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斯诺

一、中国革命的“报春燕”

埃德加·斯诺以其所著《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而闻名海内外。《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先出版，1938年1月在美国出版，2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在“孤岛”上海以复社名义出版，同年莫斯科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版。这一部新闻报道性的作品拨开中国的迷雾，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真实地展现在世界面前。斯诺成为中国革命的“报春燕”，也成了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与此同时，斯诺的报道开启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新纪元，拉开了西方记者赴身“红色中国”的序幕。

第一个踏入西北的红色中国，并将其看到、听到的，上至与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下至与红军战士、农民的谈话真实地记录下来，向全世界报道，使曾经低估中国共产党人的“苏联领导人认识了毛泽东”，“欧洲和中国人也认识了毛泽东”， 斯诺有此里程碑意义的行动，还得从他来到中国说起。

1928年，基于对“东方的魅力”的好奇和旅行的兴趣，自认是冒险家的埃德加·斯诺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取道巴拿马运河，经三个月的航程，领略了“夏威夷的美丽以及日本的妩媚和井然的秩序”后，抵达上海，计划在中国逗留六周。斯诺向其学长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时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自荐，递交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鲍威尔正准备出一份《密勒氏评论报》的特刊《新中国》，当即恳请斯诺帮忙，斯诺和他的中国助手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编辑完成这份特刊，其间欣然接受鲍威尔的邀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主编。

完成第一项任务后，斯诺乘坐火车在中国转了一大圈，历时四个月，“凡是那八千英里长的铁路线可到之处都到了”，“足迹遍及铁路沿线重要的城镇，领略了各地的风貌，从宁波到汉口，从南京到哈尔滨，从北京到长城内外，还到了东北和朝鲜”， 沿途写下了多篇游记，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副刊。此行满足了斯诺的好奇心，也得到了鲍威尔及时任交通部部长孙科的支持与赞许。在军阀混战的动荡时代，支持蒋介石、以为中国“国家已经统一”的鲍威尔“想要说服美国人，使他们相信又可以安全地在中国观光游览了”，斯诺的游记被当作“招徕游客的‘宣传品’”。 然斯诺由此行不仅看到中国远未统一，更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苛捐杂税和沉重租债逼使穷苦的农民背井离乡，饥荒、灾荒不仅造成饿殍遍野，更使众多女子沦为娼妓，贩卖女子在中国成为一大行业。在绥远，斯诺第一次看到人被活活饿死的惨象，他吃惊而悲叹：“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惨不忍睹。” 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斯诺关于西北饥荒的报道。他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令其对中国萌生了更大的探究之心，于是开始关注中国的革命问题。

返回上海后，受鲍威尔委托，在其不在上海期间担任《密勒氏评论报》代理主编和《芝加哥论坛报》驻华南记者，从此，斯诺成了一名正式的美国驻外记者。主编的工作使斯诺在上海静心待了一段时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是外国人最为集中亦最为得意忘形之地，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中心区域。自19世纪末以来，上海还成了“社会中心点”。享有特权的外国人在上海“租界”的生活是舒适的，但斯诺不以为然，那颗“人道主义”的心和朦胧的反殖民情感令他十分不屑外国人在“租界”的行为，他形容当时的上海是一块“杂乱无章、富有刺激、原始又复杂的地方”，了解“使上海保持稳定，使它对中外资本产生吸引力的，正是英国的法律、秩序和对财产的保护”，他更看到“作为后盾的则是外交、外国军队和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军舰”，斯诺断言“只要有一个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地统一全中国，外国干预者和洋人大班的时代便将结束”，而曾和鲍威尔一样相信蒋介石拯救了中国的他此时已意识到，“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实现这一任务，因为国民党的领袖们所不满意的并不是上海的人吃人的现象，而是吃人的竟是那些洋鬼子”。

斯诺对中国的认识、对国民党的认识随着其后到各地的游历而更加深刻和进步。为能四处走动，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情况，斯诺在上海为《密勒氏评论报》伏案工作两年后，在鲍威尔即将回上海而卸去代理主编职务时，婉拒了汤姆·米勒的邀约——做他的继任人，任《先驱论坛报》驻亚洲首席记者，虽然他已给该刊供稿多年，对其评价也较高，“这家周刊登载态度严肃、篇幅较长的介绍外国情况的文章”，“《先驱论坛报》对亚洲表现出极广泛的兴趣”，除了觉得自己资历尚浅不足以胜任，更主要的是不想继续在上海待三年，这一职务的唯一条件就是至少得在上海干三年。虽然此后斯诺仍任职于《先驱论坛报》，但当时他主动申请了另一职务，获准担任新成立的国外新闻社——报联社的远东代表，“报联社为十二家大城市的报纸供稿。它的赞助者是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他们要一个可以无牵无挂地到亚洲各地走动的单身汉。他不必拘泥于日常的新闻报道，只需要在游历中把当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写成报道发回去就行了。换句话说，他们要一名游历记者”， 这正合其意。

斯诺先在华中各地转了几个月，原打算去俄国土尔克斯坦，因苏联不批准他的入境而作罢，转而南行，游历了台湾、福建、广东、云南，又游历了作为殖民地的越南、缅甸和印度。这次游历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斯诺干得得心应手，收获也颇丰，他总结说：“这一切经历都将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我一时还不能估量的影响。我开始摆脱愚昧的状态，开始对什么叫‘无知’有了一丁点儿的了解。” 那么，究竟是什么刺激了他的神经与情感呢？

在中国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广州，斯诺听到看到的不是所谓的“模范政府”，而是“这里每一个官员都借税收敲诈勒索”，“这里的收税员的职务都被私人集团接过去了。这些集团的成员包括官员、商人、银行家和歹徒。地皮税、交通税、盐税、烟草税、酒税、娼税和其他娱乐税的征收特许权，全被他们包揽了去”。 继而他发现全中国征税的方式大同小异，“地税和其他税的缴纳，传统上是农民与收税人之间的交易”，“收税人把税收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留归自己，再与县长和其他官员平分一份，余额才被列为正式税收”， 国民党统治未能改变这一状况。在此，斯诺隐约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与条件。

在云南，他看到了更令其憎恶的现象，真正统治云南的竟是鸦片，“云南府（昆明）和大理之间的平原地区，将近一半的土地都种上了用来提制鸦片的罂粟。此后数年，各种鸦片税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被迫种植鸦片和普遍吸鸦片，农民的贫困化加速了”，“昆明到处是鸦片烟味；所有的市场上都卖烟枪和烟灯；鸦片就像大米一样容易买到。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母亲哄孩子不用自己的奶头，而是给他一根涂了鸦片的甘蔗”。 无怪乎与斯诺同行的博物学家和探险家约瑟夫·F.罗克博士感叹说：“这个国家肯定会发生革命，而且，它将是历史上最残酷的革命。”

越南、缅甸、印度之行使斯诺见识了殖民者所谓的“仁慈的”殖民政策，也眼见了民众的反抗，由此对殖民主义的不断衰落乃至消亡有了切身的认识。斯诺到缅甸时，正赶上缅甸首次土地革命（1930年），为深入了解并客观、翔实地报道发生在缅甸的起义，他在缅甸多待了一个月。他的报道发表于美国报刊，英国报界对此事没有报道。斯诺在印度待了四个月，以图近距离了解印度人的感情、精神和社会政治生活，其间他拜访了甘地，与尼赫鲁作了交谈，阅读了他们的书籍，期间还读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的论家庭以及其他人的著作”。

通过萨洛吉妮·奈都——差不多是甘地的女助手、自称为“印度最伟大的女社会活动家”的介绍，斯诺结识了一些已出狱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还结交了一位印度共产党人苏哈西妮，苏哈西妮带斯诺去工厂参观了工人们简陋、糟糕的生产环境与生活环境。斯诺在印度的所见所闻使其相信印度革命是正义的，英国人应该离开印度。他自认“对印度的访问有助于我对中国的了解，使我看到了在反抗中的亚洲的全貌”，他对印度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使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之处的，也就是历史上使它们共同对西方连续不断的统治构成最强有力的挑战的倒不是共产主义或任何别的意识形态或宗教，而是占这两个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饥饿和没有文化的农民，落后贪婪的地主阶级和自尊心受了伤害的知识分子，他们为探索弥补这一惊人差距的捷径所作的共同努力，以及全民族的巨大决心：把欧洲帝国主义永远地从他们的家园中驱逐出去。” 此番在东南亚各地的游历，使斯诺坚定了一个认识，即任何一个强国想要永久奴役一个不甘愿被奴役的邻国，都是十分荒唐的。

各地的游历，令斯诺这个出身于富裕、开放、文明社会，只从文学作品《悲惨世界》中了解底层民众之艰辛生活的美国青年对剥削、对殖民主义有了实实在在的感受，对底层民众的痛苦有了真切之体认。返回上海后，他与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有了接触和交往，对穷人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斯诺更与宋庆龄相互信赖至深，宋庆龄接受他的采访，对其推心置腹，斯诺感叹：“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愚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斯诺目睹了战争的丑恶与恐怖，眼见十九路军英勇顽强的抵抗，全国各地民众对十九路军的声势空前的支持，他相信“只要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有充足的装备，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够很好地为自由而战”。

1932年，斯诺与一年前来华的海伦·福斯特·斯诺喜结良缘。婚后，他们一起去南洋旅行、采访，挖掘新闻，1933年春返回中国安家北京，斯诺在燕京大学教书，海伦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在此，斯诺第一次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阅读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和欧亚共产主义史，加深了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认识。1935年，斯诺夫妇亲历并参与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眼见中日将发生大规模战争，谁能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侵略呢？斯诺把目光投向了经过长征到达西部的中国共产党。

这时，尚无任何记者去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外界不知道红军究竟是什么样子，更因国民党的污蔑、抹黑而心生疑惧。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的著名学者傅斯年曾这样评论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共产党，何尝恰是俄国或德国有主义有经验的革命党？中国的共产党在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仍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的崩溃而已。” 斯诺回忆说，在进入陕北见到中国共产党人之前，他不敢肯定他们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然共产党的存在与活动已然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虽然报刊上鲜少讨论，国民党将共产党称为“匪”而不承认是政敌，但诚如地质学家兼社会活动家丁文江所说，“国民政府所谓剿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实力”，在红军长征之前，“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政府之下，一样的有委员，有主席，有军长，有师长；政府之上，一样的有党部，有党员。江西，湖北，安徽，河南，福建合并起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在这个政府统治之下”。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抗击蒋介石的战绩也给包括军人、记者等西方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记者的职业习惯驱使斯诺想要突破封锁进入红色中国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提出申请，两家报纸皆支持斯诺的行动，《每日先驱报》还允诺承担此行的全部费用。得到了支持的斯诺从北京来到上海，拜托宋庆龄从中联络，“以便红军起码把我作为一个中立者来接待，而不把我当作间谍”。

1936年，面对日趋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刚结束万里长征落脚于陕北的中共中央决定号召全国军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消除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混乱传说，将自己真实的面貌展现给世人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委托在上海的宋庆龄推荐合适人选赴西北。当时，不乏持反法西斯主义立场，支持中国抗日并极愿去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比如史沫特莱、贝特兰等，为何斯诺成了他们中的第一人呢？这应该与斯诺及其文章在西方媒体中的影响力、斯诺在世人尤其是西方人眼中的角色与立场有相当的关系。当时的斯诺虽然自谦还是个无名小辈，但在新闻界已是小有名气，他给《先驱论坛报》《芝加哥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太阳报》等写过报道，给历史悠久的《亚洲》杂志撰稿，曾任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还担任了为十二家大城市的报纸供稿的报联社的远东代表，并出版过几本小说。虽然斯诺曾被视为亲华者而遭到同胞的排斥，但不影响他作为新闻记者的身份。

据斯诺自己说，他喜欢随意地阅读和研究，喜欢从感兴趣的事情中发掘新闻，他认为新闻记者的职责和特权就是要尽量了解一切，当发现有严重脱离实际的报道时，他会禁不住撰文批驳，哪怕知道文章不会被刊登，只为让报刊的主编真正了解远东的现实。对于共产主义，斯诺的态度是，“在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我同情共产主义”。 海伦·斯诺在回忆中充分肯定了斯诺一贯的不持偏见的报道：“如果埃德是一名共产党人，他的报道将不会有什么价值。但事实上他是个记者，把事实如实地告诉人们”，“埃德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他讲自己时代的语言，能为自己的读者所理解。他是在适当的地点，而又恰逢其时的适当的人。他可以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且是在年复一年地观察事实的基础上这样做的，他完全没有个人偏见，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自私和主观的目的”。

1936年6月上旬，斯诺离开北京赴西安。在西北任“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与中共代表秘密会谈后，东北军与红军秘密休战，斯诺经由东北军掩护进入根据地，当然也是非常秘密地千般曲折地通过封锁线。10月下旬，斯诺返回北京家中，原计划将陕北之行的大部分写出来以供连载，然后再在北京公开露面，海伦之前对外界说他去内蒙古旅行了。但斯诺回到北京两天后，同行美联社记者吉米·怀特电话海伦，说是接到来自西安的消息，称斯诺被共产党处死了，美联社已在美国发了电讯，讣告在其家乡堪萨斯城已排版待印，斯诺只有现身，他在美国使馆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谈了红区之行的概况。

随即，斯诺把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全文，连同苏区情况的综述交由《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这是报界第一次刊载毛泽东的谈话，引起了轰动。受制于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报道先在国外发表，然后以电讯方式传回中国。英国《每日先驱报》开辟专栏连载报道，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等多家报刊陆续发表报道。南京方面说斯诺所言乃是招摇撞骗，1937年2月，美国《生活》画报登载了斯诺拍摄的几十张苏区的照片，国民党的妄言不攻自破。

斯诺是如何越过封锁线到达陕北苏区的，外界很是好奇。日本人甚至怀疑是南京方面给斯诺提供的帮助，国民党则怀疑是俄国人用飞机将斯诺送入的。斯诺告诉他们说，他是从蒙古徒步进去的。至此，被封锁了九年的中国共产党以这样的方式亮相世界，使此前积累起来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全部谣言和猜疑，不说土崩瓦解，也是摇摇欲坠了。而且，共产党关于实现国内和平和团结抗日的建议在全中国和日本传开了，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与支持，“这些文章为共产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结成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 引起了日本的恐慌和猜忌。

《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时，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抗日、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正步入高潮，该书一问世立即赢得了世人的瞩目与好评，仅一个月已发行五版。《红星照耀中国》成了一本畅销书，且经久不衰，这出乎斯诺的意料，却是历史的必然。欧文·拉铁摩尔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是在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时问世的。该书一直被尊为经典著作，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记述忠实、严谨，同时也因为在三十多年前，最早使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就是他。”

世人被《西行漫记》所吸引、震撼，斯诺自己亦因西北之行而兴奋、感叹不已：“应该说，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如果我刚从美国来，我也许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兴许，我会认为共产党人是美国信条的对头”，“这儿不是密苏里，到处是贫困、无知、污秽、残暴、冷漠、混乱和普遍的绝望，七年来，我在东亚看到和感受到的就是这些。至今这一情景仍在我脑海里萦回。我所知道的‘当政’的寡头和少数贪婪的占有集团，不论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是腐败堕落的，共产党人却与他们形成了对照，他们都是些正直、无私的人。相比之下，他们的同胞，虽然也鄙视日本人和国民党，却忍气吞声过着受压迫的生活，而共产党人则随时准备为他们的理想而献身，他们把这一理想看得比个人的生命还重要。” 若非有在中国及东南亚落后地区的广泛游历，若非怀有一颗正直、正义之心，西北之行或许不会令斯诺如此振奋又感动。他若不是满怀深情又充满激情，或许就无法写出有如此影响之《红星照耀中国》。

二、斯诺的报道客观而独立吗？

斯诺一生发表有十余部作品，唯《红星照耀中国》长期成为许多国家的畅销书，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拥有广泛且大量的读者，也是西方人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然而当时，不仅南京国民政府向美国驻华大使投诉斯诺对红色根据地、对毛泽东的采访报道，指责他写“假新闻”，要取消他的记者权，“美国共产党人也攻击这本书，禁止他们的书店销售此书。在共产国际看来，此书中有两三句话含有错误” 。在后来的冷战时期，尤其是美国的麦卡锡时代，斯诺被视为“共产党的走狗”。反之，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他被视为“独立、聪明的记者”，对中国“不持任何偏见”。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筑有斯诺墓碑，上刻“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对斯诺的评价因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党派而呈现多元性。受政治影响的评论自然不足为据，然在西方媒体从业者中，有一种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斯诺与中国革命领袖有着过于亲密的关系，令其报道失去了客观性，甚至成为“宣传工具”。斯诺热爱中国、称赞中国共产党人，他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就必定沦为“宣传工具”吗？

关于红色中国，在斯诺报道前，可谓谜一样的存在。中国红军，一支被“围剿”了多年却愈益壮大的队伍；中国共产党、中国的苏维埃，在蒋介石封锁了九年甚至宣布已消灭了共产党的威胁之后，出现在了中国西北，引起海内外更多的瞩目，甚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忌惮的力量。坊间传说很多，也有不少争议。1936年6月，斯诺带着一系列的问题与疑惑进入陕北，他是第一个成功进入苏区的西方记者，也是采访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的第一个西方记者。除了好奇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政权，它的队伍如何生存、发展，共产党人和红军究竟长什么样，斯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也非常关心，“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

斯诺带着一系列问题，一路走一路看，采访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与红军战士、农民谈话，参观工厂、学校，观看红军剧社的演出，跟着红军上前线，历时四个月。他在1938年出版的中译本序言中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

书中，从共产党领袖、红军将领到红军士兵、根据地的农民，斯诺根据他所看到的及与他们所作的交谈，逐一作了描述。根据毛泽东的自述，专辟一篇讲述毛泽东的生平经历。因为毛泽东在叙述中逐渐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于是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与中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交融在一起。关于中国共产党，他详细阐述了党的基本政策，共产党为何得到人民的欢迎又如何得到农民的支持。关于红军，他根据红军将领所阐述的及其本人深入部队与战士们共同生活的经历，描述了长征，介绍了红军战士的生活、红军中的政治课、红军的游击战术，以与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将领谈话的方式阐释了中国的阶级战争及他们为何当红军。关于苏维埃，他详细介绍了苏区的土地分配、财政收支、文化教育，军队和民众的婚姻情况，苏区的社会风貌及经济建设等。斯诺不仅就中国共产党、西北的革命根据地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更主要的是写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形势的预测及其抗日的组织动员及军事工作。

斯诺根据采访笔记所作的书写客观吗？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对其罗列的疑问一一作了解答。胡愈之在《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中说：“斯诺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而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斯诺与所谓“中国通”的不同，恰恰在于他能够不持偏见，正视事实，进而作出自己的分析。

如对中国苏维埃的理解：“从理论上来说，苏维埃固然是一种‘工农’政府，但在实际执行中，全部选民中不论从成分上来说，还是从职业上来说，农民占压倒多数，因此政权得与此适应。为了要制约农民的势力，抵消这种势力，把农村人口划分这几个阶层：大地主、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手工业者、流氓无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即专业工作者，包括教员、医生、技术人员、‘农村知识分子’。这种划分不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政治上的划分，在苏区选举中，佃农、雇农、手工业者等比其他阶层的代表的名额比例大得多，其目的显然是要造成‘农村无产阶级’的某种民主专政。” 斯诺根据中共在农村的阶级划分，对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解释。

又如对于中国革命，尤其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共两党的举措及彼此的指责，斯诺作了这样的简评：“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进攻苏区妨碍中国人民实现他们要驱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的使命，国民党自己不愿保卫祖国证明资产阶级的破产。共产党的革命论点由此可见是言之有理的。但国民党恼羞成怒，反唇相讥说，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才使他们不能抗日，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面前继续在内地采取‘赤匪’行径，妨碍了国内改革的实现。有趣的是，而且也是辩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中国革命现阶段这个奇特的僵局，这个根本的软弱性，基本上就在这里。” 对于国共双方的说辞，斯诺作了一个“置身事外”的结论。

书中，斯诺还披露了国共间正在进行的合作谈判，并作了有趣的评介：“六月间，蒋介石派私人座机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到中国夏都牯岭……极有可能，这些代表不会称为‘共产党人’的。南京还没有公开承认这次所谓‘复婚’。它宁可把这关系看成是‘纳妾’，她行为是否端正还有待证明，而且为了外交的缘故，这种关系在家庭圈子外面还是少谈为妙。但是即使这种偷偷摸摸的‘结合’，也是令人震惊地公开反抗日本，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日本自己的（通过媒人广田）与南京体面地结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终于被拒。这也许是南京外交政策终于有了根本变化的最后的明确迹象。” 斯诺以为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难以理解这种合作，而国共合作对当时的中国意义非凡：“对于不熟悉中国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观察家来说，这个结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义时可能犯严重的判断错误。当然除了中国以外世上别的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在经过了十年的最激烈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红军变白了，白军变红了？谁都没有变。但是总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为看来似乎是，由于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国主义——的插手，极其复杂的两方之争，再一次推迟了决战。”

基于坚定的反殖民、反法西斯立场，斯诺十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与政策，他将毛泽东的谈话原文录在书中：“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着那些国家的……”“我们对于外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正是基于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及抗日背景下的对外政策，斯诺得以有机会深入苏区作无限制的参观与访谈。他发现在用“帝国主义”一词时，“共产党把今天积极侵略中国的日本和目前友好的、不侵略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了显明的区分”。当斯诺问毛泽东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时，毛泽东这样回答：“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对于友邦，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他的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上同他们保持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关于我们对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不主张采取可能使中国在抗日斗争中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措施。”“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 在此，斯诺以问答的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告知世界，如何解读自在各国。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红军，斯诺以白描的手法记述了红军战士日常的训练、学习、生活及娱乐，令世人看到一支不一样的军队。在西方国家，中国士兵的名声很差，“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枪主要是装饰品，他们唯一打的仗是用鸦片烟枪打的；如果有步枪交火，都是事先商定，朝天开枪；战局用银洋决定胜负，士兵用鸦片发饷”。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军队的不抵抗及其后作战的失败，加强了外界对中国士兵的这种认知。斯诺目击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又与红军战士相处了几个月后，肯定地说“中国未能击退日本的进攻并不是判断的标准”，他肯定了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一流士兵，更惊喜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支新型的军队——工农红军。

红军战士的日常活动，根据地的访问者有目共睹：“不作战或不执勤时，每星期休息一天。他们五点钟起床，晚上九点钟吹‘熄灯号’睡觉。”一天的活动包括：“起床后即进行一小时的早操；早餐；两小时的军事训练；两小时的政治课和讨论；午餐；一小时的休息；两小时的识字课；两小时的运动；晚餐；唱歌和开小组会。”每天忙碌而劳逸结合，“跳远、跳高、赛跑、爬墙、盘绳、掷手榴弹和射击方面的激烈竞赛，受到鼓励”，斯诺幽默地说：“看了红军跳墙、跳杆和盘绳，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报纸因他们行动敏捷和爬山迅速而给他们起了‘人猿’的绰号。” 四个月的考察与相处，斯诺看到了红军战士的“坚忍卓绝，任劳任怨”，看到了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战士们明了作战目的，这一优越性远胜敌人在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红军的能征善战是对斯诺报道的有力证明。

如果说《红星照耀中国》有失客观性甚至成为“宣传工具”，用斯诺自己的话说，就是他“惊异地发现，一个人的文章和言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唤起人们，甚至陌生的外国人，使他们行动起来，视死如归。我个人感到，有许多中国人是受了我有意或无意的影响而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的。当我听到我的一些朋友或学生在战场上牺牲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写作是有政治行动的性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斯诺以外国人的身份带着邓颖超逃出北京，到天津托付给爱泼斯坦后，他“沿着日军在中国奸淫烧杀的路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且再一次去延安，然后又折回上海”。 作为战地记者，他写了不少有关战争的报道，《为亚洲而战》一书于1941年由美国兰登出版公司出版，以其在中日战争中的“历险记”为线索，描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华，讴歌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维护团结的政策与行动，揭露了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并以中日战争为背景，论述了国际间的关系，谴责了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基于对日本的历史、国情及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斯诺对中国人民的抗战前途充满信心。

关于日军的大举侵略及其暴行，中国和西方媒体在当时即有大量报道，不再赘引斯诺所述。对比西方各国的溃败，被西方列强所歧视的中国抗战，颇令西方国家汗颜，斯诺在书中不无嘲讽地指出：“不管中国在计划、行动和指挥上的弱点，我们在判断中国陆军时，必须记住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惊人的事实。这事实很简单：这个被愚弄的、落后的、贫穷的中国，这个被东京称为‘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的中国，这个欧洲人蔑视地指出，在日本机械化部队进攻下，至多只能支持六个月的中国，毕竟仍然站着身子迎击它的敌人。远在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和罗马尼亚人迅速溃败沦亡之后。”

在肯定中国军队的同时，斯诺更多地谈到了八路军、新四军，报道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其实不止斯诺，时在中国能持客观立场看待中日战争的西方人士皆能看到游击战于中国战略上的重要性，更有一些服务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外籍医护人员，访问过苏区的西方记者、军人了解到民众与实施游击战的密切关系。

斯诺也肯定了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同时指出了国民党依样画葫芦的游击队所存在的问题，归纳如下：一是在其主力部队撤退之前，“并没有准备好支持流动部队的独立的军事、经济与政治根据地”；二是他们“不懂得政治领导，和军民合作建立此类根据地的技术”；三是“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最关心的是从共产党同胞手里‘收复失地’，而不向日本收复失地”； 四是“缺乏严格的教育和革命的领导”，斯诺认为“没有革命教育，游击队在防御中成为负债性质多于资产性质”。 “负债”之游击队如何能在游击区生存呢？1941年返回美国后的斯诺曾受到总统罗斯福接见，他们谈了很多问题，罗斯福问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他们作战的情况，听了斯诺的介绍，结合之前卡尔逊的描述，罗斯福对斯诺说，他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

正是基于对民主、正义的向往，对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感与憎恶，斯诺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寄予极大的热情与信心。他认为正是中国内部的团结，“抵挡了许多次的打击与危机”， 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践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诺非常赞赏并作了详细报道，对于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行为则十分痛心。当听说国民党制造了反共的皖南事变后，他立即愤怒地予以揭露，“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属实之后，我决定把它报道出去，不管这样做会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中国’”。 斯诺因此被再次取消记者特权。而其后美英等国因此事而对国民党的批评，国民党中央对此一事件的承认，证明了斯诺报道的真实客观。

《为亚洲而战》，顾名思义为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而战，斯诺视中国抗战的胜败直接影响到亚洲所有为独立而战之国家的成败，“中国千百万被压迫的民族不外是亚洲被压迫民族之一部分，他们解放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军队的胜利上面，假如中国最后终于失败的话，那么，现在认为他们的奴役只是暂时的台湾人、朝鲜人、满洲人和蒙古人，也将被迫自认是永远的了。不但如此，如果中国明天屈服的话，还有什么能救出别的东方人，那些目下快从西欧帝国主义压榨下解放出来的安南人、菲律宾人、马来人、爪哇人、暹罗人、缅甸人和印度人，免受东方新帝国主义的野蛮的奴役呢？”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欧美诸国皆轻视中国战场的情势下，斯诺已在呼吁对中国的援助，斯诺夫妇与路易·艾黎等人发起的“工合”运动，即是对中国抗战的一项切实有力的帮助。

除了身体力行地援助中国，斯诺更试图唤起西方国家对日本侵略行径的重视，“低估日本所仍保留着的攻击力量，或断定日本在任何情形下不能在中国取得补偿，或认为它的战时经济不足以支持战争的再进展，那是错误的”。 针对当时普遍低估日本的倾向，斯诺抽丝剥茧般地分析了近代以来日本的发展、日本的国情，解剖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特质，“主观上，日军对华作战，推说是‘使中国人民脱离共产的压迫’建立‘东亚新秩序’，后来又说是‘排除外国帝国主义的剥削’。为实行‘神圣的使命’，又假托大和魂中的神秘，以恢复旧时封建国家的教义”， 谴责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绥靖政策，日本“在欧洲列强的绥靖外交之下，更有成功的机会”， “没有人确实知道日本已储积了多少战争原料……多年来，美国一国售给日本的战争原料比较日本在华所耗者为巨，并且给予日本以技术的援助和外汇，使它迅速地发展战争工业。日本购买英美的战争原料，至最近为止，超过了全英战争工业所用的原料”。 针对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扩张行为的纵容又轻视的态度，斯诺明确指出：如果日本在中国失败了，那是“中国抗战的动力足以匹敌之故”。

对于领导这场正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斯诺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产物，牢牢扎根于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问题之中”。 长期以来，既有反共产主义的党派、团体，也有他国的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然斯诺始终相信毛泽东所说：“我们始终是社会革命家，我们从来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个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后者必须实现，而且要彻底实现。目前革命的目标是民族民主性质的，但是一个阶段以后，它将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罗斯福曾告诉斯诺说，他是通过《红星照耀中国》认识了斯诺，他问斯诺中国共产党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斯诺如是回答：“他们目前的纲领是土地改革，或平均地权，但他们是以共产主义作为最后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说斯诺与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而沦为“宣传工具”，那是因为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使他相信，“当时除了实行社会革命之外，别无其他途径能使中国复兴”， 他相信“中国的事业基本上是在真理、公道和正义的一边”， 把中国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他更“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责任联系起来了”。 47ZU32cWTzwKay9+fQ6PKUWqQtyJ6l4AO61kUPXSS5fOJvWL/x2O6dPiP85y6Q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