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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贝特兰，1910年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一个牧师的家庭，1932年获罗德斯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攻读英语和现代语言”，他希望将来从事国际新闻事业，曾服务于伦敦《泰晤士报》。1935年再获罗德斯奖学金，赴北京学习中文和研究时局，时限一年。贝特兰欣喜不已，他对中国的好奇与向往源于其父亲，一位想到中国传教的牧师。1936年1月，贝特兰来到中国，访学于北平燕京大学。在此，他结识了不少和他一样具有反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欧美朋友，与斯诺夫妇关系尤为密切。受斯诺夫妇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贝特兰关注并潜心研究了中国的社情与政情，一些英国报刊纷纷委托他报道中国情况。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来自西安的消息被封锁了，充斥报刊的是对举事者的谴责，对事件的各种猜测和谣言，人们需要真实的内情报道。贝特兰打算前往西安，开启国际新闻报道工作。经过千辛万苦的周转，在12月27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后，终于抵达西安，亲历了西安事变之善后，并参与了一些活动。
西京招待所是西安市内唯一的一家现代化旅社，贝特兰见到了在北平学生中已成传奇的史沫特莱，他以斯诺朋友的身份向其作自我介绍。因为与史沫特莱的结识，贝特兰有幸参与了非常有意义的宣传报道工作，并接触了红军。他曾试图将西安的一些情况诸如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的现场报道和官方声明发给斯诺，但在西北当局和南京政府的双重检查下，发自西安的电报被扣压了。不走航空邮递，或许能有几封信偷偷穿过封锁线，但需时几个星期，已失去新闻价值；电台广播是能及时传达信息的媒介，南京国民政府尚不能有效控制。应史沫特莱邀请，贝特兰参加了广播工作。外语广播小组的成员有三个，即史沫特莱、贝特兰及王炳南的德国夫人安娜，他们分别用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播报新闻。当时的西安虽由西北军、东北军驻防，周边也有红军驻守，终究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几个外国人虽有特权保护并持有军事机关的通行证，仍需冒一定的风险。贝特兰回忆说：“做这个广播工作也很像惊险影片中的场面。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广播电台摸索着走到播音室。在那里，东北军或西北军的哨兵，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皮带上挂着木柄手榴弹，枪上上好了刺刀，看守着贵重的广播设备，防止发生破坏和反革命行为。”
结束广播从电台回去后，他们常常在史沫特莱的房间里喝咖啡，与来访的新闻记者、学生、官员、士兵交谈，来访者中也有红军。通过史沫特莱，贝特兰结识了来自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员，采访了杨虎城。史沫特莱还带他采访了被释放的政治犯，多为此前被抓捕的红军将士。他们一起为被释放的红军战士清洗伤口，与被释放的“红小鬼”攀谈，“他们的年龄都在十岁到十六岁之间”，“红小鬼”说他们是在红军中学会了读书写字、学会了做侦查和宣传等工作。采访结束后，贝特兰疑惑着：“世界上什么别的国家里，什么别的革命运动里，孩子们也会做这样的工作，也会以‘危害社会’的罪名而被枪毙，或被判处无期徒刑？”
他开始理解史沫特莱为什么对于红军有那样的热情，不知不觉中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亦产生了热情。
1937年1月，史沫特莱离开西安赴延安，贝特兰继续留在西安，目睹了张学良离开后东北军的分裂，看到了西安方面承认谈判决议后东北军、西北军的撤离以及民众团体的解散，直至2月初大批中央军开进西安。在亲历了西安事变的整个善后过程，南京解除了对西安的封锁后，贝特兰乘坐火车离开西安返回北京。他将在西安的亲身经历、采访及耳闻目睹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结合自身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在短短几个月内撰写出了一部记述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的书籍，1937年《中国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在英国出版，1939年上海译报图书部以《中国的新生》为名出版该书中译本。其间他还与斯诺合作创办了一份取名《民主》的刊物，报道他们在西北所看到的实际状况尤其是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贝特兰后来访问延安时发现，那儿的书店收藏有《民主》杂志，并听书店经理说该杂志很受学生的欢迎。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在贝特兰看来戏剧化的结束，令中国的统一有了新的希望，一切源于日本侵华的危机。贝特兰发现，时至1937年3月，东京与南京之间的相互激烈指责奇怪地停了下来，在华多年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专家、美国人欧文·拉铁摩尔观察说：“形势平静得令人不安，恐怕要发生另一次九一八事变。”
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中日两国的关系，贝特兰决定去日本走一趟。因为此前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得到了罗德斯基金会的肯定，他得到了该基金会续拨的第二年津贴，于是有了继续考察和旅行的经费。1937年5月，他从北京出发，经中国东北、朝鲜抵达日本。
通过敏锐的观察，贝特兰发现，“在日本的那个夏天，一直存在着爆发战争的潜在趋势”
，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当时发生的“黑龙江事件”及日本对此次事件的渲染。自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后，日苏间的冲突频频发生，贝特兰观察到“日本新闻界就这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几乎竭尽了夸张之能事”，“一连两三天，日本的气氛极为紧张，报纸出了号外，家家商店都用高音喇叭广播事态的发展”，不久，事态又突然平静下来。贝特兰认为，“整个事件都是东京为了当时两个主要目的而蓄意策划的。其首要目的，无疑是要试探苏维埃政府的反应。其结果，在日本看来，当然是相当令人满意的。苏联方面在对待日本大使深夜来访和戏剧性的古怪行为时，有意表现出来的镇定态度，显然被日本人看作是一颗定心丸，表明苏联非常希望和平”，“黑龙江恐怖事件的策划者们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在日本国内造成战争气氛。在这方面，他们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当时东京报纸上的一则报道，令贝特兰注意到日本陆军之所以此时开始行动的原因：“据内务省社会局调查，1937年头五个月期间，日本的罢工和工业纠纷次数竟高达1332起，几乎为去年同期之两倍。仅5月份，就有280起罢工。”
战争，往往是统治者尤其是军国主义法西斯政府转移国内矛盾所惯用的政治手腕，频繁的罢工令贝特兰嗅到了日本政府意欲发动战争的气息。
日本陆海军的军官们及希望大发战争横财的财主们意欲发动战争，本已承受生活之不幸的底层民众对于原本与其无关也无益却要其作出贡献的对外战争又持何态度呢？贝特兰想深入工厂考察的行动未被允许，通过与学者的交谈，他了解了日本所谓的“爱国主义”。一位日本的经济学家告诉贝特兰：“外国人所永远无法理解的恰恰是日本人的性格。诚然，女孩子在工厂一天工作12小时而工资却非常低。但这些姑娘们工作得很愉快。她们乐意过艰难困苦的日子，因为她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报效祖国……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不仅仅是士兵勇于血染沙场的献身精神，在需要的时候，为了民族的利益作出牺牲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贝特兰又援引了他与一位出身名门、留学回国的日本青年知识分子的谈话，以示日本民众对于战争的态度。这位青年知识分子告诉贝特兰：“其实，有许多人是愿意反对军界头目的。只是没有一个人有勇气站出来说话。说话就意味着给自己签发了死刑判决书”，并无奈表示如若日本对中国开战，他虽一点也不愿意去，但还是理所当然地会去，因为“日本人对自己的命运没什么选择权”。
至此，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贝特兰对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已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战争将由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发起，民众受日本文化及军国主义者蛊惑宣传的影响，以所谓的“爱国主义”支持政府行动，一些理性的人士迫于法西斯政府的压力不敢出声。他发现日本的战前动员非常广泛而彻底，他们通过报纸、广播和天皇谕令大造舆论，“甚至官方电台的儿童节目，也通常播送一些诸如‘勇敢的日本士兵’和‘狡猾的中国人’的故事”，虽然“不敢公然谎称受到中国进攻的威胁，但日本主战派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他们国内所存在的对苏联的恐惧心理”。
具有反法西斯思想的贝特兰不仅同情中国，也同情被拖入战争的日本底层民众，他感叹“看着一个勇敢的但却又上当受骗的民族正在被卷入战争的悲剧，使我感到痛心”
。
7月14日，在听到“日本向华北派兵，四个师团立即出发”的新闻报道后，贝特兰决定立即赶回中国。在东京火车站，他看见一群群妇女儿童欢送出征的军人，沿途的乡间车站也皆有人群摇动彩旗欢送。贝特兰从神户坐船返回中国。
轮船驶抵中国后，贝特兰听说了蒋介石在牯岭发表的抗日讲话，看到了铁路岔道上遍布日本人的装甲火车、装甲车，也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奋起抵抗，“日本的华北驻军过去经常在采取粗暴行为后显得若无其事，全然不用担心遭到报复。但这次在卢沟桥碰到的却不是圆滑的官方言辞，而是中国普通士兵的强有力的反击。这不是由于采取了某种政策而做出的回答，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回答”。
同时，从北平轻易地落入敌手，华北民众自发组织抵抗却得不到官方支持的现状中，贝特兰模糊地认识到共产党人所指出的片面抗战问题，南京政府只用正规军防守城市，却不组织和武装民众。
当战线向南、向西北转移后，身为记者的贝特兰自觉待在沦陷的北平将一无所获，经与斯诺商量，决定一同前往西安。当时，由北京至西安的直线交通已经因日军对铁道的控制而中断，他们乘坐每天仅开一趟的客运列车自北京到天津，然后自天津坐船到山东青岛，再由山东乘坐火车至西安。沿途，他直观地了解了中日间悬殊的军力，真切地体会到中国抗战之艰辛，“日本人除了从中国人手里接管的全部车辆外，还有多方援助，因此，在铁路运输方面占了绝对优势。运兵专列、后勤供给专列，以及救护专列在光天化日之下源源不断地自北边开来，因为当时没有一架中国飞机光顾过北方前线。日本的大炮、马匹以及崭新的美式卡车囤聚在北平周围，准备发动在华北的攻势”
。
基于此前在西安的经历，斯诺、史沫特莱对他的影响，结合一路所见所闻，贝特兰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相信“中国的另一处，事情一定在朝不同方向发展”。
他打算北上延安，实地考察。经史沫特莱牵线，他从西京招待所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等待中，贝特兰欣喜接到了毛泽东的邀请电报，作为第一个英国客人受邀访问延安。
放眼当时的世界，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权在武装侵略他国之际，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威胁，欧美诸国的保守派、“温和派”或“自由主义分子”既想寻找反法西斯和反军国主义的力量，又被德意日的宣传“吓昏了”，“他们将信将疑，莫非法西斯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果真在遏制‘布尔什维克的赤化浪潮’？”
为粉碎德意日法西斯的阴谋，努力唤起民众、扩大团结，中国共产党急需向全国、全世界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在世人眼中的形象，自史沫特莱发表《中国红军在前进》、斯诺发表《西行漫记》后，已有改观。史沫特莱最先向国际大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国工农红军，斯诺使人们看到，“原来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是吸引无数非共产党人参加的，它并不拘泥于那些脱离群众的教条”，在日军接连攻城略地的低气压下，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让世人“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中国”，“这些谈话不是背诵教条的留声机唱片，而是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据以组织抗日的精辟主张”。
贝特兰说，不想把中国红军理想化，但不得不承认：“在那个小小的黄土村里，跟一群凭西洋标准看来简直等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士兵讨论世界政治，比我在中国好些所谓文化城里跟文化人的讨论更为高明”
，他惊讶出身农民的红军战士的视野竟包括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贝特兰报道了红军在日本大举侵华前夕，以民族团结为重的军事行动，他欣赏共产党人大力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与政策，也听到国民党内有“跟共产党合作，就是死路”的声音。
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的军队及苏维埃政府将何去何从，这是外界疑惑之点，也是贝特兰想要进一步了解的内容。他的身份、他的传播渠道及其对反法西斯斗争的态度，皆是中国共产党想要“借口说话”的合适人选，于是，在其有心前往延安之际接到了毛泽东的邀请。
作为一名外国人，贝特兰很好奇曾十年为敌的两个党派可能合作到何种程度，这也是西方国家普遍疑惑的问题。他更想知道坚主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战争作何考虑，共产党的抗战纲领是什么，与国民党的纲领有何不同，共产党军队的战略战术又是什么。
在数个夜晚的访谈中，毛泽东一一回答了贝特兰的问题。到访延安的新闻记者多与毛泽东作过深谈，《毛泽东选集》唯收录了与贝特兰的谈话，题名“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记录时间是1937年10月25日。就一问一答的内容看，在全国抗战爆发初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攻城略地、掳掠屠杀之下，在中国人感受到亡国威胁而奋起抵抗之时，通过新闻记者贝特兰，中国共产党向世人传达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清醒认识，着重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将以何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经过持久作战而取得最后胜利，具体如下：
首先，中共认为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其次，面对当前危险的战局，中共乐观地指出已取得的成绩，并借此指出中国的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贡献：“（1）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2）战争使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变成了比较团结的局面。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3）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4）给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5）从战争中取得了教训。”
文中所说的教训主要是就国民党正面战场存在的问题，分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中共认为从参战成分来说目前的抗战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进而鲜明而坚定地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那么，什么是政治上军事上应采取的政策呢？毛泽东重申了中共此前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说明了如何实行这个纲领的具体工作。
第三，简要介绍已开赴前线的八路军的情况，使人们了解八路军能首开抗战胜利之纪录并非偶然。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的表现已引起一些西方军事观察家的注意，但是否能对付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西方军事观察家深表怀疑，即便八路军刚一参战即打了胜仗。毛泽东答疑解惑说，“我们采取了其他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的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这种战术“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此前采用过，基本原则相同，环境有变，战术也有某些区别，当前“集中使用兵力之时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时较多，这是为着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并指出这种战法适用于全国军队，“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毛泽东强调“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达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
八路军不同于其他军队的政治工作特点，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及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治工作原则，亦是八路军能够首开抗战胜利纪录的要素。毛泽东特别说明了第二、三项原则在当下与将来的效果，“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即便日军将释放回去的俘虏杀了，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会被知晓，八路军也会坚持这种政策，“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第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释放的和平烟幕及中国国内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汉奸卖国贼的投降行为，毛泽东表示抗战的前途不外两种，“一是中国人民把投降主义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义得势，中国陷于纷乱，抗日阵线趋于分裂”，中共相信“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至于如何帮助民众克服投降主义，关键在于揭示投降主义的本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毛泽东辩证地阐明了失败与胜利的关系，“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看不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看不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日军的攻城略地、奸淫屠杀固然令民众无望而恐怖，共产党一面向人民群众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一面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同时在行动上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奋起抗击，以深入敌后出其不意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帮助民众克服“恐日症”，制止投降运动。
第五，主张以新的政治制度组建政府，以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围绕政府机构问题，阐述了共产党对“民主”与“集中”的理解：“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民意机关而交付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强调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实现关键在于国共合作，为此向国民党提议以民主集中制改造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
贝特兰报道了毛泽东的谈话，转述了中共对战时对外政策的看法和主张。毛泽东说：“有一个原则决定着我们所有的对外政策，这就是促使国际和平战线反对日本侵略。从道义上看，国际形势并非不利于中国。但和平战线的这种纲领不仅要体现在口头上，而且还要在活动上有所表现。”众所周知，抗战初期只有苏联一个大国给予中国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援助，美英等大国只有口头上的同情，却与日本继续贸易上的往来，供给日本侵略中国的资源。具有反法西斯主义思想的贝特兰厌恶美英的这种做法，借与毛泽东的谈话批评美英的袖手旁观：“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英美两国的政策。这两个国家尤其受到东西方法西斯侵略者的危害。但迄今为止，英美尽管发表了一些友好的言论，但它们的政策事实上援助了法西斯侵略者。这是因为它们只说不做。只说不做，这实际上就是让法西斯的国家为所欲为。因而在客观上帮助了法西斯。”
贝特兰原计划采访了毛泽东后即前往山西——华北前线考察，不想被延安的新气象深深吸引，驻足考察了近三个星期，满怀激情地将其在延安城内外的生活印象一一记录下来。对比斯诺描写过的苏区，作为“特区”的延安政治上的民主化是最为突出的，“各个阶层现在都有权选举并参加政府”，“整个特区在9月份刚刚举行过大选：这次选举是在村民进行普遍投票的基础上，经过乡、县、区的筛选，再进入特区政府。不再歧视地主，也不没收他们的财产”，贝特兰认为“这时的特区完全能够称得上是中国最接近彻底民主的一种体制”。
与一路所见的国统区相比，贝特兰认为延安最值得国民党效仿的是“教育、群众组织和政治工作”，人们普遍的热情和积极性弥补了物质条件的艰苦，他不由感叹“这种精神在中国太罕见了”
，非身临其境恐不会相信。亲历了延安生活的贝特兰更坚定了反法西斯的斗志，也更加热爱中国、倾心中国共产党。
1937年11月初，贝特兰开始了红色之旅的第二阶段——上前线，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去实地考察和体验八路军的战斗和生活。他先去了晋南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主要军政领导人，之后随一支小分队北上至一二〇师活动区域，遍访华北战线前沿地区，采访了贺龙、萧克、左权、关向应等军政领导及游击队将士。一路的观察和走访，让贝特兰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有了直接且深入的了解，对于毛泽东所谈的党的抗战路线、纲领及战略战术有了切身的理解和认识。
图1-6 贝特兰在中国担任战地记者
贝特兰以实地的走访和观察对中国共产党和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作了客观报道，又将全国抗战爆发时自日本返回中国，并深入延安及华北抗日前线的经历及采访内容整理出版，1939年初这一纪实性报道著作以《华北前线》为书名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1987年，全国抗战爆发50周年，该书以《不可征服的人们》为名出版中译本。贝特兰感触深刻并希望告之世人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前往前线的途中，他首先体验到的是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的纪律和军民一致的关系。夜宿村庄时，八路军在征得主人同意后租用了窑洞，“虽然经过了一天极为艰难的行军，大家从早晨起就未吃什么东西，但是宿营地一定下来，战士们就自己动手干开了，打扫房间、做晚饭、切马草”，“我们到达的消息一传开，村里的人来了一半，围在战士们周围，和他们一起谈打仗的事，一直谈到天黑。总有人带些礼物来：老人拿来烟叶，拿出烟袋大家轮着抽几口；小男孩则羞怯地捧来些水果。第二天早晨，士兵们又把窑洞、庭院认真地打扫干净，账（当然也是经过讨价还价的）也结算得清清楚楚”。
在前线，贝特兰看到也感受到了农民被组织起来的成效，“在去旅部的途中，我们每到一处，人们都给予我们热情的合作。这情景和陕北一个样。我们每经过一个村庄，当地的自愿组织都邀请我们喝茶，有这么多自愿的向导，我们一点也不担心迷路”，
“在这个游击区，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有一百多个。我们过夜的房子好像就是一个营房，墙上挂着五花八门的武器，有自制的老式大口径短程霰弹枪，也有太原兵工厂造的现代化自动步枪”。
外界盛传中国农民的麻木不仁，贝特兰在前线也听说了起初面对日寇的烧杀抢掠，村民们不敢反抗的情况，而“现在他们已有了胆量，有了经验，敢打来抢东西的敌人了”。游击队长向贝特兰介绍了组织农民的方法：“我们的部队从雁门关一到这一地区，便开始和游击队配合行动，并着手帮他们改进作战方法。开始，我们派工作人员召开群众大会，宣讲战争形势，让群众知道我们的部队是怎样以少胜多，克敌制胜的。一旦人们弄清这些都是事实，大多数人都愿意组织起来与日寇独立作战。”
贝特兰发现，在山西北部地区，农民已被广泛组织起来，“一年来的战争经历表明，华北人民一旦有了坚定果断的领导，能够作出多么迅速的反应；日本人残忍野蛮的行径，恰恰帮了八路军和八路军的政工人员的忙”
，不仅沿途处处可见游击队，他还观摩了游击队的操练及演习游击战术。
其二，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贝特兰看到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团结与联合。“现在，一种新的团结观念、一种新的共同利益的观念第一次在中国的各党派和各阶层中间萌发了。在前线，它正在战火中得到证实，在那里联合的要求是最迫切的”，他理解这种联合对于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对于任何一位了解‘旧中国’的人来说，每一桩体现这种新的联合精神的事例都会比军事上的胜利更加受到人们的珍视”。
书中，他引用了一位刚从晋察冀边区访问归来的美国记者的报道，以示后方统一战线的实施于抗战的积极作用，“一个深受河北人民欢迎的中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它被人们看作是最好的政府。它利用原来八路军部队的干部扩建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机动部队，广泛地发展了‘自卫军’，开办了自己的工厂和兵工厂，以及通讯、报纸、医院和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在日军最初发起进攻、中国正规防御崩溃之后，华北人民重新鼓起勇气，振奋起传统的精神。现在，他们正在组织一种新的抵抗，这种防御的基础是广泛发动群众，它具有那些旧式省军所不曾有的力量和机动性。如果要日本人重新得到这个难以征服的华北，恐怕比他们1937年夏季以来所碰到的任何事情都更为棘手”
。贝特兰相信，一个有着四亿人民新的团结和民族精神的中国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其三，进入山西后，眼见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无序的山西部队、士兵们低落的士气，贝特兰对毛泽东所说的需要彻底改组中国的军队体制有了一个直观的感受，深切领会使军人们懂得打仗意义的含义。
其四，击破日本帝国主义粉饰侵略行径的种种欺骗。贝特兰特别请朱德以前中国红军总司令的身份向国际社会谈谈中日战争，朱德严正指出，“日本目前在华军事行动的借口是同‘共产主义’作战。很简单，他们是用这个宣传来粉饰自己对我国的侵略行径”，他坦然声明：“八路军不是为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而战斗，而是与中国其他所有的武装力量一道，共同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而战。”他请贝特兰将这一真相转告一切友好的国家和人民，以彻底击破日本宣传机构炮制的所谓“抗红”宣传。
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政府一改此前的妥协退让，奋起抗击日本的侵略。
为挫败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日本大肆宣扬攻城略地之战绩，贝特兰在到达华北之前曾听到日本方面的一个报道，说“共产党一支七千多人的队伍在榆次附近遭到日军伏击，吃了败仗”。他向八路军求证这回事，年轻的军官大笑着回答说：“整个前线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集中过一千人的部队。”
他告诉贝特兰，八路军一般的作战部队是以排为单位。
在山西北部的游击前线，贝特兰目睹当地的地势地形、聆听前线将士的战斗经历之后，对日军的虚妄宣传有了新的认识：“绵延的大山脉之间是数不尽的小山丘，无数山谷和冰封的小河于其间纵横交错。”对于机械化装备的日军来说，这样的地形令其头痛不已，而且，除了山村农舍的少量贮藏，几乎没有任何食物供应，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日军所到之处，村民们早已带着他们的粮食逃跑了”。
于是，在多数情况下，日军在山西不敢冒险出击，而宁愿在主要的山谷据守。贝特兰眼见日军在山西的进攻大都被有效地阻止了。
其五，在华北前线，比较日军的被动据守，八路军则是积极主动出击扰袭敌人。贝特兰先在八路军司令部听朱德介绍了开战以来八路军与日军的交战情况，听他分析八路军与日军的强弱点，及八路军如何避敌锋芒、扰袭敌人。之后他北上一二〇师活动区域，经实地观察与采访，尤其是在三五九旅一周的生活与访谈，贝特兰对于八路军作战的机动性有了切实、深入的了解。八路军对付拥有优良装备的日军的有效战术，更是引起了贝特兰的兴趣，他平实地记述了旅参谋长给他讲述的一个生动事例：“我们在一座山的半山腰修起看上去像是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日本人的侦察机盯上了它，一连几天对这座山进行了猛烈轰炸。我们在附近安排了一些部队，命令他们假装逃散。毫无疑问，日军飞行员报告说中国军队的防御已经瓦解了，中国人的队伍已被打垮！于是，敌人派出一支人数众多的骑兵队来打扫战场。与此同时，我们的主力部队一直埋伏在山脚下等候敌人——日本人连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离得这么近。我们袭击了行进中的日本骑兵，近距离用机枪和手榴弹狠揍敌人。敌人伤亡惨重，不得不仓皇地撤回去了。”
“如果你知道怎样对付日寇的话，那么，日寇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是一位八路军指导员对贝特兰说的话，也是他在山西农民群众的集会上经常说的，贝特兰在前线耳闻目睹了游击队的行动后，深深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的确，八路军的作战方法已向华北人民证明，他们能够以劣势的装备、少量的人员，成功地抗击装备优良的日本侵略者，而且自身伤亡不大；八路军的行动也向华北人民证明，“只要他们动脑筋、想办法，就能从敌人那里获得武器弹药。这样，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主动采取行动，而且不会由于缺少武器而限制住他们的行动范围”
。
贝特兰的报道，令西方人对遥远偏僻的中国华北抗日战场有了具体而鲜活的了解，对于中国农民、中国抗战的既有认识因此有了改观，为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在国际上赢得了同情和支持。
对毛泽东的采访，在华北前线几个月的走访，给了这个“随身带着厚厚一部莎士比亚著作集，头上有一圈受过牛津教育的光环”
的西方记者太多惊喜、太大震动。在全面抗战初期日军疯狂进攻的不利战局下，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感染了贝特兰，中国军队的缺医少药则令其唏嘘、揪心，八路军对每一个战士生命的珍视触动他对医疗援华的重视。从此，贝特兰更坚定地投入反法西斯斗争之中，在积极报道八路军抗战的同时，又投身医疗救助活动。
1938年初，与八路军一二〇师一同跋山涉水近五个月之后，贝特兰离开前线来到了暂且充当战时首都的汉口，随即去了香港，参与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的筹建工作。“保盟”成立后，在争取海外医疗援助和报道中国抗战两方面从事了积极有效的工作，直至香港沦陷。
在1938—1941年的四年中，“许许多多的援华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福利和爱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在香港空前发展”，
“保盟”是接受和分配外界资金和物资的机构之一，一个重在向中共领导的游击区提供医疗和社会救援的基金会，它的任务是“在中国人民的需要与有联系的外国组织为这种需要捐赠的资金、物资之间充任媒介”。
贝特兰说，“保盟”努力实施了一项由他、史沫特莱和周恩来在汉口商定的计划，该项计划以史沫特莱和贝特兰所做的关于八路军伤员的第一手报告为依据（史沫特莱采访了一一五师，贝特兰采访了一二〇师），计划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下设五个分院，“保盟”协助提供医务人员和物资。
“保盟”成立伊始，贝特兰即应主席宋庆龄之请，前往美国、加拿大作巡回演讲，以争取得到更多支持。而后乘坐海轮前往伦敦，他的另一项任务是“与苏联驻伦敦大使举行秘密晤谈，看看是否有可能把我们的医药供应品经铁路穿过俄国，然后用汽车运往兰州、西安和华北八路军地区”
。就战时中苏关系及后方交通运输情况看，伦敦之行显然没能达成目标。他在伦敦完成了《华北前线》一书的撰写工作，随后踏上了返回中国继续“保盟”工作的旅程。
1939年9月，在亲自运送物资前往延安途中，贝特兰通过广播电台得知英法对德宣战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返回新西兰，做英军的随军记者，然申请未被通过。1940年6月，希特勒在欧洲发动闪电战，新西兰政府出台新规定，年满15岁至45岁的未婚男子必须应征入伍，新规定将于7月22日生效。贝特兰的愿望是做一名志愿人员，从事战地记者工作，他不想被征召入伍。6月，他接到宋庆龄的电报，问其是否愿意回去继续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效力欧洲战场抑或中国战场？贝特兰选择了中国。
离开新西兰前往中国之际，贝特兰收到了宋庆龄的又一份电报，请其在菲律宾马尼拉停留一些时日，设法在那里建立一个保卫中国同盟的分支机构。作为宋庆龄的代表，贝特兰“依照威望和地位的高低，拜会了主要的华人领袖”，很快得到了数额可观的捐款，还有不少人给他们许下了支持的诺言。他们在马尼拉和另一个城市碧瑶组成了“由美国人、菲律宾人、英国人和中国人参加的代表委员会”
，马尼拉和碧瑶成为支援中国的活跃中心。《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0期刊登了一则通告“菲律宾的新委员会”：
香港方面首次得知，菲律宾新成立一个委员会，希望在帮助满足中国救济工作的迫切需要方面同保卫中国同盟合作。该委员会同时在马尼拉和碧瑶成立，发起者中有知名的菲律宾、美国、英国和中国居民代表。委员会将密切注意中国战争局势的需要，并和在菲律宾的中国委员会保持联系，尤其在中国的医疗和其他救济事业上进行合作。
这个新委员会的执行主席是马尼拉的杰姆斯·C.威克斯法官，他是美国著名的律师、美国前最高法院法官。委员会的其他负责人有：副主席，D.G.麦凯伏依夫人、J.B.斯泰泼勒夫人、梅基德斯·凯姆伯博士；记录秘书，A.罗多尔福夫人；司库，W.R.白柯克先生；通信秘书为：A.S.海沃德夫人和柯迪拉·乔帕小姐。
目前特别需要对中国进行国际援助，以及对三年来战争受难者实行救济。保卫中国同盟欢迎成立菲律宾的新委员会，并祝愿它在今后各项工作中获得成功。
可见“保盟”在此设立分支机构的意义，贝特兰的人脉、他的影响力及其筹建委员会的经验于委员会的成功组建的作用不言而喻。当时在菲律宾的还有斯诺夫妇（居住在碧瑶）、“工合”负责人路易·艾黎和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职业军人卡尔逊等一群老“中国帮”，他们纷纷发表演讲，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宣传中国的抗战。
“保盟”工作有了很大推进后，贝特兰和艾黎、卡尔逊一起离开菲律宾返回香港，以不同方式为中国的抗战从事下一步工作，贝特兰则继续效力于“保盟”。
欧战爆发后，本受西方诸国轻视的中国战场更受冷落，中国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国民党的破坏不复从前，“保盟”运往游击区的物资常常被阻拦甚至被侵夺。“保盟”在宣传方面的工作因此更为重要而紧迫，诚如宋庆龄所说，“我们必须告诉海外的朋友，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也需要向海外的捐赠者报告资金和物资的落实情况以及他们遭遇的困难和需要。创刊于1939年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发挥了宣传方面的重要作用，贝特兰返回香港时，正值《通讯》主编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离开香港，他接手了此项工作，《通讯》第17—24期由他负责编辑。
贝特兰一面协助“保盟”的新闻发布工作，一面积极争取国际、国内对“保盟”的捐赠。他不仅协助编辑《通讯》，还以个人的经历和观察发表战地报告和文章，报道游击区的医疗状况、“保盟”的援助和运输工作，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行径，批评美英等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美国、大英帝国与荷属东印度一起向日本提供了它所需的90%的重要战争物资。在上述各国，每个援华团体和委员会都反复地指责过这种令人作呕的行径：当旧金山、温哥华和巴塔维亚正直的人们力图向中国的伤员和战争难民提供某些援助之时，美国的石油、加拿大的镍和荷兰的橡胶，都在加剧这场屠杀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1940年底，贝特兰应英国驻重庆大使亚其巴德爵士之请，北上重庆代理新闻参赞之职。1941年，返回香港继续“保盟”工作。此时，中日之间在军事方面基本呈对峙状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皖南事变的发生而陷于危机，国民党不仅公然袭击新四军，还加强了对西北边区的封锁，内地的政治恐怖活动较过去增多，“保盟”对游击区的支援工作困难重重。
在国民党一面封锁根据地、袭击新四军，破坏团结抗战，一面却指责八路军“消极”抗日的时候，贝特兰严正指出：“凡是访问过今日中国的人，都必然会对以下方面留下深刻印象：全体中国人民不可摧毁的战斗意志；在反抗日本侵略的共同斗争中，中国军队的普通士兵同全体国民紧密团结的愿望”，“那些急于找替罪羊的人，实际上是真正的失败主义者”，“中国最可靠的抵抗，有赖于深入敌后作战的游击力量之间的协作”。
国民党破坏团结的行动引起了国际援华人士的不满和担忧，盟国迫切希望中国能保持团结坚持抗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贝特兰以志愿者的身份拿起武器战斗在保卫香港的第一线。他在香港沦陷后被俘，先后被囚于香港和日本的战俘营，直至抗战胜利。基于反法西斯、反殖民侵略的正义和勇敢之心，被俘后的贝特兰拒绝了日本当局要其为日本作“和平谈判”宣传的要求，宁愿在战俘营做苦役直至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