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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8月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籍助理检查官萨顿提交了一份中国战争犯罪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其中披露了战时日军细菌部队荣一六四四部队将中国平民用作细菌实验材料的暴行。
在佐证材料中，包含原部队卫生兵榛叶修的一份供词。榛叶修于1942年5月至1943年3月在该部队防疫科工作，因厌恶日军在“圣战”名义下从事细菌战的恶行而脱离该部队。他在供词中透露，该部队将伤寒、鼠疫、赤痢等传染病菌散布于浙江金华等地，“人为使传染病猖獗起来，以毒毙敌军，消灭其士气”。
榛叶修的这份供词，可能是原日军细菌部队官兵最早揭露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实施细菌战的证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因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的包庇与掩蔽，榛叶修的证言并未在法庭上受到重视，萨顿报告揭露的荣一六四四部队的罪行也未被深究。
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1949年12月，苏联当局于伯力城对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被审判者的供词，成为揭露日本侵华细菌战最直接的证言。关东军军医部部长梶塚隆二供出七三一部队“秘密中的秘密”，即利用活人开展细菌实验并生产细菌武器。
七三一部队生产部部长川岛清在供词中提到，1940—1945年在该部队中因感染致命细菌而被杀害者，至少有3000人；
七三一部队教育部部长西俊英供出部队长石井四郎曾亲率“远征队”于宁波一带使用鼠疫菌攻击中国军队的情况；
生产部课长柄泽十三夫则交代其于1943—1944年曾两度参加在安达野外实验场用炭疽菌、鼠疫菌传染活人的实验。
尽管高级军官们供出一些七三一部队的内幕，然而关于人体实验、细菌武器研制以及投入实战的细节，或语焉不详，或轻描淡写，竭力回避罪责。
相较于高级军官的避重就轻，一些原七三一部队底层官兵，如古都良雄、仓员悟、堀内主计、濑越健一、佐佐木希助等人的供词则更为翔实。古都良雄供称，他在浙赣战区用七三一部队飞机运来的伤寒菌和副伤寒菌传染过蓄水池、水井和民众住宅，并把大量染有病菌的馒头分发于中国战俘。
仓员悟的证词则涉及七三一部队从事的另一战争罪行——冻伤实验，他曾目睹被实验者的惨状，“其中有两个人已经完全脱掉了手指，他们的手掌是乌黑的，而其余3个人的手指则露出了骨头，虽然他们还有手指，但剩下的只是指骨。吉村（指吉村寿人，原七三一部队冻伤班班长——笔者注）对我说，他们这种情形是由于受过冻伤实验的结果”。
这些士兵的供述，尽管未必出于自愿，但毕竟将七三一部队通过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并将之运用于实战的罪行公之于众。
当时，《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了伯力审判的一些动向，
然而驻日美军称伯力审判不过是苏联的“烟雾宣传”，东京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也以“没有证据”为由否定日本曾发动过细菌战，
伯力审判对日本侵华细菌战的揭露，并未在日本社会引起波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人民日报》等媒体积极报道伯力审判的进展，呼吁中国民众应向全世界控诉抗战时期日军的细菌战罪行。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还专门刊载日报《赤旗》上原甲一八五五部队卫生兵松井宽治的证言，揭露战时该部队在北京研制细菌武器的一些细节。
1950年7月，苏联将一部分日本战犯引渡于中国。在中国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教育和感召下，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中在押的一些原日军细菌部队成员供出曾参与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罪行。在1956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战犯榊林秀夫，曾任七三一部队林口支队支队长，他的供词提及曾参与安达野外细菌实验的经历，“关于安达的事，过去的供词是完全错误的，我是参加了在安达的杀人实验……（1945年4月）我穿上了全套预防衣，从五六百米的距离观看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炸弹填着可怕的炭疽菌，让他们从鼻咽腔吸进绝对没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让他们发生皮肤炭疽，是特别残暴的行为，我也参加了这种罪恶的活动”。
篠塚良雄，原名田村良雄，曾为七三一部队少年班成员，在抚顺关押期间他在供词中述及七三一部队的组织结构及各部门的任务，提到1939年6月中旬亲身参与制造使用于诺门坎战役的细菌榴霰弹的经历，以及两次参与对抗日地下工作人员进行鼠疫菌注射实验的情况。
卫生兵上田弥太郎于1941年5月至1943年7月在七三一部队服役，主动在笔供中提及参与人体实验的经历：
1942年4月左右，我被允许进入七、八栋（七三一部队的监狱），其手续是先到照相班照了相。把相片贴在出入证上，盖上指印，才被允许出入。最初被好奇心所驱使而进入。第一回与江田武一一同进去，把被进行细菌实验的爱国者交给我，指示我每日测量并记录血球、血沉、血压、体温，我依指示而执行，看着病情日渐恶化的人，心情很不好，尽管如此，若不执行上级指示，在当日我即会被从地球上抹掉。这样的日子，每天在继续着。
上田交代他参与人体实验时的悔恨心情：“啊！这该是何等的暴虐！有多少人曾经为此而牺牲！从不停息地冒着黑烟，高耸入云的烟囱，究竟吞食过多少人的遗骸！人的宝贵生命被作为豚鼠的代用品遭到任意践踏，最后变成了一份表格！”
除七三一部队队员之外，在关内的一些原细菌部队官兵，如原济南防疫给水部的竹内丰则供述他多次对八路军被俘战士进行医学及细菌学方面的实验的罪行等。
自1938年初以来，关东宪兵队策划了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中的重要一环“特别移送”，即将捕获的抗日爱国志士、谍报人员押送至该部队接受细菌实验的罪行。原宪兵齐藤美夫在笔供中承认，“我在当时深知，被押解的中国人是要送到石井细菌部队供做实验”。
三尾丰则供出在大连宪兵队本部、宪兵分队任职期间，曾逮捕抗日地下工作者沈得龙夫妇、中共党员李忠善、天津抗日工作人员王耀轩等人送至七三一部队的经历。
战后，因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庇护，潜逃回国的石井四郎等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战时日本细菌部队的暴行并未受到追究。在苏联和中国关押期间，一批原细菌部队官兵作为被审判者，供出参与日本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诸多内幕，他们的供词完全证实了战争时代日本细菌部队曾从事大规模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并将之实战化的战争罪行。然而，在冷战体制下，日本政府对中苏两国采取敌视态度，国内右翼势力对军国时代日本所犯诸种战争罪行予以否定，兼及日本与中苏两国信息交流渠道的不畅，原细菌部队官兵的这批证言被日本右翼视为共产政权“胁迫”下的产物，在日本社会的影响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