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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之际，尽管七三一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叫嚣所有队员“要将秘密带至坟墓”，然而随着大批队员和军属潜回日本，日本社会对于战时细菌部队的存在，也并非一无所知。1948年1月发生的帝国银行投毒事件，日本警视厅即发现投毒者与七三一部队存在某种联系。作为“帝银事件”引发的涟漪，一些隐匿于乡间的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因担心过往身份暴露，终日过着提心吊胆、惶恐不安的生活，秋山浩即是其中之一。
秋山浩系原七三一部队某个少年兵的化名。他的证言公开发表于《文艺春秋》杂志。在刊登前，《文艺春秋》杂志社特别调查了秋山证言的真实性，“我社对这部特殊作品的内容也曾尽了最大努力，进行过调查……事实证明这部作品的内容完全是真实的”。
1945年3月，17岁的秋山浩响应日本政府动员前往伪满，不久进入七三一部队。秋山视该部队为人间地狱，将他在其中的经历视为“自身意志的行使被完全剥夺，乃是我作为杀人机器齿轮的‘非人时代’”。
他的证言多次提到该部队将“马路大”（即日语“丸太”，意为“圆木”，系细菌战部队对被实验者的蔑称——笔者注）虐杀的事实，如“‘马路大’每天按数人速度以鼠疫、霍乱、伤寒等实验形式被残杀，遭受最后连一片皮肉都不剩地被焚烧的命运……每周六下午，宪兵队就会运来新的‘马路大’，我屡屡看见他们嵌着手铐，露出绝望表情而下卡车的样子”。秋山浩目睹“马路大”在被注射鼠疫菌后的惨死之状，在证言中反思道：“况且人体实验与虐杀的事实，不管是何人的诡辩，也绝对不可能有其正当性。”
除秋山浩之外，个别原七三一部队队员也以匿名或半匿名形式将自身经历公之于众。在1950年4月《真相》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专门引用了原七三一部队卫生兵大泽某关于“马路大”的证言，揭示他们的真实身份以及在七三一部队中的悲惨命运：“他们中的多数，乃因间谍嫌疑而被抓捕的苏联人、中共党员，无论给予什么，他们都默默地吃着。因此很快肥胖起来。一周内获得充分营养后，接着每个人就被送进各实验室。”
大泽所揭露的人体实验等细节，与伯力审判中仓员悟等人的证词相吻合，反映其证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此外，日本作家岩藤雪夫同一时期发表杂文《人间“马路大”》，利用与原荣一六四四部队队员深野利雄的谈话记录，揭露了战时这支细菌部队在华中地区同样通过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的内情。
20世纪50年代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公开发表的零星证言，被当时的日本社会视为不过是军国时代的逸闻谈资。一些揭露军国主义暴行的证言集，如1957年光文社出版的《三光》等，受到右翼的阻挠很快从市面上消失。1967年出版的岛村乔的《三千人的活体实验》与1974年出版的山田清三郎的《细菌战军事审判》，均以伯力审判记录为基础而写成，也并未在日本社会引起较大反响。
70年代后半期，日本对中国发动过细菌战的事实，开始引起日本社会的关注，这主要缘于“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反复揭露。“中归联”由从中国获释归国的日本战犯组成，这一组织呼吁日本社会应正视战争、反思战争，是70年代日本民间重要的和平力量。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归联”通过派遣访华团实地考察等形式，揭露战时日本军队在中国各地犯下的暴行，如原鸡宁县日本宪兵队队长上坪铁一在参观七三一部队遗址时，现场坦陈曾亲自批准将22名认定为间谍的中国爱国人士“特别移送”至七三一部队的罪行。
1982年“中归联”出版的新编《三光》中收录了会员篠塚良雄写于1957年前后的证言，与其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期间所写的供词不同，篠塚在证言中大大扩充了他在七三一部队中的亲身经历，详细说明他所亲见的鼠疫感染实验、冻伤实验、梅毒实验，以及直接参与活体解剖的过程。
在新编《三光》出版前夕，篠塚为其证言撰写的补白，展露出强烈的反思、忏悔与反战意识，体现他作为一个“人”的“良心”：
七三一部队的极恶劣、非人道行为，是天人所不容的犯罪。为战争出卖科学家良心的“学者”，还有以救人命为使命的“医学家”、“医科学生”，由他们的手或在他们指挥下所进行的残忍活动，作为战争犯罪来看，也是“践踏国际法规范和人道原则”的恶劣典型。我尽管愚笨，也是他们的爪牙，犯下了不能偿还的数不清的罪恶，无论如何，追悔莫及……我希望战后成长的人们知道战争的实质：战争是邪恶的凝固体。
由于战争时代细菌部队人体试验的高度隐秘性，即使在其中服役的官兵亦知之有限。篠塚良雄曾在该部队服役长达五年，是亲自参与或目睹诸种试验的核心部门成员。他的证言与该部队运输班班员越定男的证言，因丰富的细节而被学界视为原细菌部队官兵证言中的典型。
越定男，在25岁至29岁于七三一部队服役，因长期担任石井四郎的司机，目睹该部队从事各种暴行的内幕。越定男根据自身经历撰写的证言录《太阳旗下血红泪》，除揭露该部队从事的各种残酷实验之外，还细致描写了七三一部队内部的日常生活及各种人物的精神状态。关于撰写证言录的动机，正如他所坦露的，乃因“良心”的煎熬，回国后沉默的三十余年“如同背上了铅块的生活……七三一部队的生活超过了当初想象的残酷，总之，比之肉体上的残酷，作为人的良心而受到拷问，可谓精神上的痛苦”。
越定男在证言录中详细刻画了队员们日常的颓靡状态：“有时也会举行恳亲会喝酒作乐，有时也会唱军歌装点热闹。但细细想来，从未有过发自内心的欢笑、呐喊、歌唱。喧嚣并不能忘却自我。喝得烂醉虽有即刻冻死于路边的危险，然而在这秘密之城中，进行残酷实验的日常重负，到底难以抹去。”
对于部队内那些热衷从事人体试验的医学者，在越定男看来，他们早已丧失作为人的“良心”，“年轻的技师们对于科学具有强烈探究心，一旦进入对‘马路大’的实验状态，就会没有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在日本国内因顾忌人道而无法进行的人体实验等，在这里可以战争名义都能去干。所谓科学魂与军国主义爱国魂的相结合，不过是对活体解剖乐此不疲而已”。
与以往证言不同的是，越定男提及的“马路大”不屈斗争的情形，经常为日后中外学界所引用，“我也从同事处了解到，在最后炸毁‘马路大’小屋时，看到在单人牢房的墙壁上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样的文字……所谓给人极恶感觉的‘马路大’一个也没有，很多都具有知识分子风范”。
1982年作家森村诚一发表的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轰动。森村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我在《赤旗》报星期日版上刊登连载小说《死器》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原“满洲”七三一部队即日本陆军细菌战部队的许多生存者……我接触原部队队员之后，窥视到这支部队恐怖的真相……战争本来是很残酷的。对于从事在战争中都认为是惨无人道而被禁止的细菌战的人们来说，尔后的人生必定是很沉重的。但是，我们必须真实地把真相记录下来，历史决不能留下空白。经过我们拼命地说服，这些人好不容易才开始张开了紧闭的嘴。
作为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恶魔的饱食》被中外学界视为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里程碑，这得益于该著作中引用了大量日军细菌部队内部成员的翔实证言；但另一方面，尽管该作品字里行间“凝聚着加害者的胆量与赎罪意识”，因大多数的证言者以匿名或半匿名形式出现，其“真实性问题”自然成为日本右翼势力质疑、攻击的对象。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以《恶魔的饱食》的出版为契机，原细菌部队成员的证言开始大量出现于公众视野之中，如该部队动物班女子队员郡司阳子（笔名“新野歌”——笔者注）于德间书店出版的手记《证言 石井细菌战部队》等，其内容可与《恶魔的饱食》相互印证，由此进一步扩大了这部作品的影响力。相较于前文所述“被审判者”的证言，这一时期证言者的发表或写作动机无不来自所谓的“良心”，体现出证言者的自愿性；而证言者大多为细菌战部队的底层士兵或军属，则绝非偶然现象。正如越定男所述：
事实上，至少在终战后的五年间，若要证言如今提到的事实，就有担心被抹杀的恐惧。打破37年间的沉默，自愿开始证言的我，有时一同站在畅快证言立场上的，反而完全是下级队员。就我个人所知的一个高级干部，现今开着相当著名医院的原陆军军医某少佐，当我和他取得联系，那人却“亲切”地对我说道：“应该忘却的就让它忘却吧。人们的传言至多也就75日，好好看着吧，这一传言很快就会退潮。最好不要露头。”
在《恶魔的饱食》系列作品出版后引起轰动的80年代前半期，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等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的逆流。对于篠塚良雄和越定男等原细菌部队底层官兵而言，将惨痛的过往以证言形式公开出来，并发出对战争时代参与暴行的忏悔，显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不仅体现证言者呼吁日本社会反思战争的勇气与决心，同样反映出当时日本左翼力量的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