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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后期，在《恶魔的饱食》系列作品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原细菌部队官兵开始讲述在细菌部队的见闻与经历。如七三一部队少年队队员石桥直方接受西方媒体采访，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华细菌战的诸种暴行；1991年大分协和医院日本医师山本真利用偶然之机，采访到入住该院的原七三一部队少年队队员森下清人，由此形成详细揭露七三一部队从事非人道实验的重要史料“森下证言”
。另一方面，针对《恶魔的饱食》中一些细节的“真实性问题”，森村诚一受到来自由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组成的“房友会”等右翼组织的猛烈抨击，在媒体上形成轩然大波。据日本记者、日本细菌战研究者近藤昭二回忆当时情形：“被称作‘恶魔’的人们，反复考证该书的细枝末节，叫嚷着‘这里有问题，那里也有错误，真是一本胡编乱造的书’。他们采取发现一个错误，就一点突破、全面否定的阵势。”
令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原细菌部队成员中也出现了否定“被审判者”时期所做证言的声音。如原关东军一〇〇部队队员三友一男曾作为证人在伯力审判上揭露该部队罪行。然而此时三友公然宣称伯力审判违背事实，并声称其证言来自苏方的“诱导”，“他们所追求的，关于一〇〇部队所进行的业务，并不是正确把握事实，而是要得到沿着一个目的的供述”。
90年代原细菌部队官兵“证言潮”的出现，与当时日本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80年代中后期中曾根内阁推行“战后政治总决算”，日本军费急剧膨胀，至90年代初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军费大国。1992年日本政府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自卫队得以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名义下开赴国外。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与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兴风作浪，催生出日本社会各种和平主义、反战主义的社团组织。1992年7月由山边悠喜子、三岛静夫等和平运动人士及一些“中归联”成员结成的“‘七三一部队展’全国实行委员会”，即为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代表。1993年7月至1994年12月，该委员会开设征集战时日本细菌战线索的“七三一电话热线”，并于日本各地组织“七三一部队罪行展”，这些活动引起报刊、图书和电视节目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日本社会形成被称为“七三一部队热”的媒体现象。
以七三一部队罪行巡展活动为契机，多位隐居于中小城市的原细菌部队成员现身发声，讲述在细菌部队中从事细菌战活动的经历，他们的证言给予参观者强烈的心理冲击。在川崎市巡展期间，原波八六〇四部队（即日军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笔者注）第一科细菌检索班班员丸山茂讲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部队在南石头收容所以香港难民为对象散播病菌的内情。
次年，在松本市巡展期间，原荣一六四四部队队员田中辰三揭露该部队协助七三一部队于1940年10月对宁波等地实施细菌作战的具体过程。
在岩手县巡展期间，原七三一部队少年队队员镰田信雄讲述了其所目睹的该部队极其残酷的人体实验，他的证言令人毛骨悚然：“为了得到正确数据，希望尽可能在‘马路大’正常状态下进行解剖。通常使用氯仿等使之睡眠，也有绑住手脚后在意识清醒情况下对‘马路大’的解剖。一开始发出凄惨的叫声，声音立即就停止了。取出脏器，将颜色和重量等与健康状态比较检定后制成标本。”
在媒体“七三一热”的推动下，近藤昭二等日本记者陆续采访到多位原细菌部队官兵，大量证言以影像形式保存下来。1995年5月，近藤利用NTV（日本电视台——笔者注）制作“战后五十年”特辑之际，采访了原七三一部队队员鹤田兼敏，鹤田详细谈及该部队建成初期的情况，以及参与诺门坎战役散布病菌的实战经历。
同时，近藤与记者西里扶甬子共同采访了背荫河时代七三一部队前身“东乡部队”雇员栗原义雄，栗原讲述了这支部队早期从事人体实验的隐情以及他所观察到的石井四郎个人形象与性格特征。
同一时期，近藤昭二采访到原七三一部队建设班班员铃木进与总务部部员铃木糸枝夫妇，铃木夫妇揭露了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的内部构造以及被关押者“绝无生还可能”的悲惨结局。
原七三一部队总务部调查课拍摄班班员德留一男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及特设监狱不为人知的“用途”：“七栋关押的是冻伤实验，以及新进完全没有传染病的‘马路大’，而八栋则关押被注射鼠疫菌，或携带各种病原体的‘马路大’，故而进入八栋很危险”。
中外学界关于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的内部布局存在多种说法和争议，德留证言关于这方面的描述，有助于学界了解其真相。
1997年，在近藤昭二对原七三一部队鼠疫菌检索班班员川口七郎的采访中，川口详细讲述了安达野外试验场细菌实验中被实验者的人数、对之采取的实验方式等。
同年，近藤昭二、西里扶甬子、一濑敬一郎、王选等人通过采访原七三一部队航空班班员志村久平、松本正一，了解到1940年9月该部队与荣一六四四部队共同对中国浙江衢县、宁波等浙赣铁路沿线城市空投携带鼠疫菌跳蚤，将细菌武器实战化的更多内幕。
随着“证言潮”的出现，以西野留美子为代表的“七三一研究会”出版收录各种证言的集大成之作《细菌战部队》，这部证言集出版的意义，正如其序言中所指出的，“证言在成为揭露细菌战部队实相线索的同时，具有直视过去的意义与责任。我们必须告诉战后这代人、无战的这代人，若不能直视过去，就无法克服故去的错误”。
然而，在90年代出现的证言中，也有对人体实验等缄口不言者。1993年12月日本记者近藤昭二、西里扶甬子采访了一些由原七三一部队底层官兵组成的“平房三角会”成员，这些成员的证言大多仅谈及在七三一部队日常生活的情况，鲜有涉及人体实验的内容。近藤认为，这或因普通士兵几乎没有接触“马路大”的机会所致。
然而，原七三一部队伍长、“平房三角会”会长沟渊俊美却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沙拉·詹姆斯，即使在完全了解活体实验真相的情况下，他并不为曾受雇于七三一部队而感到愧疚，他将七三一的残忍行径归结于“这是战争”。
同样，证言中也有为细菌战部队罪行辩白者。如某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在回忆录中谈及作为该部队卫生兵的本务，乃“在于防遏军阵中的传染病，为火战中的部队提供无菌无毒的净水，以此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彻底回避了细菌部队及其成员的性质。
20世纪初，“证言潮”走向退潮。一些步入暮年的原细菌部队官兵终于说出久藏心中的秘密，他们的证言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细菌部队的认知。据神谷则明回忆其父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神谷实所述七栋特设监狱的内部情形，“在二楼最里面的房间里发现有七八个女子。其中中国人奶奶与母亲眼含泪花看着父亲，用片言日语和汉语说道‘救救孩子’。孩子是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父亲好像说：‘好，知道了。我会帮忙的’。然而，好像与这些人的相遇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神谷的证言再次证实了七三一部队以妇女老幼等普通民众为实验对象的反人道罪行。此外，神谷的证言还谈及七三一部队在日本战败前的疯狂举动，“在部队撤退前数个月，昼夜生产跳蚤，这实在令人感到混乱不堪”
，揭露了战争末期该部队蓄谋发动大规模细菌战的隐秘计划。
2017年4月，历史学者西山胜夫、原大阪府保险医协会事务局局长原文夫对七三一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的采访可谓“证言潮”的余波，因少年清水入队时日本即将战败，且清水主要处于该部队末端，其证言揭露的内情有限。
而七三一部队牺牲者遗族支援会会员鸟居靖在对原七三一部队海拉尔支部成员的采访中发现，战时七三一部队海拉尔支部成员从事各种“营利勾当”，“过着相当自由的部队生活”，
反映出不同于七三一部队本部的支队生活的另一种样态。
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七三一热”的催生下，原细菌部队官兵的证言层出不穷，在日本社会形成一股“证言潮”。证言者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宣讲其人生经历，关于七三一部队及其衍生问题的讨论频繁出现于报刊、电视之上，不仅使人们了解到更多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内幕，也使“七三一”成为一个跨学科、跨阶层的公共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