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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体来进行实验，这种行为不仅仅存在于细菌战部队之中，陆军医院和前线、驻屯地的军医也会从宪兵队等处接收“俘虏”，在这些俘虏身上进行手术和解剖练习，实验与虐杀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联系。战后，中国方面尝试从日军俘虏的供述和中国受害者的告发等方面来搞清楚日军活体解剖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包含无法判明的事件在内，关于活体解剖、被日军杀害之人的解剖以及与人体实验相关的事件总共有114例，被害者达到了214名（内有22人无法确认是否被杀害）。
这种由军医施行的暴行，多发生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内蒙古等省份。但是不难推测，同样的暴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也在亚洲各地发生，因为缅甸的日本军医在其著述中也提到过活体解剖的事实。石田新作在其著作《恶魔的日本军医》（山手书房）中有关活体解剖受害者的部分提及：“昨天，或者说是直到今天，这几个男子作为重庆政府的间谍一直把我们的情报发送给敌军。驻屯于森迈司令部的宪兵抓获了这批人，然后宣布要将其枪毙，在宣布将其枪毙之后，宪兵队应该会将敌人间谍的‘尸体’送到我们野战医院这里来。”
文中虽然说是“尸体”，但是间谍们当时还活着，他们在未被注射麻药的情况下被活体解剖了。最开始是摘除睾丸，之后是“剥头皮，切割头盖骨，检查白色脑浆，之后切断两手、两足、头和身体”。他当时目击了这次活体解剖，在著作中他写道：“人体实验这件事性质重大，不管是从国际公约出发也好，还是从人道的良知出发也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其加以阻止。”
中国方面的许多证言，都被收录于《活体解剖》（同文馆）一书中。比如说1936年，哈尔滨的陆军医院中，日军为进行医学研究和新兵教育而将一名中国男性活体解剖。这些以实习目的而被解剖的人，名义上是用作对人体构造的研究。在1940年，驻扎于伪满滨江省巴彦县的独立守备队在将三名中国人斩首之后，把两具没有头的尸体绑在木桩上以供新兵进行刺杀训练。另一具尸体则被切开，日军对尸体的胸部、腹部、睾丸和阴茎进行了解剖并加以解说。
“满洲医科大学”与七三一部队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该学校里也频繁地进行着人体解剖活动。比如说仅在1942年秋至次年春天的数月间，此地至少进行过五次活体解剖，受害者达到25人。受害者中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朝鲜人、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当时在这所大学的解剖室内担任实验技手的中国人张丕卿战后关于对活体解剖的情形有如下的回忆（《活体解剖》）：
日本人在进行解剖之后往往不打扫现场就回去了，所以打扫现场的任务都是等到第二天出勤后由我和刘学棋、西村××等人来进行。那时映入我眼帘的是这幅场景：被害人的头部被锯开了，他的大脑被摘了出来，背部中央也被锯开了深深的沟，脊髓被取了出来，胸腔和腹腔都被切开，心脏、肝脏、脾脏、肺、肾脏和肠子全都作为研究材料被切除了一部分，连两只眼睛都被挖了出来，全身简直体无完肤，尸体上、解剖台上、地板上到处都是血淋淋的痕迹，受害者皮肤的颜色和软硬度跟活着的人并没有区别……
可见，日军解剖的并不是一具尸体，而是活生生的人。
从军医们的诉述来看，很多受害者都被用作了盲肠手术的练习道具。
1943年，驻扎于湖北宜昌的第二三三联队第一大队本部内，日军对一名抗日游击队员进行了活体解剖：
山川军医对实验对象进行了动脉注射，然后用手术刀在其腹部切开十厘米左右开口，一边取出实验对象的盲肠一边说：“盲肠手术要这样做。”然后他又用手术刀切开了实验对象的喉咙并说道：“呼吸困难时就要做这种手术。”与此同时，他将橡胶管插入这位因痛苦而低声嘶吼的爱国者的喉咙里。大队长命令河村州善男上等兵用刺刀插入这位战士的心脏，将其残杀了……
据《活体解剖》中所记载的军医证言，曾经进行过活体解剖和人体实验的陆军医院有以下几个：掖河陆军医院、哈尔滨陆军医院、密山陆军医院、虎林陆军医院、富锦陆军医院、“新京”第二陆军医院、承德陆军医院、天津陆军医院、保定陆军医院、济南陆军医院、兖州陆军医院、原平镇陆军医院、大同陆军医院、潞安陆军医院、临汾陆军医院及第一、第二军所属的兵站医院等。从特征来看，都是以对新兵进行教育为由来开展人体解剖的演习、教育。
换言之，日军进行活体解剖的目的，并不仅是研究开发细菌武器，也是为了进行人体医学方面的演习。
（西野留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