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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看，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因为异族入侵导致民族文化灭绝的悲剧，不过，这一情况没有在古代中国发生过。如北方游牧民族曾多次入主中原，占领的结果是，他们在给中华传统文化增添新元素的同时，又在不自觉的状态中接受汉文化，进而在游牧和农耕文明的融合中改变自我。在这一双向互动中，文化改造与变异需要有不同的接触面，同时也需要以交通干线向不同的方向传播。又如南北朝分裂300年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在接受农耕文化的过程中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汉民族在接受草原文明的过程中部分地改变了生活方式，甚至是宗教信仰等。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构成的，但不可忽略的是，运河作为古代交通的重要形式，在支持政治中心建设、稳定社会秩序、繁荣商品经济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进而言之，运河在漕运的过程中及消化异质文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运河不同民族及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起来，进而在碰撞中形成新的特点。
中华文明属河流文明，先民活动的场所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淮河和济水等流域。《尔雅·释水》云：“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先民们在相关的流域繁衍生息并从事生产活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然而，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改道南徙，济水河道成为黄河水道的一部分，经此，济水文明淹没在黄河文明之中，故不再受到后世的关注。
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有着显著的区别，是南北两大文化系统的杰出代表。江河之间的淮河虽有自己的文明形态，但同时又有吸纳南北不同文化的特点。如当黄河流域创造的农业文明处于强势时，淮河流域主要是接受黄河文明的成果，并留下深刻的印记；当长江流域的经济规模超越黄河流域时，淮河流域则主要接受长江文明的成果和留下深刻的印记。进而言之，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先民们在淮河流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形成了独立于江河之外的文明形态。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物质、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趋紧密，淮河流域遂表现出接受南北不同文化的特点，乃至于自身的文明逐步地消解在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中。
中国古代的文化研究是以河流文明的形态为切入口，在文献和考古印证的过程中提出的。如通过考察区域文化方面的差异，发现了各自存在的价值。具体地讲，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是先民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率先进入农业社会，国家建立后，政治中心长期建在这一区域，这样一来，从文献记载入手考古发掘的重点势必要集中到这一区域。当黄河流域的考古发掘不断地发现更多的史前文化遗存时，凭证据说话的原理势必要把黄河视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并且在谈论中华文明时首先要描述黄河文明的成果。后来，考古发掘转移到长江流域，当在长江流域发现更多、更为久远的文化遗存时，为了弥补认识上的缺陷，人们又把长江视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进而言之，在缺一不可的前提下，论述中华文明的起源时，出现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同等重要的观点，进而将中华文明起源阐释为二元化的文化结构。其实，淮河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辉煌的历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西方的人类学家认为，人类起源是树状的，其本根在非洲大陆，人类是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的。针对这一观点，中国学者坚持认为，人类的起源是多元的，其中，中国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陆虽然找到了不同时期的猿人遗存如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但唯独找不到新人阶段的遗存。如在中国境内先后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四川巫山人、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11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10万—20万年之间的辽宁金牛山人、1万—4万年之间的北京山顶洞人等，这些向世人展示了从猿人到新人的不同链条。遗憾的是，这些链条有缺失的环节，这一缺失的环节就是在中国境内始终没有发现从5万—10万年之间的新人化石。
新人是人类起源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恰好是非洲智人走向世界，取代各地早期智人的关键时段。因此，西方学者始终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认为中国大陆不能称之为人类的发祥地，进而否定中国学者提出的人类起源多元化的论断。为了推翻西方学者的人类学观点，2005—2008年，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淮河支流颍水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随后在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出土了古人类新人阶段的头盖骨化石碎片，这些碎片是距今8万—10万年的新人头骨碎片，经过复原展现出完整的形态。可以说，许昌人的发现极大地支持了中国人类学学者的观点，成为人类起源多元化的重要证据
。为了及时地驳斥西方学者的观点，考古发掘后的当年，国家文物局和河南文物局在北京联合公布了河南许昌灵井遗址的发掘情况。这一重大的发现表明，淮河流域有丰富的文明形态，其重要性绝不亚于黄河和长江文明。从这样的角度看，淮河文明应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的份额。
中华文明主要由黄河文明、长江文明、淮河文明等构成，河流有不同的长度，有不同的经纬度，有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虽然可以从线性的角度将其串联为一个整体，但实际情况是，由河流造就的文明是由更多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区域构成的。自然环境制约着先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当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等切割成不同的生活共同体时，经过长期相对独立的封闭形态的发展，必然会发生文化方面的差异。在这样的前提下，关注不同区域的差异实际上是关注文化方面的差异，从联系中发现相互间的差别。
从大的方面讲，黄河文明、长江文明、淮河文明是由不同的自然地理和区域经济地理构成的农业文明。在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切割下，同一文明又形成了不同的富有个性的区域文化。客观地讲，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淮河文明大都具有这样的特征。这里诉说的一个事实是，多元化的中华文明是由不同的区域文化构成的，这些区域在接受黄河、长江、淮河哺育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质的文化形态。
进入新石器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黄河、长江、淮河两岸繁衍生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河流载来的文明，有着突破崇山峻岭的限制，从水上迁徙和传播文化的特点。沿河迁徙有主动和被动两种基本形式，主动迁徙或因为原居住区域的生态不再适合居住，或发现了更好的居住环境，或因氏族壮大，原有的区域无法为众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被动迁徙主要是因为部族弱小，无法应对入侵的强敌，被迫离开原居住地。然而，不管是哪种形式，总有相适应的自然环境会留下氏族或部族的迁徙脚步。当氏族或部族居住下来，在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发展和壮大时，必然会表现出受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气候水文等控制和支配的特征，并形成与其他区域不同的文化特征。
追溯区域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氏族公社时期，氏族壮大后，因原居住地狭小容纳不了所有的氏族成员的需要，部分氏族成员必然要走上迁徙之路。在这中间，因族源相同，有共同的文化，分化出来的氏族虽可能迁徙到更远的地方，但两者间的文化是相同的。如生活在淮河流域舞阳贾湖的先民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成果后，出现了向淮河下游地区和汉水流域两个方向迁徙的迹象。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入手，一些学者认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与高邮龙虬庄遗址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又认为贾湖遗址与汉水文化遗存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贾湖文化是并列于裴李岗文化的亲缘文化，其后代向淮河中下游和汉水流域作同纬度迁徙，成为大汶口文化和下王岗早期文化的主要来源，代表了淮汉文化带的早期阶段”
。这一系列的情况表明，在关注区域文化的过程中，一是要注意到氏族的迁徙线路；二是要注意到自然环境变化后可能引起的文化变异；三是氏族在分裂为数支的过程中有可能在不同水系的活动，并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性；四是在氏族壮大发展的过程中，那些隶属不同水系的区域因有相邻的关系，必然会成为氏族活动的区域。这些区域在自然地理的作用下发生经济生活的变化后，会表达出新的文化诉求。从这样的角度看，区域文化既有自身的保守性，有代代相承的一面，同时又会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变异，进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进入专制国家时代，氏族迁徙虽不复存在，但民族迁徙的情况依然存在。如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打击下晋室被迫南渡。在这中间，北人纷纷迁往江淮及江南，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区域文化的变化。具体地讲，北人南迁，一是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二是给当地带来了异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三是外来文化在与当时文化混融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文化。这些情况表明，区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又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显示出新特点。
中华民族的基本构成主要有东夷与华夏、苗蛮等部族。很有意味的是，在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处于基本隔绝的状态下，在北有黄河文明、南有长江文明的中间地带，出现了北与黄河相通、南与长江相通的淮河。如《尚书·禹贡》划分九州时，称徐州有“浮于淮、泗，达于河”的贡道，又称扬州有“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的贡道。淮北隶属徐州，经淮河可入黄河；淮南隶属扬州，沿江入海可入淮河及支流泗水等。与此同时，从淮南沿淮河可到淮北。在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中，淮河建立了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联系，一方面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淮河文明以水上交通为连接点出现了互动和交流的局面，另一方面淮河文明在接受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同时，以开放和兼收并蓄的姿态形成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淮河流域是东夷部族活动的区域之一，东夷在以淮河文明为本色的发展过程中，对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成果多有吸纳，因为这样的缘故，东夷部族才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来源。
流域是划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的重要因素，在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的作用下，共同生活体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步形成了富有个性特征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在历史形成的过程中，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河流为依据，在一级、二级、三级支流的参与下，形成了向周边地区辐射的文化圈；二是某一氏族在向相邻的区域及其他水系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可能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并形成新的文化圈及文化特点。如从事游牧活动的周民经历了从游牧到发明农业的历史，进入农业社会后经历了迁往沮水、漆水一带生活的历史，随后又经历了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迁往岐山（今陕西岐山）的历史。《诗经·大雅·绵》记载这一事件时吟唱道：“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民从一个区域迁徙到另一个区域，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方面的变化势必要给他们带来新的文化追求
。又如伴随迁徙路线的增加，某些部族的生活环境甚至有可能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具体地讲，商部族从东北沿海地区迁往黄河流域，由此发生的文化变异是巨大的，同时也是显著的。诚如丁山先生所说：“人生不能缺乏水分，人类文化的发展也就不能不依傍河流。游牧者居依水草，迁徙无常。相土作乘马，王亥服牛，这类故事，不过反映成汤以前的殷商民族的生活尚停滞在游牧时代。那时，殷商民族的踪迹，似乎自今日的北京溯着滳水（即浊漳水）南进，再沿滳水（即清漳水）东进，他们完全游移在黄河入渤海的三角洲。成汤居亳，似乎是殷商民族城居的开始，也就是踏入农业时代的开始。从此，他们由滳水流域侵入汶水，再由汶水辗转于沂蒙山区以至洙泗下游直到睢淮的沿岸。也许因为睢淮过度的卑湿，不适宜殷商民族的生活，所以祖乙溯泗水回向鲁西巨野泽发展；这正是他们全民的要求。”
商部族进入农业社会后擅长商贸活动，形成了经商的文化传统，今天所说的“商业”“商人”等词汇都是他们进行商贸活动后留下的文化成果。
区域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以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为基础，在政区划分和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的。区域文化是由生活共同体共同创造的，区域文化的疆界往往超出政区。如以淮阴和扬州为核心的淮扬区域是上古时期东夷部族活动的重要区域，因这一区域有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环境，在东夷部族壮大的过程中派生出了淮夷等分支。淮夷在淮扬区域的文化活动实际上是淮河文明的延续，在淮夷的开拓下，淮扬区域保存了下草湾文化、青莲岗文化、龙虬庄文化等丰富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样的角度看，加大区域文化的研究力度，可以通过个案研究推动文明史的研究，进一步厘清传统文化的构成，纠正长期以来的偏差，加深对中华文明及传统文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