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沫特莱

一、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人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的一个矿工之家，贫困的家境使其没能念完小学，但她自小独立、有志向，“我从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里接受我感兴趣的东西，人云亦云，对我是无缘的”。没人指点该读哪些书，她便自己摸索，“什么东西一到手里就读，总要把它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啃完”，即便囫囵吞枣不得其解。早年的生活经历给了史沫特莱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印象，“对于矿山工人说来，资本主义制度的成果不外贫困、疾病和愚昧无知”。

母亲和姐姐去世后，作为大姐的史沫特莱一度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和小外甥的家庭重担，但她不甘于像母亲那样生活，年少的她已有了朦胧的女权意识，“我不能虚度此生，如同一般女孩子那样平平的生活下去” 。在对家人作了初步安排后，她毅然独自外出流浪，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当过侍女、烟厂工人、书刊推销员、速记员，为进学校求学，她曾在一家师范学校当了一年的清洁工兼旁听生。

20岁那年，史沫特莱到了纽约，在纽约州立大学听课近四年。其间，她结识了不少朋友，因同情印度人民的反殖民运动，为印度流亡者做了一些联络工作而被控坐牢，在六个月的监狱生活中，她完成了最初的短篇小说《牢友》。出狱后，史沫特莱决定出洋“冒险”，原计划在欧洲住一段时间，然后去苏联，最后去印度，不想在德国一住八年。她以教授英文维持生计，一边学习德文、阅读有关印度历史和中国革命的书籍，一边参加在德国的印度和中国革命者的政治活动。她还协助组织了德国第一个国家经营的节育诊疗所，完成了她的自传《大地的女儿》。

1928年，史沫特莱与《法兰克福报》——希特勒上台前夕欧洲一家最著名的自由派报纸签订合同，成为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与史沫特莱观点不尽一致但皆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英国记者，这样评说史沫特莱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由于出身和阶级意识的关系，她是一个革命家，她为争取独立和教育的多年的斗争坚强了她的性格。她必然要来到中国，因为全世界（除了俄国）最伟大的革命运动正在中国遭受着严酷的压迫。”

1928年12月，史沫特莱途经苏联抵达中国东北。时值张学良决定“东北易帜”，身为记者的她敏锐地关注到日本的动作，为此在东北逗留了近三个月，“从外国领事人员、中国铁路官员、中外官方人士、大中学生和出版刊物以及各种渠道了解日本人对铁路系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厂矿山、土地投资等方面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渗透的程度”，发现日本人的“触角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伸到各方面，哪怕中国方面有一点点改良，他们都认为是对日本莫大的威胁。他们通过东北文武官员、白俄保皇党人以及包括美国侨民在内的各国外侨进行渗透活动”。 史沫特莱将她的观察和发现写成一篇报道《日本在满洲的铁拳》，却不被《法兰克福报》采信，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才发表出来。与此同时，她到工厂、煤矿、学校、机关单位等四处参观、采访，并深入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家中访问。

其后，她旅行南下，经大连、北平、天津、南京直至上海，沿途继续参观访问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与官员、学者交谈，采访工人、农民和地主。在1936年北上西安之前，史沫特莱一直将上海作为她的活动基地。在中国，她既看到了底层民众的苦难和麻木，也看到了部分觉醒中的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结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并耳闻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贫苦人民而作的战斗和牺牲，她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居留上海期间，史沫特莱的活动范围很广，结交的朋友包括各国、各界持不同政见者，她尤其喜欢同进步的民主人士和革命的共产党人来往，曾帮助持不同政见、思想进步的青年躲避国民党特务和地痞流氓的搜捕，也曾保护、帮助共产党人。

史沫特莱不仅是位热情的革命运动的参与者，更是一位勤奋的撰稿人，她将一路所见及其深入工厂、农村的见闻和采访写成了一系列有力的报道文章，提供给《法兰克福报》和美国的几家杂志，其中的多篇文章后被收录在她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文集《中国人的命运》（1933年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中。这部文集共收录了史沫特莱30篇文章，她写了中国的农民和地主，中国的强盗、土匪和军阀，在中国的外国人，记录了湖南的一次矿工起义、五卅示威游行、一支红军队伍，通过对国民党军官与士兵、富人与穷人的对比描写，驳斥了“中国没有阶级，我们大家都是穷人”的说法。30篇中有6篇谈中国的妇女，包括旧式的和现代的妇女，作为“花瓶”的女性和革命女性。她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深的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关怀，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痛恨，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支持，诚如《史沫特莱文集》出版前言中所说：“《中国人的命运》主要反映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调查，对各阶层人的接触了解，以一个记者的锐利眼光揭穿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

史沫特莱是第一位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根据在其上海家中养伤的一名红军将领的叙述，她记录下1927年至193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斗争的五年建军史诗。1933年，她因病去苏联疗养，在那里完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的书稿，称其为“报道中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活的史诗”，1934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革命的军队，以士兵委员会为例具体说明了工农红军的特点：“红军每个连有士兵委员会，委员会的最高机构是选举产生的士兵执行委员会。战士们通过士兵执行委员会直接出席司令部政治部的会议。士兵委员会不但享有充分的权利，而且负有沉重的责任。他们的职责是讨论、通过拥护红军的一切纪律规章制度。他们研究、控制经济委员会，特别是财政后勤部门提出的报告，监督检查饭菜干净，营房整洁，驻军各地的卫生工作。他们参加军内的一切政治工作——报告、讨论扫盲班，国内外革命节日的庆祝活动。红军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天以上就必须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政治学习，这已成定律。井冈山会师后就成立了政治学习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分散在红军队伍的各机关连队里，各自召开党团会议，参加并领导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和一切活动。那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贯穿红军的红线，给红军带来革命的形式、知识和方向”。 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是乌合之众的土匪呢？著名的军旅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缘起也在书中作了详细描述，可以说，正是这铁的纪律和要求教育了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爱与支持，并教育了俘虏。

这是第一部由西方记者书写的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作品，虽然其影响不如其后斯诺以亲自访问的第一手资料而书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但《中国红军在前进》最早揭破国民党对红军、苏区的污蔑与谣言，以具体生动的事例告诉不明真相的西方世界，在中国有一支与众不同的人民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已在其领导的苏区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白求恩跟友人说，他正是看了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了解中国、来到中国，并奔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

1934年秋，史沫特莱返回中国，1936年因身体原因，接受朋友的劝告，北上西安疗养。西安事变发生后，正在西安的她见到了前往西安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叶剑英等，与他们作了交谈。在南京散布蒋介石已经遇害身亡，红军占领了西安，西安发生了抢劫、强奸等不实消息的情况下，史沫特莱应一家报刊编辑之请作英语广播，内容包括“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

1937年1月12日，经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史沫特莱与一群学生乘坐一辆卡车离开西安，去往红军所在地，成为继埃德加·斯诺之后第二个访问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她是继埃德加·斯诺、美国医生马海德、德国人李德之后来到这禁区的又一外国人，亦是访问延安的第一个西方记者——此前斯诺访问陕北时，共产党人尚在保安。和斯诺一样，史沫特莱一路走一路采访，上自红军领袖、中共领导人，下至红军战士和农民。在亲眼见到朱德，那个被国民党冠以“赤匪头子”、“共匪”、强盗等各种骂名，围绕着他有多种传说而被农民视为神话的红军领袖，并与其多次交谈后，史沫特莱决定写一部朱德传记，她对朱德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史沫特莱试图通过朱德的生平，展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画卷，告诉世人“为什么有几百万、几千万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和工人，以及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为他所推行的事业而斗争或牺牲”。

采访、撰写报道、搜集朱德的传记材料尚不是史沫特莱在延安的全部工作，热情的她自发推行了多项活动，诸如教工作劳累的共产党人学习跳舞；开展卫生工作；请斯诺夫妇寄来海外进口的种子栽花种菜；建立鲁迅图书馆外文部；把新到的各种期刊分发给各部队、教育机构以及党政领导人员；写信给沿海各大城市的外国记者，请他们访问延安、访问红军；消灭老鼠；等等。

消灭老鼠和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两件事，虽不太成功，但对传播防疫知识、扩大延安影响力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对这两件事皆稍费笔墨作了展开说明。关于灭鼠，“没有激起人们的强烈兴趣”，“然而，鼠疫在西北是一种地方流行病，周期性的流行病从蒙古草原蔓延过来，由老鼠跳蚤作为媒介，人们同意我的看法，但忙于军事政治问题没有时间消除鼠害。日本鬼子毕竟要比鼠疫危险性大”。

关于请外国记者来访之事，史沫特莱相信有一些英美驻华记者若能直接采访红军，会作如实报道而不再采信国民党污蔑攻击红军的官方报道。她揭露了国民党的污蔑行为，“国民党政府多年来，用控制一切舆论机器，进行新闻检查，收买外国通讯社、情报机构的记者等专政手段，让西方世界的人民无法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被污蔑为‘共匪、赤匪、强盗、暴徒’等一类恶名，原因就在于此” ，并列举了若干被日本收买的西方报刊。征得红军的同意，史沫特莱向“上海最有权威的十多位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了授权邀请信”，并在信中“提出了穿过西安国民党军警特宪的封锁线时谨防被捕的警告”，她给他们的忠告是，到西安后“必须三个一行住在西京招待所里，于约定时间内等待一个外国妇女拿出我为你们安排赴陕北的交通工具的明信片”。

关于收到邀请的外国编辑和记者的反应及其行动，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与行动，史沫特莱作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凡是得到邀请信的编辑和记者无不跃跃欲试，上海新闻界人士非常激动。英国最重要的一家报纸《华北日日新闻》的主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外国报界同业公会的会长。我请他率领第一批记者团先来访问延安……上海方面接受邀请的同仁无不希望捷足先登，争取能够第一批来访延安。” 虽然抢新闻是新闻界的特点，新闻记者争先恐后地想要赴延安采访，多少反映了他们在看了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报道后对延安产生的兴趣，对国民政府的所谓官方报道亦有所怀疑。

南京国民政府对此非常恼怒，对新闻记者悍然发出警告，“宣称如果访问延安共产党人，政府将认为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结果，“英国《华北日日新闻》经理部因此下令该报编辑停止此行。但《联合新闻报》办公室主任仍指示该报驻华北代表伊尔·黎夫离开天津前往西安”，《密勒氏评论周刊》编辑约翰·B.鲍威尔和纽约《呼声论坛报》记者维克托·盖因决定深入虎穴。当他们抵达上海机场坐进机舱后，特警出现了。鲍威尔考虑违抗命令不智，颓然回去了。盖因则据理力争，拒不下机，到西安后摆脱跟踪后神秘失踪，不久出现在延安。接踵而至的是《联合新闻报》记者代表黎夫，亦是在西安神秘失踪后出现在延安。其间，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欧文·拉铁摩尔博士和一批美国学者也来到延安，“延安教育机关、研究团体、全体党员都接到听国际问题报告的通知”，史沫特莱欣感“西方有识之士终于同亚洲革命的进步先锋靠拢了”。

关于外国记者在延安的活动，史沫特莱记录说，“外国记者们在延安访问了各界人士，参观了教育团体，晚上到‘抗日剧院’看节目演出。他们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有时通宵达旦，我的住处总是响彻他们的笑声”，“到延安的外国记者感到非常安心，共产党员中间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客套。提起延安的共产党人，有一个记者说得好：‘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这种说法在其他记者的口里我一再听到”。

无疑，史沫特莱的努力及其活动，拉近了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媒体、记者的距离，帮助共产党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戳穿国民党的污蔑攻击，展示了共产党人真正的面貌，为战时赢得国际社会的援助奠定了基础。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史沫特莱离开延安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历时半年。其间写了大量文章，报道中国的抗战。她不仅热情讴歌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与红军将领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等医生的来到中国、来到抗日根据地，皆始于史沫特莱的协同动员与组织。1938年，史沫特莱将其自西安到延安，再赴华北抗日前线的生活和经历，以日记体、书信体的形式，以《中国在反击》为题结集成书，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反映了当时华北地区抗日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1938年1月，应朱德、彭德怀之要求，史沫特莱自华北抗日前线前往武汉，在汉口结识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领导人林可胜博士，从此史沫特莱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为伤员服务的工作中。她在汉口的公开工作是和林可胜博士一起为中国红十字会进行宣传，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医疗援助。同年，她被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聘为特派记者，“每周邮寄两篇稿子给他们（这项工作我一直担任到1941年离开中国），他们付给我的酬金使我有条件为医疗队工作而不领取津贴，甚至还能捐款给他们”。

史沫特莱在中国从事筹募医护人员和药械的工作，大约始于1936年春，那年她在上海鲁迅家中见到了由中共中央自西北派回上海任办事处副主任的冯雪峰，听他讲了长征的故事，得知红军非常迫切需要药物供应，便找了两位医生分头募捐，“当上了可以说是为红军供应药品的走私人”。 后在西安，学过急救的她主动申请前往一家浸礼会的医院帮忙。在西安的政治犯获得释放后，她又协助照料生病或创口感染的红军战士。1937年初在西北三原第一次见到大批红军，既看到了一支完全不同的队伍，也发现红军缺医少药的严重性和抵御传染病的不力，“伤寒在西北是流行病。但是灭虱站并不为人所知，这里既缺乏高温的热源，也缺乏可供更换的衣物”，“梅毒在西北也是一种猖獗的祸害。但是红军缺乏能够诊断早期梅毒的医生，也缺乏能够治疗梅毒的药物”，所以史沫特莱曾向贺龙建议，在志愿兵源源不断加入红军的情况下，实行体格检查，“以便把梅毒患者排除在外”。

全国抗战爆发后，史沫特莱带着伤病前往前线，沿途看见无数横躺竖卧的伤患，他们的身边没有医生、护士或其他护理人员，当她从这些无人照料的伤员中间走过时，她对同行的伙伴说：“我们的第一篇报道应该是有关伤员处境的。我要想办法争取外国的援助和志愿工作的救护人员。” 抵达华北前线的山西省会城市太原后，她不仅访问了政府高级军事官员，也访问了医务官员，参观了太原市五所后方医院中的两所，发现医院“一般都是只能使伤病员躺在铺稻草的土地上的场所”，“例外的一所是太原的重伤员医院……院长是一个合格的外科医师，他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他的日工作量从不少于十八小时，他有一个由十九名不合格的医助、十八名不合格的男护士和二十名合格的女护士组成的工作班子”。但在医疗器械和药物方面，“这所医院也只有一些最基本的医疗设备，没有X射线、止痛剂、抗破伤风药剂，至于输血，更是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全省仅有的一台X射线机，安置在教会医院”，能进这所教会医院治疗的都是付得起费用的军官，以致该医院的一位外国女医师对史沫特莱说，“来自前线的伤兵不多，因为中国军队并不打仗，总是日本人尚未来到就逃跑了”。 离开太原前往八路军总部之前，史沫特莱写了一篇有关西北地区伤员状况的报道，寄给在上海的约翰·B.鲍威尔，并附上了一封呼吁书，“吁请外国给中国以医疗援助，并为取得这种援助而成立各国委员会”。

离开太原后，史沫特莱与同伴前往五台山八路军司令部，跟随八路军沿正太线活动。一路上，她既作为随军战地记者利用一切机会采访战士和沿途村民，报道八路军的抗战和民众动员工作，又凭借她的急救能力和医疗常识，积极主动地从事医疗工作，她会设法“到各地去搜罗医疗器材和药品，有时购买，有时乞讨，有时是借”。

在汉口期间，她的公开工作是同罗伯特·K.S.利姆医生一起为中国红十字会进行宣传，为中国伤兵争取医疗援助。她在应邀出席英美海军和驻华使馆人员的茶会时也进行宣传，希望能得到医疗用品的捐赠。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史沫特莱以战地记者兼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成员的身份，带着医疗物资穿越敌占区，赴华中游击区考察，随军作战地采访，兼做救护工作，她既走访了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区，也走访了国民党治下的游击区。她报道了新四军医院药物器械的匮乏状况，并以新四军战士的课本和笔记本为视角，详细描述了新四军的教育工作。对国民党治下的游击区，既从正面报道了他们的抗日活动，也写出了其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包括对待新四军的不同态度。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统辖区域的不同观感，令史沫特莱十分感慨两个不同区域带给人的完全不同的感受。沿途走访的教会医院，也令史沫特莱看到了不同区域、不同传教士对待中国抗战的不同态度，以及教会医院对中国抗日战士的不同举措。

1940年，史沫特莱再度因病离开前线，赴大后方重庆，接着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部贵阳，再经桂林赴香港治病。在后方期间，史沫特莱赴各处演讲，并到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传中国的抗战，历陈中国的困难，努力而广泛地募捐，为中国购买急需的药物。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她被迫返回美国。

史沫特莱在华12年，走过中国东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北、西南，与中国人民一同经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战的转变。作为新闻记者，她深入工厂、农村、战区，采访了各派、各界、各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作为社会活动家，她从事了保护、营救进步人士，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中国医疗援助等活动。与此同时，她勤奋书写、笔耕不辍，以亲身经历与见闻，实时报道中国的政治、军事与社会，在如实报道之余，更注重令作品承担更大的使命。除了向各种报纸和新闻刊物投稿，史沫特莱还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五部反映中国社会和抗战的作品，其中，“《中国的战歌》一书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报道战地情况的最佳作品之一”。 美国历史学家、史沫特莱研究专家麦金农对史沫特莱的一生作了一概括性的定位，她“是一位作家，是革命运动的参与者，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妇女运动者”。

二、耿直而不尽“客观”的报道

史沫特莱被誉为“熟知中国事实真相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作家之一”。整个20世纪30年代即她在中国的岁月，她不断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报刊撰写文章，并著书出版，报道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费正清在晚年回忆录中对史沫特莱与斯诺的著述作了这样的对比评价：“她的第二本书《中国红军在前进》试图给西方公众描绘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国的革命事业，正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来对广大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但是显而易见，史沫特莱与其说是一位新闻记者，倒不如说是一位宣传家，而斯诺在我看来，恰好跟她相反。”作为汉学研究专家，费正清十分肯定史沫特莱有关中国的著述，“她的几本论述中国革命的书仍然颇有价值”。 史沫特莱笔下的中国革命、中国的抗日战争及革命时期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的呢？

史沫特莱实实在在地参与了中国革命，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斗争，她说自己“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这样的史沫特莱在书写中国革命、中国的抗战时，即便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态度亦不可能超然，因为她不仅在观察，也在帮忙甚至参与，而且乐在其中。诚如她在华北随八路军转战期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说：“我将陆续给你们寄稿子。不过，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写东西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的背痛得很厉害……况且，我们从来也不在一个地方驻扎两天以上，部队总是在流动之中……我所在的部队以及其他中国部队的困难处境是你无法想象的；日本人有卡车、飞机和别的高效能的运输工具。而我们只有毛驴、马匹，几头骡子和人员……我有一匹马和一头骡子帮我们驮东西……我身上带着不到一百元的中国钱，这还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借来的，而大部分都是用来天天给马、骡买饲料的……我必须用这钱去喂我那两只宝贝牲口，以便帮我们驮行李、打字机、胶卷、打字带……我向你们谈到的所有这一切，毫无抱怨诉苦之意。相反，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日子。我宁愿过这种每天淡饭一碗的艰苦生活，而不稀罕那个‘文明’所能给予我的一切。我喜欢工作，喜欢拖着这受伤的脊背骑着马辗转在各条战线上。” 不仅表达了她自己乐在其中的心情，也以亲身经历告知世人中国军队的困难及中日军力的差距。

在跟随八路军转战华北战场的过程中，她目睹了民众的麻木、恐惧，更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抗日的热情与勇气；耳闻目睹了日军的残暴，更看到并感受到了中国抗日将士的无畏与乐观；实地观摩了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对八路军的优待俘虏政策也深有感触。以日记体、书信体出版的《中国在反击》一书记录了史沫特莱一路的观感与认识：成功的民众动员是抗战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亦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史沫特莱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为蓝本，简洁明了地报道了共产党的民众动员工作。朱德告诉民众：“我们在晋北的经验证明，如果我们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就能够打败入侵之敌，取得胜利。八路军需要人民的帮助，人民也需要八路军的帮助。他们彼此相依为命。”他教导民众“必须懂得怎样来帮助我们的军队”，具体说就是懂得“怎样破坏公路、铁路、装甲车、卡车和坦克”，“怎样彻底毁掉日本摩托化部队能够通行的一切道路”。 民众被动员组织起来了吗？史沫特莱以实际的观察、切身的经历感叹道：“中国老百姓那种忠诚老实的秉性真令人惊叹。成千上万的八路军在各处活动着，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张贴宣言布告，在山坡村头张贴标语口号。他们一路行军，也会丢下纸片什物，给后面的人指路。所以，大家以为日本人随时都可以知道八路军在哪里。其实不然。日军从来不知道我们的行踪，甚至那么多架次的日军飞机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找八路军，即使飞机来了也不会发现八路军。”她以“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了某一天的见闻：“今天，我们在路上遇到一队队身体壮实的农民，里面偶尔也有几个年岁稍大的。人人手里拿着棍棒和绳子。我们向他们打听是哪个村的，上哪儿去。他们说他们是去把受伤的八路军抬回来，还说八路军已经在他们村子开过群众大会，号召大家自告奋勇把伤员运到陕北去。群众大会一结束，大家就回家拿起棍棒、绳子，向很远的地方走去。没有八路军人员跟着他们一起走。他们只是照着别人指点的方向出发，翻山找伤员去了。”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1937年12月到达八路军总部访问，他与史沫特莱相遇并作过长谈，“谈八路军，谈同目前战争有关的各种情况”。听了史沫特莱的讲述后，卡尔逊提醒说，她“跟八路军的关系太深了，难免有点当局者迷，而对它有所偏袒”。史沫特莱回答说：“当然，我并不是那样公正无私，也不假装公正无私的人。但是，我不撒谎，不歪曲事实，也不颠倒黑白。我只是把亲眼看到的事物和每天的感受告诉人们而已。这是事实。至于我怎样会到八路军里来，而不到别的军队里去呢？因为我清醒地、坚定地相信八路军有着崇高的奋斗目标。它是一支出色的军队。我知道，从上海到南京一直跟日军作战的其他中国军队也是非常英勇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在八路军里生活和工作。”

史沫特莱正是如此耿直地充满热爱之情地报道事实。谈到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她讲述了在林彪的战地指挥部的一次经历：“八路军正准备大打一仗。但是，日本方面来了增援部队；这时候他们远远不止九千兵力，也许超过了两三倍。林彪和他的部下对此却处之泰然。‘我们不要跟他们公开打’，他对我们说，‘敌人太多了，我要打游击战。我们愿意在哪儿打，就在哪儿打’。因此，八路军就先要后撤，观察动向，等待时间。”听着偶尔传来的大炮声，史沫特莱问日军在干什么，林彪说：“日本人在乱放炮。由于我们没有‘阵地’，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干的。所以，他们就干脆放放炮，鼓鼓他们的士气。” 自信溢于言表。

行走于华北战场的史沫特莱也肯定其他中国军队的英勇与战绩，同时实事求是地报道战役的结果，“日军击破阎锡山的部队，就像他们击破打阵地战的中央政府军队一样。日军炮击忻口附近中央军阵地使用的炮弹是他们从阎将军部队那里缴获来的” 。中央军和阎锡山的部队败退后，是八路军坚定地挺进敌后，致使日军处境困难，无法达成控制山西的目标。史沫特莱记录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就八路军今后战略战术的谈话：“八路军要把山西、河北以及整个华北的群众都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八路军都将坚持战斗到底，不离开华北人民，不西渡黄河。即使日本军队占据大城市和铁路交通，八路军和武装起来的民众一起也要破坏铁路、公路，牵制敌人，坚持不懈地对敌展开游击战争。” 客观报道了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诸多城镇的战绩：“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了晋北、冀西以及察哈尔南部的许多重要城镇……其中最重要的有：晋北的灵丘、广灵、浑源、五台、孟县；河北的涞源；沿平汉铁路往南的整个冀西地区以及北平以南铁路沿线一线城市；察哈尔南部平绥线以南的阳原和蔚县。八路军多次破坏平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切断日军供给线，干扰、拖垮入侵之敌”，“在山西西北部、绥远北部和大同的西沿，八路军从日军手里收复了一批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和乡镇，其中包括平鲁、宁武、清平镇和绥远、山西两省交界处的右玉。这样，八路军就把大同和忻口之间的主要交通线彻底割断了……在山西北部，八路军还彻底摧毁了由北平至忻口、太原的其他主要交通线”。“八路军不但成百地击毁日军运输车辆；他们在十月十八日夜间还袭击了日军的阳明堡空军基地……十一月底，八路军从敌人手中缴获一千多匹驮骡和军马，几百支步枪、大量弹药，近五十挺机关枪、几门重炮、许多药品和其他军用品”。 她惊讶地发现“在这只有八路军敢于钻进来的地方，群众组织工作者成群结队地活动，到处成立了农民、学生、商人、妇女和儿童的抗日救国会”。

八路军坚定、勇敢且成功地挺进敌后，不仅令史沫特莱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充满信心，也使其享受到胜利的惠泽。她骄傲地表示了分享战利品的满足，那是在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送我一匹马——一匹从日本人那里缴来的军马。他还送给我三件军大衣，让我的警卫员穿。他又送来两匹马给我们一块儿来的同伴。这样一来，我们一行要行动起来就有排场了” 。

感动于中国军民艰难抗战的同时，史沫特莱深深同情中国伤兵的痛苦，公开批评英美等国的自利行为，“中国军人可以由于美国和英国向日本供应的作战物资而受伤，却没有资格得到这两个国家的药物供应，除非是中国政府在纯商业性的基础上加以购买” 。她和在远东的一些真正的美英民主主义者一样，批评美英奉行的绥靖政策，认为“听任日本人在中国身上消耗到精疲力尽而让我们置身于战火之外”实乃帝国主义的罪恶政策。她的呼吁招致了一些谩骂，她“有时被看成是下贱女人，有时是空想家，有时又是赤党” 。史沫特莱认为美国公众已被荒唐错误、掩盖真相的报道所蒙蔽，“抗战三年多来，国民党军队被许多友邦人士看不起，说得一文不值。他们常说：中国不能打，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将军腐败不堪，士兵不是文盲苦力，就是黄口小儿；伤兵可恨无人过问。有些指责属实，有的指责不对。不管正确与否，几乎一切指责均由于对中国欠缺明确的认识”。她大声地用力地为中国呐喊：“中国是在为世界民主、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而战。据我所知，有许多外国朋友所见和我的这种看法略同，有的完全一致。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世界上所有彩色路线或种族偏见，对于中国人民不能熟视无睹，但中国现在如何？形势险恶，状况严重。”

同许多持反法西斯立场、真正了解中国的西方记者、官员一样，史沫特莱十分肯定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行为，并予以毫不留情地揭露与谴责。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企图倒打一耙、栽赃新四军，史沫特莱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报道的荒谬，并反讽国民党：“官方报纸发布的第一批消息荒诞而又愚蠢……指控叶挺将军和全体新四军‘阴谋’占领京沪杭之间的大块三角地带，然后再占领句容和丹阳，以此进攻中国正规军的根据地。写这种消息的记者也许是因为知道，没有人会费心去分析或查阅地图……京沪杭三角地带正被日本人所占领，而且成了他们向华中发动进攻的主要根据地。而句容和丹阳两城都在南京以南，都是日本人屯驻重兵的据点。如果新四军确实‘阴谋’夺取这些地方，那么也就是‘阴谋’歼灭那些已经打败过中国所有正规军的日本军队。”

在走访华中游击区的过程中，史沫特莱也看到国民党内的矛盾与分化，揭露了国民党黑暗的一面，讴歌了一些坚持抗战不畏牺牲的国民党将领，报道了国民政府中对待共产党人的不同行为，如安徽省主席“按月给新四军在安徽中部的几个支队拨付两万元津贴，湖南帮和CC分子都竭力劝阻而无效，省主席的理由是，新四军的游击战士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也都是他抵抗日本的同胞兄弟” 。

1941年5月，鉴于中国反动势力的猖獗，亦因身体原因，史沫特莱决定返回美国，“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人民争自由民主而战的情况告诉美国的同胞”，她自认自己“已成为中国广大斗争的一部分”。 与同样访问过国共两方军队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相比，史沫特莱自认因“深陷”中国而不如他“客观冷静”，“他不抱成见，不代表谁，隔岸观火，走马观花，而我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在我看来，中国的强弱盛衰问题似是全世界的问题所在”。 史沫特莱的耿直一如既往。在《中国的战歌》最后一节，她把在中国度过的岁月称作“我一生最重要的一章”。她希望重返中国，遗憾未能如愿，在取道欧洲来华的过程中，不幸病逝于伦敦。在给友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她恳请将其骨灰送往中国安葬，并嘱咐友人“我的著作所得，无论来自哪国，都请送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照他的意愿使用，以有助于建设一个自由、强大的中国” 。她的遗愿再次体现了她对中国的深厚情感。 YxBgOAeaQJSjjh58ZD+6LX6q0xdFvEczyvcHDrgzxTlrMPvdxvL5bbq0RaDo3K7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