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恶魔的饱食》系列作品中引用大量原细菌部队官兵的证言，其真实性引起了包括学界在内的广泛讨论，“证言”作为史料的意义由此也得以体现。20世纪90年代“证言潮”的出现，为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兼之历史学者对战时细菌部队残留档案以及相关军医医学报告的利用，多元史料得以相互印证。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成果从纪实文学向严肃的学术论著转型，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成为日本侵华史研究中不可缺失的研究领域。

证言作为一种口述史料，因个人认知、经历与体验上的差异，当然应辨析其真实性。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原日本细菌部队官兵的“证言”，并非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忆述，还包括证言者对历史事实的价值立场。在越定男的《太阳旗下血红泪》中提到原七三一部队卫生兵小林寿雄对于“证言”的认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必须填补历史的空白。虽然述说七三一部队的事实很痛苦，但这是构筑和平的基础。尤其是必须传达给不了解战争的年轻一代。第二，填补历史的空白必须为事实，谎言和夸张不能用以填补。因此，作为各自的立场，乃是要将经历之事负责任地说出来。

近代以来，在兰克史学的影响下，日本史学界重视文献史料而忽视口述证言的研究风尚尤其明显。 但另一方面，日本史学界对于一些“证言”的质疑与否定，也并非出于学术考据的原因，而是来自历史学者所持的不同价值立场。例如，篠塚良雄、越定男等人的证言经常受到日本右翼史学者的责难，认为其所描述的人体实验等情节“骇人听闻”，存在很大的虚构成分。笔者不欲对其中孰是孰非展开讨论，而希望就“证言”作为史料的一些特点，谈一下体会。

证言者的证言，具有层累性。如前文所述，原细菌部队官兵证言的出现，至少呈现三个层次，即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被审判者的第一批证言、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来自“良心者”的第二批证言、90年代“七三一热”催生的第三批证言。随着时代的变迁，证言所包含的信息量如滚雪球般积累，即使对于同一证言者而言，其证言内容也在不断被扩充、修正、完善。以篠塚良雄的证言为例，日本战败后，篠塚被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师俘虏并当过该部队卫生部军医，后因被揭发曾服役于七三一部队而被收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4年在押期间他的供词表现为一个“被审判者”对“安全”事实的陈述。1957年篠塚获释回国，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涉嫌参与了反人道的残虐行为”曾被美国拒绝入境，篠塚内心的愤懑不难想见：“本应作为战犯接受审判的部队干部却能隐瞒过去而得以安然不被追究罪责；而自己般的小喽啰却要受到处罚，对像自己般就七三一部队问题提供证词的人为什么却要采取措施？” 这一时期他的证言，竭力揭露七三一部队的残暴与非人道，以及该部队对其青春的吞噬，具有强烈的批判军国主义的意识。至90年代，篠塚开始强调抚顺在押期间中方人员善意教导促使其战争观的转变，他在证言中谈到，“在如此温暖的对待之中，从小学生时即被灌输的美化侵略战争的想法以及莫名其妙的诡论，逐一被剥离。伴随对真相的了解，充满了惭愧的心情，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作为人类所不能允许的罪行”。 当时，篠塚良雄作为中方要求日本政府对战时细菌战进行国家层面赔偿诉讼活动的主要证人，多次出席日方法庭做证，成为“七三一热”中世人瞩目的活跃人物。篠塚的人生经历和证言启示我们，有必要将证言者在战时和战后的人生轨迹与其证言中的倾向性立场结合起来考察，去发掘证言层累生成的过程及对于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真正的学术价值。

证言也具有阶级性。尽管证言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线索，然而迄今发现的数十位提供证言者，大多位于细菌部队的底层，而细菌部队中枢高层军官的证言则基本阙如。对于细菌部队如何服务于日本侵华战略的角色问题，迄今尚难以做进一步的论证或形成定论。此外，除东京大学医学教授秋元寿惠夫在其所著《追问医学的伦理》中坦言曾参与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之外，战时服务于七三一部队的日本医学者几乎都对此类经历避之不谈，这些医学者及其背后日本医界与日本军政当局间的利益关系自然也就晦暗不明。 lhq6GVz47haUkhnQ26gmxJ5A+VlJhu8mQO0iKTk3CLe3VsiA+4PW8PV0E3NcXP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