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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对于关注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传统文化有形成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关注其基本构成和历史形态，需要从区域文化研究入手。区域文化既是历时的，同时也是共时的。研究区域文化可以为传统文化的整体研究确立必要的坐标，纠正认识上的偏差。从发现区域文化的个别性入手，通过个别性的解构，有利于揭示一般性的规律和准确地把握传统文化的特质。在这中间，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传统文化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是从区域文化的个别性开始的。
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区域文化有着不同的生成历史。一方面自然地理区域是政区划分的依据，另一方面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形成不同的生活共同体后，势必要影响到政区的建立。在历史的表达中，政区划分有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政区是融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复合体；二是政区要传达生活共同体的文化诉求；三是政区是表达政治诉求的区域权力机构，具有文化方面的向心力。进而言之，不同层级的政区划分需要考虑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生活方式和人口分布等情况，政区建立不仅仅涉及行政管理，还涉及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问题。如谭其骧先生在研究浙江地区的政区沿革之后，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对县级政区的设置作出了规律性阐释，他指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故研求各县之设治时代及其析置所自，骤视之似为一琐碎乏味的工作，但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的观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
谭其骧先生的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研究区域文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政区是国家建设的必要举措，承担着执行君主及中央政令的责任。在历史的表达中，政区以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为依据宣示了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进行统治的政治诉求。在自然地理向经济地理发展的进程中，政区建设势必要打上区域文化的烙印，一方面建立政区须遵循从粗到细、从大到小的划分原则，另一方面文化是协调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政区关系的重要因素。反过来说，区域文化在历史的形成中虽然以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为依据，但行政干预也在改变着区域文化的面貌。在历史的表达中，由生活共同体锻铸的文化因行政区域不断地细化和细分，势必要经历从宽泛到浓缩的历程。可以说，政区与同一经济地理区域之间的分合及细分，以变化为前提丰富了历时的、共时的区域文化研究。
区域文化传达的诉求同样是划分政区时不可忽略的内容，具体地讲，政区一方面有凝聚区域文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有消解原有的区域文化的力量。政区建设的中心城市形成后，往往会以特有的文化向心力向下一层级的政区辐射，进而为下一层级的政区打上政区核心区域的文化烙印，或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渗入更小的文化区域，令下一层级的政区或区域在保存传统的过程中吸纳新的文化元素并取得调和。周振鹤等论述三级政区建制与文化及语言的关系时指出：“自秦代开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后，我国地方行政区划经历了纷纭繁复的变化，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秦汉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分成郡、县两级，汉武帝以后在郡之上设州，作为监察区。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汉代的州变成一级政区，形成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第三阶段是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三级政区变成道（路）—州—县的形式（其中隋代和唐前期是州（郡）—县两级，与秦汉相似）。第四阶段是元明清时期，政区形式又一变而为省—府—县的体制。这种行政区划制度对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一府（或与府相当的州、郡）或一省（或与省相当的路、州）之内的语言、风俗等文化因素趋向一体化。特别是唐宋的州和明清的府所辖的地域不大不小，对于一体化来说是最适中的。州或府是一群县的有机组合体，州（府）治不但是一州（府）的政治中心，而且一般也是该州（府）的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因此州（府）属各县与州（府）治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之间的密切接触也必然有助于消除各县方言的特殊之处，使各县的方言自觉不自觉地向州（府）治靠拢。”
在政区建设中，州府级建制因辖区范围适中，凭借政治、经济和交通上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辖区县级政区间的文化差异，起到引领政区内部的语言、风俗等向趋同化方向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州府级治所作为文化传播的中心区有着支配县级政区的话语权。然而，州府建制又是动态的，时常会因调整政区产生变异，进而影响到原有的区域文化的构成。此外，相邻的州府级政区因属同一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区域，有着共同的文化，再加上地缘接近，交通便利，经济交流频仍，因此多有一致。特别是在不断开发的背景下，某一行政建制析为数个平级的行政建制，在这中间，这些区域虽然成为不同的政区，但有相同或共同的风土人情，因此依旧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文化区域。
历史上的中华文明是多元的，自然经济地理等是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前提，不同政权统治区域的伸缩等人为因素从量的角度改变着区域经济及文化构成。如春秋以降在诸侯征伐的前提下，中国的东部自北向南，分别形成燕赵文化圈、齐鲁文化圈、吴越文化圈等。这些文化圈一方面是以武力消解和融合区域文化，另一方面社会运动力又在不同的方向成就着更高层次的融合。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运河交通的兴起加强了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一条亮丽的运河文化带。如刘师培从诸子学、经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探讨南北文化的不同特点时指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汪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作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因自然经济地理在不同区域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条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北方和南方出现了巨大的文化差别。然而，大一统帝国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这样一来，如何利用现有的交通条件及进行新的交通建设遂成为后世专制王朝必须关心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