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同仁会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兴起一种思潮，即由日本对周边各国进行医学启蒙，这是作为“优等国家”日本“理所当然的任务”。1901年，以近卫笃麿为中心，北里柴三郎等医界人士创立东亚同文医会。与此同时，同文医会得到亚细亚医会的协助，于1902年成立同仁会。

同仁会的目的在于“对清、韩及其他亚洲国家普及医学及相关技术，同时保护彼我双方人民的健康，悬壶济世”。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亚洲各地设立医学院和医院，并把日本的护士和药剂师等派到中国等地，这些人负责调查当地的医疗卫生及药品情况，同时设置各种医疗机关。同仁会的首任会长是长冈护美，此后的会长为大隈重信、内田康哉和林权助等。1939年，近卫文麿担任最后一任会长［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GHQ（盟军总司令部）下令将该组织解散］。

关于同仁会的资金问题，一开始通过会费和捐款的形式来解决。一战结束后，同仁会开始接受国库补贴，昭和年间该会享受政府机关级别的待遇，由国家财政支持其运营。

随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成立（1906年），同仁会的事业重点转移到中国。早在1913年，同仁会就在北京开设诊疗班，之后的1922年、1924年和1925年，分别在汉口、青岛和济南开设诊疗班和诊疗所。

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同仁会抱着“一视同仁”的精神，主动走到前台协助日本陆军的宣抚班。同仁会职员在成为日军的“嘱托”（即“特派人员”）之后，即隶属于日军指挥。同仁会在华北、华中、蒙疆和海南岛等地都设立支部，他们以北京、南京、上海和海南岛为据点，对日军占领区内的中国人实施医疗“宣抚”。有时也将职员配属于日军的特务机关和军医部，根据“特宣命第○○号”命令，同仁会职员在作业方面接受日军特务机关的指挥，其医学业务方面则接受军医部长的指挥。

1938年，同仁会在外务省的请求之下，以各大学医学部和各医科大学的人员为中心编制新的救护班。同年，外务省与陆军省协商之后，向同仁会指示《对华防疫事业方针》。

东京帝国大学附属传染病研究所（“传研”）的所长接受制定中国沦陷区防疫事业方案的任务，“传研”的所长，同时也是同仁会副会长的宫川米次表示：“有关防疫的调查研究、药品的制造供给、防疫工作的执行和教育”等工作都由同仁会来执行。此外，宫川作为“传研”所长，将北野政次（七三一部队第二任指挥官）等“弟子”送往七三一部队和荣一六四四部队等细菌战部队，以此将东大医学部变成细菌战部队的人才供给中心；另一方面，同仁会在日本全国各大学医学部及医学界以推进“侵略医学”为目的的人才心中，也处于支点的位置。

随着同仁会不断强化战时体制，其不仅从事一直以来的诊疗事业，也开始涉足防疫事业。1939年之后，首先成立四个同仁会支部，同时在中国各地设立防疫处、卫生研究所、诊疗防疫班等机构。

1939年时同仁会内具有职位的人员构成：会长近卫文麿，副会长宫川米次，理事（13人）小泉亲彦（军医学校本部医监，后担任陆军省医务局长）等人，评议员（67人）户山正三（京都大学医学部第一期南极特别委员，金泽大学校长）、田宫猛雄（东大医学部传研所长、日本医师会会长、国立癌症中心主任）、小林六造（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军医学校特派人员、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所长）和三木良英（后任陆军省医务局长）等人。

同仁会与七三一部队以及军队特务部有着密切的人脉关系，并在这些组织背后协助其进行细菌战和谋略战。华北防疫处（其前身为华北防疫班和华北中央防疫处）即由同仁会派出的东大“传研”石井信太郎副教授等人在北京市天坛开设。天坛正是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甲一八五五部队）的本部所在地，华北防疫处在七三一部队和甲一八五五部队执行霍乱、伤寒作战时负责防疫任务。

此外，华中（南京防疫处）和上海（中央防疫处）的同仁会机构也在日军特务部和兴亚院的指挥下制作“浙赣作战”《兵要卫生地志》，同仁会担负此次作战的防疫任务，这说明其也从侧面协助细菌战。浙赣作战（从1942年5月开始）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执行杭州市内的鼠疫防疫任务，日本人及日军方面已开始禁止从宁波方面搬运物资、厉行捕鼠以及预防接种（1939年11月12日）等防疫任务。

此外，同仁会还在1939年5月于开封河道街开设诊疗防疫班，1938年6月在新乡姜庄街开设诊疗防疫班。

1938年2月，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占领海南岛的部分区域，当时岛上还有“国民革命军第一五二师”一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大队等抗日武装约1.5万人。渡边初女士任职的海南岛海口市，位于面朝雷州半岛的位置，定安则是位于南渡江上游的城市，此地驻有日本海军第四根据地部队（司令官为太田泰治）。

（糟川良谷、越田稜） dJ6FJHazMDGP1WoKH2FUmd/Vf5FO3mFkte0LIU9HPOD0lrgmpwEaNJXt3jFRX1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