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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近代以来的历次侵华战争中都极为重视舆论宣传。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首次国运相搏，也是日本运用舆论宣传工具掩饰甚至“美化”其军事行动并获成功的初体验。1904—1905年，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清政府被迫宣布中立，日本再次扯起宣传大旗，在军事上获胜的同时也在舆论上打败了沙俄，还在中国民间制造了“联日抗俄”的呼声。
掩饰自己的野心与暴行，武装侵略他国的同时在舆论宣传上倒打一耙，成为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惯用伎俩。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军队的抵抗出乎日军意料，其在不断增兵上海的同时，积极展开外交攻势，污称中国为“无组织之国家”，又“利用外人畏惧我国战胜后收回租界之心理，乘机宣传日军此次纯为保护租界而战，极力离间、蒙蔽外人”
。在日本的武力压迫与舆论的欺骗宣传之下，英美等国使节不断施压中国商谈停战事宜。在美英等列强的积极介入下，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从此成为一座“不设防城市”。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故伎重施，企图抢占舆论的制高点。随着战事的扩大，其随军记者人数也在激增，由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的40名增至翌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的1 000名。在宣传内容上，首先是美化侵略，宣传所谓的“东亚解放”“中日合作”，宣称“东亚乃东亚之东亚”。发动世界大战的三个轴心国更有一个共同点即反共产主义宣传，以此阻止民主国家对被侵略国家的支持。爱泼斯坦在其闻名遐迩的“战争四部曲”之一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写道，东方和西方的法西斯主义有一个共同点，“日本和德国都佯称，它们并不是在觊觎下一个可欺的牺牲品，它们只是‘巩固后方’，以便与‘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及其老家苏联’作战。一位观察家在谈到国际联盟的听证会时写道，‘在日内瓦的日本代表很快地意识到，只要他能够使他的听众看到‘赤色恐怖’，这些听众几乎就很愿意相信黑的是白的。’东方和西方的一些傻瓜心甘情愿地吞食了这些诱饵”。
其次，采取虚假宣传和封锁新闻的手段，以混淆视听、掩盖丑行。日本国内的大众媒体即充斥着欺骗宣传，“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当时的日本社会流传着‘中国军队阴谋论’的说法，尽管该说法早已被证实为子虚乌有，但在当时却影响着日本的对华认识”
。对于“南京大屠杀”，日军在严厉封锁新闻的同时，编造“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的谎言。对于在台儿庄的失败，日军一开始是予以否认，“直到4月14日，他们仍顽固地坚持台儿庄仍在他们手里。同一天，当外国记者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时，在上海的日本发言人才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也许中国人进了台儿庄’。”
封锁、否认失利新闻的同时，是夸大战绩，西方媒体援引日本的战情报道说，“日本人控制了以北平为中心的周围700英里以内的所有领土”，而亲临华北前线的美国军人卡尔逊
发现“我走到了距离北平150英里以内的地方，仍然属于中国人的领土”。
不能否认，日本的这种封锁与虚假宣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国家对中日战争战局的判断，进而影响了美英等国的对华政策。
美英是抗战时期中国的主要盟国，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其对日本的侵华却采取了“不干涉”甚至纵容的态度。“坐山观虎斗”，其中自然有受日本舆论宣传影响的因素，战时“日本只花在美国一国的宣传费用每年就达四百万到六百万美金之间”，
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的考虑。后因为中日战局的演变、法西斯轴心国的形成、日本对美英的试探、美英国内政局的变化及苏联的因素等，美英对于日本侵华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先说美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美国奉行一贯的不承认主义和孤立主义，在远东推行“无所作为”的政策，甚至在日机轰炸了航行在长江上的美国“帕奈”号小炮艇，造成了许多伤亡之后，纵使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骤然紧张，却“并没能制止美国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向日本出售进行战争所需的废铁和石油”。
虽然费正清说“美元和美分甚至在商人的心目中也不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但不能否认经济因素对美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在20世纪30年代，对日贸易占美国外贸总额的8%—9%，对华贸易不到此数的一半；日本的外贸有1/3是同美国做成的，美国全部远东贸易的2/5是同日本进行的。
随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特别是近卫声明提出了“大东亚新秩序”计划后，美国对日政策趋于强硬。1939年2月，美国国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太平洋设防案》，反对日本提出的“大东亚新秩序”，这是美国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反对日本对中国等亚洲邻国的侵略行径。
7月26日，美国宣布废除《美日商约》。10月20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奉其政府之命在东京发表演说，力斥日军在华野蛮残暴之行动及其标榜之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并表示日本现行政策如不改变，不仅美日新约无从谈判，美国对日本现行政策推行之结果，将有不能容忍之一日。
此后，美国给予中国财力援助，却未放弃“中立”原则，直至1941年3月才有所改变。美国政府内存在着援华派与反对援华派两股势力，他们之间的争执“使美国对华援助历尽波折，不到国民政府‘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日最横行之时’，任凭中方如何恳请乞求，美国决不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
再说英国，在卢沟桥事变前，中英关系较中美关系密切。1935年11月，英国率先公开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英国在华拥有巨大利益，国民政府对争取英国援助一度抱有较大希望。然全国抗战爆发后，英国一面担心日本侵华会损害它的在华利益，一面不愿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即便在占据其在华全部投资72%的上海，
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后，英国也是不分是非曲直，一味要求中日双方“克制”。在日本的压力下，英国多次对日妥协，严重损害中国的利益。1938年5月2日，英日签署《关于中国海关之协定》，主要内容是：所有沦陷各口岸海关税收及现存于各该地汇丰银行之税款，全数交各该地日本正金银行存储；应付未付之日本部分庚子赔款，全数偿清等。
英国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中国权益，伤害中国人民，“使中国一面拿血肉去膏敌人的弹火，一面更悲剧地以自己的海关收入供敌人置办弹火之需”。
1939年7月，日英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中国舆论斥之为“另一个慕尼黑协定”。1940年6月，英国不顾国民政府的反对与抗议，再度与日妥协，与其在天津签署有关白银的协定。同年7月，在欧战失利的情况下，在日本不惜开战的威胁下，英国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禁止武器、弹药及铁道材料等通过缅甸运送至中国，此前法国已迫于日本压力停止了越南方面的货运，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通道被切断，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抗战的物资供应被中断。10月18日，英国宣布重新开放滇缅路。英国在对日奉行绥靖政策的同时，对中国抗战也提供了一些援助，毕竟它的妥协未能安抚住日本，反而鼓舞了日本的扩张野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因为美英等国声称中立，忌讳宣传，中国方面极力避免做直接的宣传。而在日本封锁新闻又肆意歪曲报道、美化侵略的情况下，在美英持所谓“不干涉”或“保持中立”的态度下，中国必须开展国际宣传，向全世界道明事实真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与援助。战时国共两党都高度重视国内、国际宣传，与日本侵略者在舆论宣传上展开了一场人心争夺战。
“追求真相”、坚持“公平与正义”是新闻报道永恒不变的真理，要想了解中日战争的真实战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亲临战场。当时在华的西方记者秉承职业准则，带着对新闻的好奇和敏感，踊跃奔赴前线，充当世界的眼睛。
全国抗战爆发初期，各国在华的主要媒体随战场的移动、国民政府驻地的迁移而动，南京沦陷前在南京的外国媒体有：来自美国的美联社、合众社和《纽约时报》，来自英国的路透社，来自苏联的塔斯社，还有来自德国的通讯社。
虽然美英政府对日本侵华采取“不干涉”态度，但“所有的媒体人员，包括德国人（他们还没有被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所取代），都支持中国抗日”，
他们应各自媒体机构的委派，或独自或结队前往前线，对正面战场的抗战作了激情洋溢的报道。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成为接收与传播信息的最主要城市，卢沟桥事变后，具有强烈新闻敏感性的埃德加·斯诺（美国新闻记者，时以《纽约时报》驻华记者身份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从北京赶往上海，身在前线的他向世界报道了他的所观所感：“在战争的初期，中国表现了出乎大多数人意外的锐气和军事技巧。面对着黄浦江日本海军战舰的直射炮火，他们几乎把日本人从公共租界中驱逐到江里去。”远在西欧、北欧各国迅速溃败沦亡之后，“这个被欧洲人蔑视地指出，在日本机械化部队进攻下，至多只能支持六个月的中国，毕竟仍然站着身子迎击他的敌人”。
跟随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详细记录并报道了山西战场的战况，“在太原城里，傅作义将军和他的六千名部下坚守着阵地。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的白天和六日、七日的晚上，他们跟日军短兵相接，片刻未停。城墙上鲜血淋漓，一批批守城士兵的尸体就堆在机关枪的旁边，为那些坚持在岗位上战斗的战友们充当了掩护体”。
这样的报道多少令九一八事变以来西方社会对中国军队的消极印象有所改观。
国共两党皆欢迎外国记者的到访，重视他们的报道。然因国民党一贯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在合作抗日的同时，又试图封锁、打压共产党，在对待西方记者的采访要求和新闻报道上，国共两党有着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外国记者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在抗战的前期与后期出现较大的变化，对中国战场的报道也随之有不同的侧重。
先说国民党。为了应对严峻的战局，揭露日军的渲染与欺骗，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决定加强国际宣传。1937年9月8日，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第五部，主管宣传，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中国首位获得美国新闻专业学位的董显光受命出任军委会第五部副部长，“任务是组织一个新机构，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不久军委会撤销第五部，另设国际宣传处（以下简称“国宣处”）。1938年2月，国宣处改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董显光以中宣部副部长名义负责该处工作，
曾虚白任处长，主持具体工作。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更换了多人，唯董显光的副部长职位自始至终，外宣工作也始终由其负责。
图1-1 董显光
上任伊始，董显光即决定将目标锁定在上海的外国人身上，他希望“这些外国人眼睛里看出来的中日战争可以扩大到大洋隔岸他们的本国人而成世界舆论，尤其重要的是影响几个英语国家的人”，同时，他痛心地看到“日本人早用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方法控制了大部分上海的外国报”，“上海的外国新闻界一般说来变得对中国很不利了。英国办的《字林西报》，变成使人失望地谨慎，对日本侵略不加可否。因为这份报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机关报，而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已为日本代表所控制，故它不得不保持不染色彩的中间路线。另外一份英文报是上海《泰晤士报》，虽然由英人出面做编辑，实际老板是日本人，完全为日本人说话”，令其稍感欣慰的是有“两份英文报还采取无保留地支持中国的立场。这两份报纸，一份是高尔德主编的英文《大美晚报》，一份是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这两份报仍对日本侵略作公正的批评”，然“中国不能合作的报纸，对上海外国人的影响力却比说公道话的其他英文报纸大”。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董显光带领国宣处同仁开展了一系列斗争活动，诸如“刊印小册子，散发信函与在私人电台上作广播讲演”，与在前线指挥的将领建立密切联系，“编发每日战报”，又要求时任上海市市长的俞鸿钧“每天招待外国记者，根据前线战报，做政府的发言人”。恰巧，俞鸿钧原本是记者出身，“外国记者不胜过去中国官吏闪烁其词发言态度的烦扰，面对俞市长直接爽快明智的应对，咸得意外的快感。从此这个记者招待会变成了沟开国际民意的一条重要通道了”。
在董显光的督导、曾虚白的具体主持下，国宣处雇用有经验的外国名记者，建立海外新闻网，除总部外开辟了上海、香港、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七个海外分支机构，织就了一张遍布世界的宣传网。
依赖西方记者宣传的策略被率先并成功地运用于向国际社会披露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事件。“董显光依赖外国记者报道南京大屠杀，不仅因为他们是当时唯一可用的消息来源，还因为董显光相信，来自‘中立’第三方目击者的描述，远比来自中国的报道更可令人信服。”
《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既是在华西方记者不惧威胁勇于揭露日军暴行的成果，也是中英两国合作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见证。田伯烈为澳大利亚人，时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南京大屠杀期间，曾将听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讯稿拍发《曼彻斯特卫报》，遭日本检查员扣押。其后，他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目睹南京大屠杀的西方侨民贝德士（新华社译名M.S.贝茨）、约翰·马吉、费吴生（新华社译名乔治·菲奇）等人的帮助下，搜集了大量由西方侨民记录的涉及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书信、日记、报告等第一手资料，结合上海租界报刊的有关报道，决定编写一本翔实报道和揭露日本在华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书籍，1938年3月完成书稿，题名《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准备赴英国出版。在武汉的国宣处得悉此事后，派人在上海拜会了田伯烈，表示声援和支持的同时，提出购买该书中文版权和英文原稿的请求，得到田伯烈的应允。6月，国宣处完成翻译，中文译本定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该书的中英文版几乎同时分别在中国、英国和美国出版，产生了广泛、强烈的影响力。
后来，田伯烈正式为国民政府工作，被国宣处聘为驻美主持人，成为连接在华西方人士与国宣处的重要枢纽。
借助西方记者和外国侨民之口，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粉碎日本军方对大屠杀真相的掩盖阴谋，是战时宣传工作的一个成功案例。组织记者前往前线采访，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协助西方记者搜集报道素材，是战时国民政府拓展传播途径，以宣传中国、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并打开西方国家漠视中国之门的主要手段。这些举措成效显著，如台儿庄大捷后，日本想方设法令外国新闻界相信他们还守着台儿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专门调拨一架飞机运送外国记者至台儿庄前线，日方诡计不攻自破。外国记者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不能像在上海、南京时那样驱车走一趟司令部就能得到新闻，因为新闻发生在遥远的前线。董显光认为，重庆时期他的任务是“给重围中的中国跟外边世界建立一座友好的桥梁”，在他看来，“这座桥梁的主要支柱只靠在重庆的一小撮外国记者，他们负担了把战斗中国介绍给全世界的责任”。
为解决新闻饥荒，满足记者们渴求新闻的愿望，1939年5月，国宣处邀请了20余名西方记者前往鄂豫战区采访被俘日军，他们看到了中国给予日俘的人道主义待遇，就此发送大量图文并茂的报道。同年10月，湘北大捷，董显光亲率一批外国记者前往采访，在长沙听取作战总指挥薛岳的战况简报后，记者们坚持前往前线考察战争的实况，他们沿途发送报道，“外国记者这一系列的胜利报道使西方对我无信心之观察者，重新考虑其对我抗战成败的估计”。
图1-2 第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性专著《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
新闻发布会的召开有利于及时报道战情，然抗战后期正面战场有限的利好消息令新闻发言人再度陷入用笨拙之言辞加以掩饰之尴尬。董显光回忆说，还在汉口期间，“军令部派到国际宣传处来做发言人的徐培根将军对他的军情报告采取负责的态度”
，增强了外刊编辑对中国发言人的信心。而到抗战后期，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已不愿参加军方的记者招待会，爱泼斯坦在回忆中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军方发言人徐培根将军，他腰板儿挺得笔直。然而，他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前线没有什么好消息可谈，但又不能报道坏消息或僵持局面。记者们开玩笑说，这位发言人什么真相都不知道，所以才会板着面孔去念那些编造出来的新闻稿，有时还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对于那些令人鼓舞的战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敌后根据地打击日寇的进展情况，徐将军只字不提。他的任务是对这些战绩不闻不问或者隐瞒、否认。”于是，“外国记者往往不参加军方的记者招待会，但他们要求参加政府的记者招待会，而且常常成群结队地去，问一些有关战争的政治问题”。
西迁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在前线战局不利、国际局势晦暗不明、国共摩擦加剧的情况下，一改武汉时期相对宽松的新闻审查政策，恢复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外国记者抱怨甚深，至“战争结束时，外国记者对国民政府审查制度已全然失去信心，哪怕是真实的报道都会被外国记者视为宣传”。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作风，国民党内的政治倾轧和派系斗争在大后方愈演愈烈，令外国记者十分鄙夷，进一步疏远了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被中国共产党吸引。
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至1937年全国抗战的爆发，在国民党的“围剿”与封锁下，外界鲜少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共产党一贯重视对外宣传工作，重视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灵活形式，加强党的对外信息传播，唯受制于国民党的全面封锁。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和斯诺的《西行漫记》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神秘面纱，也引起了更多西方记者的好奇与探究。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党有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得以与海外人士，包括外国记者、学者、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及华侨等来华人员作公开、正常的交流，共产党的热情、坦诚赢得了包括记者、学者、盟国官员和军人等在内的秉持中立态度的外籍人士的好感。董显光在自传中对当年周恩来在汉口的表现有一段十分不满的评论，恰从反面说明了中共对外宣传工作的成功，周恩来“在汉口时期代表共产党参加政府工作，做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他“有一套迷人的本领，随时随用，成了他政治活动锐利的武器……他在这时期尽量拉拢所谓‘自由主义’的外国作家与外国记者，诱惑他们支持他的立场”，“在我们整个抗战过程中，英美的报纸杂志泛滥着赞扬中国共产党和标榜他们八路军战绩的宣传文字，我们在汉口时期就遇到他们第一批浪潮的冲击”。
共产党不仅在汉口、重庆等地积极与外国友人作公开、正常的交流，还热烈欢迎并主动邀请外国友人访问延安和各解放区。抗战初期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一度有所放松，却非放任，1939年以后再度加强封锁。外国记者对延安和解放区的采访出现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从全国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至1939年秋国民党重新加强对延安的封锁。斯诺就访问延安而写的新闻报道引起了人们对延安、对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好奇，“人们都试图到那边去：不仅有好奇的外国人，还有数以百计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学生”。
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时任北平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他的西行经历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美国人的好奇：1937年春，两个美国人菲利普·贾菲和毕恩来来到北京，“他们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们一道去延安”，贾菲以前从未到过中国，他是《美亚》杂志的骨干，毕恩来以前曾在长江流域的一个美国教会大学执教，“部分地受到传教士和基督教的影响，反对日本侵略，支持统一战线”。“他俩对在中国内地旅行一无所知，因此希望我与他们同行，做他们的向导和翻译”，拉铁摩尔自认“在中国，我对政治抱相当玩世不恭的态度。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能引起我的兴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及其出人意料的和平解决多少引起了拉铁摩尔对中国政治的兴趣，“由于曾经不得不对《泰晤士报》和《工人日报》说我无法向他们解释西安事变，因此现在我希望弄清正在发生什么事；并且不是了解人们在说什么，而是他们在做什么”。
于是，拉铁摩尔答应与他们二人同行。拉铁摩尔的回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具有公平与正义之心或有猎奇心的西方人士对中国政局的关注，对于中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好奇与探究。
在第一波高潮中，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斯诺第一任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等先后抵达延安，他们中的许多人受邀与毛泽东作了面对面的访谈。中国共产党的坦诚相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的豁达、勇气与见识赢得了西方人士的一致好评，一批介绍中共抗日斗争的外文作品相继问世：继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后，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贝特兰的《华北前线》、毕恩来的《日本在中国》《1937年6月的延安——同中共领导人交谈》等著作相继出版，这些传播形成了中共在西方国家最初的国际影响。海伦·斯诺说：“在新闻报道里吹奏出来的雄壮激昂的号音震撼下，积累起来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谣言和猜疑，如同耶利哥的城墙一样土崩瓦解了。”
在史沫特莱眼里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的拉铁摩尔对延安之行的评价是：“使我吃惊的是，毛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毛愿意实事求是地、以最简单的术语同他们交谈。”
坦承源于自信，朴实无华体现在所有外国记者的报道作品中，它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现实，无须刻意表现，却是打动人心的好元素。
与中共热情接待外国记者、学者，中共领导人欣然接受采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内保守势力对外国记者的抵触。以斯诺为例，他“曾几次试图采访蒋介石，但都遭到拒绝。几次受阻后，斯诺才开始了他的延安之行。他从延安回来后，又一次试图与蒋介石会面，以寻求获得一个平衡的视角，但他的要求又一次被回绝。董显光后来才知道，蒋介石本人从来没有接到过斯诺的采访请求”。
且不论斯诺采访了蒋介石后对国民党、对蒋介石会有怎样的评价，国民党的拒绝无疑是自动关上了对外宣传之门。
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掀起外国人访问抗日根据地的第二个高潮。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访问延安是在国民党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国内外舆论对国民政府颇有微词，美国舆论“对国民党颇多批评”而“对共产党颇多同情”的背景下，经外国各大媒体记者的力争而成行的。获准前往延安的六位外国记者中，哈里森·福尔曼、根室·斯坦因、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三人的报道最为全面详细。“三人由重庆转发海外的通讯稿件都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检扣，但斯坦因和福尔曼还是通过美国军机，将其通讯报道直接送回美国，其中部分稿件公开在各大新闻媒体发表，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爱泼斯坦的许多报道也绕过国民党通过其他渠道在海外发表。1945年6月23日，国宣处伦敦办事处向总部报告：近期伦敦报刊‘普遍登载’有关中共边区文章，尤其爱泼斯坦的文章颇具影响力，使中共‘在英国影响越来越大’，英国人也‘越来越同情共产党’”。
其后，他们又将报道结集出版，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告》先后于1945年、1946年、1948年在纽约、巴黎和瑞典出版，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于1945年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这些公开发表的文字对中国共产党作了肯定的描述，虽然无法评估其对国际社会公众舆论的影响程度，但它们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有利于谋求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继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之后，美军观察组于同年7月22日、8月7日分两批抵达延安，全称“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的到达延安，标志着美国政府与中共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指出：由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外界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的来到延安，将为改变外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开一新阶段，相信通过“来延外籍记者的报道，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将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相信美军观察组成员一定会对敌后根据地的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与共产党合作以战胜日寇多所策划。
虽然美国政府最终没有给予中共任何有效援助，然军事观察组的派遣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抗击日伪军中的作用和战绩的关注，表明共产党已冲破长期来国民党反动宣传和封锁的重重困境。
抗战时期，来自多个国家的数十位记者、作家及驻华使馆人员，通过他们的文字及拍摄的图片向世界报道了中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传递了中国声音，塑造了中国形象，帮助中国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美国民众同情中国比例的升高，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借口说话”策略的积极回应。“1937年9月，当盖洛普民意测验调查美国人是同情中国还是同情日本时，43%的人支持中国，55%的人不支持任何一方。1938年2月，同情中国的民众比例增加到59%，36%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向中国运送武器或弹药。1939年年中，74%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66%的美国民众明确支持抵制日货，72%的美国民众支持对日本实施武器禁运。”
只是，抗战后期国际舆论尤其是美英等国对国民党的态度有所变化，国民党对此不是反思、检讨自身存在什么问题，而是污蔑其为共产党的阴谋，贬斥坚持报道真相的外国记者、作家。负责国际宣传的董显光对这一现象的评论颇有代表性，他指责共产党是“借‘自由’‘民主’伪装来掩饰其狰狞本相”，“他们动员一大批作家，有的是真正共产党徒，有的是给他们牵着走的傀儡，自从1942年起，不断在自由世界中制造塑型……照常识判断，不符事实的歪曲报道不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可是在中国竟发生了奇效。这些作家有的给报纸写通讯，有的投稿给杂志，有的刊印专书，共同的目标是把共匪渲染成农业改良主义者，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先驱，此中最显著的几个人是：史沫特莱女士、斯特朗女士、斯诺、威尔士、拉铁摩尔、福尔曼、苏伊士女士、斯坦因、盖因、罗新吉、佩弗、艾浦斯登、白修德、费正清”。
董显光既说“不符事实的歪曲报道不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那发自敌后根据地的报道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对不同人物的采访而写就的报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有着高度一致的叙述和评价，这究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共性还是董显光所谓的“欺世阴谋”？他所罗列的被“牵着走的傀儡”究竟是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