写道：“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蜿蜒戏神珠，正昼飞霹雳。草木无异姿，灵气殊郁积。所以生群材，各抱荆山璧。小为百夫防，大为万人敌。夫子少迈伦，喑呜阻金石。奏赋明光宫，玉座瞻咫尺。”
秦观认为，故乡之所以会涌现出一批风采各异的文士武将，与水乡泽国这一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当淮阴人韩信仗剑远行追求建功立业、淮阴人枚乘写下《七发》关注广陵潮时，奔腾不息的江淮不但提高了淮扬人的思想境界，而且扩大了他们的胸怀，为其民风民性的形成注入了活力。
除了自然环境之外，江淮剽轻民风还与政治时局有密切关系。如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此地域成为移民区与南北对峙地带，《宋书·州郡一》云：“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晋末遂割丹杨之于湖县为淮南境。”
又云：“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
《南齐书·刘怀慰传》亦云：“齐国建，上欲置齐郡于京邑，议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归，乃治瓜步，以怀慰为辅国将军、齐郡太守。”
长期的政治矛盾与激烈的军事战争，塑造了淮扬区域民众特有的性格，培养了当地人的尚武精神。
淮扬河网密布，湖泊众多，长期生活在水环境中，淮扬人表现出轻灵雅秀、刚柔并济的个性。水是地球上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如果没有水，生机盎然的绿色将会枯萎；如果没有水，鲜活的生命将会停止。《尚书·洪范》有“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之说。《尚书·洪范》论五行时，以水为先，从一个侧面透露了以水为生命之源的信息。
因为水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元素，哲人老子和孔子特别注意建立水与文化诉求之间的关系。老子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道经》）之说，老子在以道探讨宇宙本原时，以水为喻体阐述了道。孔子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的感叹，以水为兴象，在强调异质的同时，建立了水与主体精神之间的同构关系。进而言之，老子和孔子有意地将水与道与人的道德品行联系起来，主要是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关注水的品质和审美内涵。由于他们对水的认识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故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淮扬人对水的深刻认识。
如果说老子、孔子等论述主要是以水为喻体表达人生诉求的话，那么，2000多年前出生于淮河支流颍水之滨的管仲，则从更广阔的范围建立了水与道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关注到水与民风及民性等的关系。《管子·水地》云：“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浑，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憨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
管仲强调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气”为逻辑起点，建立道即天道与地与水之间的应变关系；二是强调地与水均为“万物之本原”；三是建立水与道的关系，所谓“卑也者道之室”，旨在强调大道若水，以谦卑自守；四是强调各诸侯国即不同区域的水与民风民性的关系，认为民性随水性而变化。管子以水性论民风民性虽然笼统，但对于认识淮扬区域的民风民性是有参考价值的。可以说，水的灵动之气及特有的气势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着淮扬人剽轻性格的成因。
除了水给淮扬民风民性以深刻的影响外，先秦以降，淮扬在历史上的不同归属也是影响其性格的重要因素。如管仲在《管子·水地》中写道：“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
管仲以水性及地域特点论楚人的性格虽然未必准确，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地域与性格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关系。楚国幅员辽阔，境内有长江、黄河、淮河造就的不同的文明形态，自然地理的复杂性造就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差异。淮扬区域归楚后，形成了如同管仲所说的“民轻果而贼”的民风民性。
所谓“民轻果而贼”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民轻”指淮扬人生长在近水的环境中，社会群体有了急躁轻扬的性格。杜佑论述道：“扬州，以为江南之气躁劲，厥性轻扬。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扬也。”
二是“果”指淮扬人性格果敢，勇于决断，勇于担当。三是“贼”指淮扬人不愿遵循法度，有很大的破坏性。《诗·大雅·抑》云：“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孔颖达疏：“僭，差也。笺云：辟法也。……贼者，少矣。其不为人所法也。”
《左传·文公十八年》释“毁则为贼”时，杜预注：“毁则，坏法也。”
这些说法均可证“贼”“僭”同义，淮扬人性格除了有急躁轻扬、果敢、勇于担当的特点外，又潜存着不愿遵循法度、有破坏性的特点。
需要辨析的是，淮扬是一历史概念，曾包括今安徽淮南地区。入汉以后，汉高祖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目的是防止像秦王朝那样发生外患时王室孤立无援。然而，诸侯国强大以后往往会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安全，为应对这一局面，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重点防范吴、楚等诸侯国。吴国疆域跨大江南北，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在自广陵（今江苏扬州）向北即淮河下游的南岸到长江之间的区域；楚国疆域集中在长江沿岸到淮南（今安徽寿县）之间的区域，经济发达地区主要在淮南周边即淮河下游南岸偏西的区域。
吴、楚两地相接，且有淮河为交通线，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民风民俗等都有相同或相通的一面，故两地均属于广义上的“淮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尚书·禹贡》时代以“淮、海惟扬州”划分政区时，是把淮南视为扬州一部分的，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汉代以后。如得到淮南王黥布谋反的消息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决定亲征，当群臣到灞上（今陕西西安灞桥）送行时，张良提醒刘邦说：“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
这里所说的“楚人”是指生活在淮南一带的百姓。所谓“楚人剽疾”是指淮南人具有剽悍急躁的性格。史家又说：“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
刘濞建都广陵，广陵是吴国的政治中心。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太尉周亚夫率军东征吴楚七国时上书道：“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
“轻悍”与“剽轻”是同义语。从这些记载中当知，吴国和楚国是生活共同体，有大致相同的生活习性和民风民俗。
班固叙述淮南王、衡山王因不能安分守己，最终导致亡国的历史时感慨道：
赞曰：《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丞辅天子，而专怀邪辟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此非独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夫荆楚剽轻，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
这里所说的“剽轻”与“剽疾”“轻悍”等是同义词，都是讲淮南人及淮扬人尚武，很难驾驭。“剽轻”“剽疾”“轻悍”是淮扬富有特色的民风民性，这种世风作为种族意识积淀在深层意识中，成为挥之不去的本色。如广陵人刘颂上疏晋武帝时强调道：“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
刘颂长期生活在扬州，对淮扬有着深刻的了解，为此，提醒晋武帝要关注淮扬区域的民风民性，以防止不利于统治的事件发生。
刘颂的认识实际上是时人的共同认识，如东晋大将桓温的参军伏滔在《正淮论》中指出：
爰自战国至于晋之中兴，六百有余年，保淮南者九姓，称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祸溢于世，而终莫戒焉。其天时欤，地势欤，人事欤？何丧乱之若是也！……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然而仁义之化不渐，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屡多亡国也。
伏滔认为淮南叛服兴替无常，与淮扬区域剽勇强悍的民风民性有极大的关系，这里先且不论这一概括是否完全准确，但强调淮扬尚武的信息是可靠的。追溯历史，在淮河文明的哺育下，淮夷活动时期生活在淮扬区域的先民已有尚武精神，“夷”从大从弓，后羿是这一部族的伟大英雄。可以说，从传说时代起淮扬人已有“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的民风民性。进入战国时期，淮扬成为楚国的地盘，逐步形成了“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的战争理念。这一战争理念一直影响到后世，如有“江都、弋阳、淮南、钟离、蕲春、同安、庐江、历阳，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
。所谓“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的气概，固然是说淮扬人英勇无畏即崇尚武功的性格特征，更重要的是说，淮扬人在接受楚人战争思想的过程中，改变了周王朝以礼约兵的战法，打破了原有的君子之战即正式下战书、布阵排兵的正面对垒的战争模式，认为只要能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完全可以使用各种谋略。
从历时的角度看，淮扬尚武的民风民性既有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同时又是在保卫家园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如东晋谢灵运在《撰征赋》中写道：“于是抑怀荡虑，扬搉易难。利涉以吉，天险以艰。于敌伊阻，在国斯便。勾践行霸于琅邪，夫差争长于黄川。葛相发叹而思正，曹后愧心于千魂。登高堞以详览，知吴濞之衰盛。戒东南之逆气，成刘后之駴圣。藉盐铁之殷阜，临淮楚之剽轻。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争。”
从历史地理及变迁入手，谢灵运叙述了淮河天险的意义，关注淮扬的战略地位。淮扬有丰富物产，“藉盐铁之殷阜”，自然会成为天下大乱时掠夺的对象，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为保一方平安，淮扬人需要以“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争”的态度，应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从这样的角度看，“剽轻”作为淮扬人的性格或民风民性，实际上是与守卫家园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区位地理的特殊性以及在经济中心移向江淮的过程中，淮扬的战略地位受到各方人士的重视。杜佑论述道：“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
和平时期，淮扬“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但到了战争年代，淮河和长江作为南下北上的战略要地，势必要在攻防转换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如在南北分治时期，淮河与长江一道构筑起防止北兵南下的防线，进而负有特殊的责任。在统一与反统一、割据与反割据等的战争中，淮扬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这一独特的环境进一步塑造了淮扬人崇尚武功和剽悍的民风民性。张耒论述道：“淮南之冲，以重法禁盗贼者三郡，而泗之临淮，宿之虹，地大而多薮泽，与丰、沛接，其民骁悍而慓轻，于三郡之盗居多焉。”
苏辙进一步论述道：“淮南天下之重镇也，俗本剽轻，习吴楚之旧。”
淮扬形成“剽轻”“剽疾”“轻悍”的民风民性，除了与自身的文化传统相关外，还与特别的地理区位息息相关。总之，淮扬人“剽轻”“剽疾”“轻悍”的性格流淌在血液里，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展现出无穷的创造力。
民风民性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在不同区域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后世多有变化。淮扬民风民性的变化，应以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北方士族南渡为节点，经此，北方士族和百姓为避战乱流徙江淮或江南，淮扬区域的民风民性为之一变。
不过，《隋书》的编纂者魏徵等论述淮扬民风民性转变时，又是以隋文帝平陈这一节点为转折点的。《隋书·地理志下》云：“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江都、弋阳、淮南、钟离、蕲春、同安、庐江、历阳，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稍愈于古焉。”
从表面上看，这段文字的叙述重点是江南，是叙述江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的生存状态和习俗，其实不然，因叙述重点集中在江都、弋阳、淮南、钟离、蕲春、同安、庐江、历阳等地，故关注的重点是淮扬。进而言之，以隋平陈为节点，此前，淮扬民风民性表现为“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的文化特征；此后，淮扬民风民性主要表现为“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的文化特征。尽管魏徵等人与杜佑的认识多有不同，但有共同点，都充分地认识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活方式及交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淮扬人的民风民性。
淮扬地处江淮之间，区位独特，物产自然特别。史家记叙淮阴与扬州的风俗习惯时记载道：“大都楚饶山陇，厥土坚瘠，其俗多挟节负气，失则决烈而劲悍。扬饶川泽，厥土沙息，其俗多含文履正，失则靡弱而轻扬。《淮南子》云：‘坚土人刚，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岂不然哉？然俗与时移，系诸习尚，要未可以定论也。余闻之长老，国初海氓率椎质奉法，营营治铛事，习渔稼，广蓄聚，蕃殖其生而无他嗜好。乃后，则稍稍惮本业，攻淫末，或逋荡亡风轨矣。四方弊贾，操其奇赢，往往游荡场肆间，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以涂眩愚氓之耳目。鼓煽撼摇，辄相则效。富者率衣绮縠，畜声乐，广伎妾，文画屋庐，雕镂器用，竞以侈靡相高。至贫者，亦呰窳偷生，而亡积聚，得百钱即醵饮沾醉，仙仙舞衢巷间。然尤好博，呼卢夺雉，多贷以为乐，即一掷倾其产，弗惜焉。”
早年，淮阴人的风俗以挟节负气为主格调，决烈而劲悍为副调；扬州人以含文履正为主格调，以靡弱而轻扬为副调。自盐商到了两地后，两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们开始讨厌务农，古风荡然无存，甚至追求弊贾，操其奇赢，游荡在市肆之间，乘坚策肥，衣着华美的丝绸等，这些留后面的章节再作一一的论述。
需要补充的是，淮扬民风民性的变化又是与外来人口的涌入联系在一起的。检索文献，主要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汉代以后，淮扬成为移民的重点区域。如刘濞为发展吴国经济采取延揽人口的措施以充实淮扬，汉武帝用强制性手段将东越人移置淮扬，为躲避自然灾害和战乱大量的流民定居淮扬等。可以说，不同地域的人或群体到淮扬定居以后，在改变淮扬人口结构的同时带来自身的文化，这样一来，势必要引起民风民性的变化。二是与汉代以后淮扬的统治者招揽人才相关，如淮南王刘长、刘安等延揽有识之士移居淮扬，提高了淮扬的人口素质。三是与淮扬的社会经济发展及繁荣相关，淮扬从贫瘠之地成为农业经济的重镇，从资源贫乏到输出品质优良的淮盐，因地处水运要冲而盛行经商之风等，这些变化势必会引起民风民性的变化。进而言之，在保持其文化本色和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淮扬民风民性的变化是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混融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