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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历】1916年出生。
1941年10月以短期现役军医的身份在旭川第二十八联队服役。
1942年2月在中国山西省潞安陆军医院任职。
1945年8月在当地迎来日本战败的消息，当年年末被国民党军队征用并与人民解放军作战。
1949年4月在人民政府医院任职。
1951年2月以俘虏的身份被监禁于俘虏收容所。
1952年12月以战犯身份被关押于太原监狱。
1956年6月免于起诉后回国。
※相关证言乃证人在新宿、涩谷举办的“七三一部队展”（1993年7月），以及在东京东部（1993年8月）、千叶县（1993年9月）和石川县（金泽）（1993年11月）举办的同展上所做的《报告集》整理而成。
我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会员，也是一名前战犯。
我之所以会在各地宣读我的证言，正是因为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中许多阴谋、残暴、欺瞒之类的恐怖事实，并没有很好地传达于世人，我是绝不容许这种现象存在的。为此，我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作为当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痛苦的加害者，怀着反省心情说出我们的证言，并通过出版、广播等形式尽可能大范围地传播事实真相。我本人曾经先后七次活体解剖了14个中国人。我现在这样讲述自己所做过的残忍之事，并将战争中日本的可耻一面展现于世人面前，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坚信，只有了解战争残酷的真相，才能构筑起和平的基础。
我生于东京下町，父亲是一位私人开业医师，我也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并考入慈惠医大。1941年春我大学毕业，就职于驹込医院，我的专业是内科。那年秋天，我提交了“短期现役军医（二年）”的志愿书，并加入了旭川第二十八联队，仅仅两个月后就成为军医中尉。当年12月8日，日本挑起与世界为敌的太平洋战争，形势也随之发生剧变。
次年2月，我被派到中国山西省潞安县，作为当地陆军医院的军医，我主要负责传染病和病理实验室的工作。我那时颇有春风得意的感觉，不仅是我，所有的日本人都有这种感觉，毕竟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赢了！赢了！”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当时想的是“总算当了军官，我也算是大人物了”，怀着这样的心态，我开始诊疗工作。后来我还兼任教育和庶务主任。我所就职的陆军医院，接收了当地的中学，这所学校里除80名军医、护士、卫生兵之外，还收治近100名日军伤病员。
我最难忘的是1942年3月中旬的事情。那天院长对我说：“今天有手术演习，你来一趟。”我当时心里念道：“该来的还是来了啊。”我当年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听说过成为军医来到中国大陆之后就有机会进行活体解剖。我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既然来到中国，这种事情不管早晚都会遇上。至于为什么要做手术练习，主要是因为当时身处前线的军医中，很多人连一次临床手术经验都没有，所以陆军医院要对军医进行实地教育。
我清楚地记得，初次进行外科手术教育的那一天听到“接下来要进行活体解剖”这句话。打开解剖室的门，进入房间内首先看到的是站在左边谈笑自如的长官们。我对着和蔼谈笑的两名长官敬了个礼。军队里的训练使我们对于谁是最高级的长官，谁比自己等级高以及该如何尽快作出反应已形成条件反射。我进入其他军医的队列时，看了一下屋里所有人的情况。当时除军医和护士之外还有两个男人，其中一人身体很结实，个子也很高，有30岁左右，这人大概是共产党员，或是解放军战士
，他的态度非常平静。另外一人不断说着“哎呀”，他大概有四五十岁，估计是刚从周围农田里被抓过来的，从他惴惴不安无法冷静下来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显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他们旁边摆着两张手术台，房间里回响着两名护士准备手术器具时的金属碰撞声。在场的日本人包括护士在内，似乎谁都没有“这两个男人真可怜”，“把活人大卸八块是何其恐怖”这样的想法或烦恼，至少在外人看来没有任何人在认真考虑这样的问题。我也只好装作平静，心里对自己说，作为军官不能表现出丢脸的态度。话虽如此，但是心情总是难以平复，我问身边的平野中尉：“这些人是不是真做了什么非死不可的事情？”他听到之后笑道：“八路全该杀。”我知道自己提了没什么意义的问题，只好马上点头说道：“啊，是啊。”
随后院长说：“喂，开始吧。”卫生兵马上推着健壮的男子，并把他放躺在手术台上。我那时就在想，他可算是向我们日本人屈服了啊。现在想来，我这应该只是作为征服者的错觉，本来中国人就不太喜欢将感情表现出来，他当时想的一定是：“你们这群日本恶魔，我的战友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另一位像老百姓一样的男性则说什么也不往前走，卫生兵拿枪推着也不走。士兵一手拿着枪，另一手使出全力推他，但也没有推动走多远。他们当时就在我斜前方做这些举动，为了不让院长觉得“汤浅这人真没骨气”，也为了让他看到我强硬的一面，于是我主动站出来去推那个中国人。后来我也一直在想，我也是父母生养的人，而父母并没有教我去做这种行为，我这么做真的是太令人遗憾了。当然，我当时也可以不去做这种事，但若是不做的话，不管是院长还是同事，大家都会笑我没骨气吧，这就是日本军队啊。我当时若是有勇气说出一句“我不做”，他们就会以我作为军官却拒绝服从命令的罪名而把我送上军事法庭，这样恐怖的惩罚，使我断然不敢说出拒绝的话，更何况当时我也完全没有拒绝的想法。
等我过去推他的时候，那位男性却意外地放弃了抵抗，当时我脑子里只是想：“我是穿着漂亮军服的军官，若是和这个穿着破衣服脏兮兮的家伙扭打在一起的话，可就太丢人了。”但是最后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我很得意地想：“这次算是让大家看到我的勇气了吧！”
那个中国人走到手术台旁再也不肯躺下去，这时日本红十字会护士用奇怪的中文对他说：“麻药，给，不疼。”又说道：“睡觉，睡觉。”那位男性终于放弃反抗并躺在手术台上。那位护士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笑问：“怎么了？”随后手术开始了。我们进行了盲肠切除手术。虽然给实验对象打了麻药，但是没有病变的盲肠很小，非常难以切下来，我记得我们切了三回之后才找到了蚯蚓大小滑溜溜的盲肠。随后我们切断了实验对象的手腕，当时鲜血一下喷涌而出，止血之后，我们用锯子切断骨头。之后又切断实验对象的脚。此外，我们还做了摘除弹头和缝合肠道的练习，大概有约十个军医参加了练习。之后我们在实验对象胸部演练了胸部贯通枪伤的情形。因为出血会导致窒息，所以我们用切开器刺入实验对象喉头，血液和空气一下从穿孔处喷出来，血是鲜红色的。我们用鸡毛擦拭气管，随后将插管插入，实验对象的喉咙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这就是切开气管的练习。
后来，手术结束了，部队的军医和护士都回去了。那位像老百姓一样的男性已经断气了，卫生兵挖开了很多窟窿，塞入各种东西。那位像八路军战士的男子还在“哈……哈……”喘着粗气，院长说用他来练习心脏内注射，我们往他的心脏里注射了空气，即便这样他还是不停地“哈……哈……”喘着气，这副惨状实在令人不忍目睹。我们往他体内注射了两三毫升全身麻醉用的麻药后，他才死去。
第二次手术演习发生在当年秋天。我们活体解剖了宪兵队送来的两个中国人。当时做了肠道切开和缝合手术、喉头部气管切开术和睾丸摘除术等项目。在日本的医院，根本无法做这种非人道的手术练习，但是在中国，我们却打着“这全是为了在战场上有军人受伤能派上用场”的旗号，将中国人活活解剖杀害。
除此之外，我还接受院长的特别命令，在对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之后，剥离他们的大脑皮质，并放入了10个500毫升的酒精瓶里。我听说这些标本是为了帮助日本的脏器制药公司进行研究开发而送回国内的。当时我们为了让卫生兵尽快了解解剖知识，在他们第一年接受教育时，都会活体解剖一个中国人以让他们参观学习。
1943年12月时进行了军医集体教育。为了练习弹头摘出手术，我们让太原监狱的看守用手枪射杀四名中国人，然后用手术摘出他们体内的弹头。至于切开和缝合之类的手术我们做得更多。后来在1945年我担任潞安陆军医院庶务主任时，华北方面军对我下达了机密命令，其内容：要规划手术演习的实施计划。于是我提出每隔一个月实施一次的计划，所幸的是，当时因为部队移动而没有付诸实施。我们进行手术演习时，如果需要实验对象的话，就会打电话给宪兵队，然后卫生兵就会开卡车去押来中国人牺牲者。宪兵队一旦接受请求，医院方面就会向宪兵队提交领取证明，随后就可以准备手术演习了。就这样，我在三年六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七次活体解剖了14名中国人。
接下来我想谈谈有关防疫给水部的传闻。1943年秋，那个以细菌战而知名，拗脾气的石井四郎少将担任第一军的军医部长。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军医只能升到中将军衔，这一点是非常不可理喻的。”他这个人大概是想把细菌学应用于细菌战领域，然后求得在军队里高升的机会吧。石井四郎视察其他医院的消息传到了我们耳边。比如说他会突然袭击正在敬礼的卫兵，然后对其大声呵斥：“给我好好遵守军纪！我突然袭击你，你为什么不杀死我？”
后来，石井来到了潞安陆军医院视察，我记得他当时给我们演讲关于使用中国人进行冻伤实验的内容。我们当时在野外演习中，也应急演练空投附有鼠疫菌跳蚤时的措施。此外，由于我是传染病室副主任，每次师团防疫给水部向我索要时，我都会把刚从患者身上提取出来的强力伤寒菌、赤痢菌转交给他们。我当时觉得他们可能是在调查当地流行的传染病菌的菌型，也就没有多想，现在我觉得防疫给水部是在培养、繁殖这些细菌，然后在部队作战时将它们投放入河流和井水中。
此外，我在被派遣至山西省南部的独立警备队担任队内军医时，曾对七八名“从军慰安妇”进行过身体检查。当时一个大队有800名士兵，大队本部旁住着七八名朝鲜女性，她们都是“慰安妇”，她们若是感染了性病，将会影响到战斗力，所以要对她们好好诊疗。话虽如此，但是妇科毕竟不是我的专业，所以难以对她们进行像样的检查。除有明显的糜烂和淋巴肿胀之外，若是不进行精密的细菌学检查，根本难以发现病情，所以我只能敷衍说合格合格。然而，就我所看到的情况，军队对于避孕器材的使用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此外我还听说一名“慰安妇”怀了大队长的孩子，她还竭力不去堕胎。这一事件关系到日本的权威，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脑子里都被植入了朝鲜民族是劣等民族的观点，所以“慰安妇”绝不能生下大队长的孩子，后来在副官的命令下，这名“慰安妇”还是堕胎了。
我在山西太原迎来了日本战败。在被“解除武装”之后，在国民党军队“日本人残留运动”的劝诱下，有2700人左右的日本武装部队包括其家属和技术人员共3000人，以“残留征用”名义留在中国。我也是其中一员。在其后的三年半里，我担任了日本人部队和工兵队的军医，也从事参与作战和设立诊疗所等工作。因为我参加了国民党对抗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就结果而言或多或少都影响到中国人民的解放进程，所以我也要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
1949年5月，我在人民政府的医院里工作，从次年2月开始，我在河北省永年的解放军俘虏收容所进行劳动和政治学习，我每日都在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从1951年12月开始，我以战犯的身份被收押于太原的监狱，基于对我罪行的调查，我对自己进行了彻底的反省。那时我罹患肺结核，经常咳血，所幸监狱方面为我注射了抗生素，我最终得以痊愈。
那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那天检察官给我看了一封信，那是被我所杀害之人的母亲所写的信：
汤浅啊，我是×××的母亲。那一天我的儿子被带走了，所以我就一直在宪兵队的门前等着他回来。那时门突然打开了，然后有卡车从宪兵队里开了出来，我看到卡车上你押着我的儿子，我在卡车后面一直追赶，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追上。第二天，我朋友和我说你儿子被押到了陆军医院，被活生生的大卸八块，我一直哭泣，但是我的儿子却回不来了。请政府给汤浅最严厉的惩罚吧！
就是这封信，让我知道了自己当年做了多么残忍的事情。后来中国政府宽大地免于对我提起诉讼，我随后于1956年7月归国，此时我已14年未踏上故土了。
随着我逐渐恢复健康，我于1957年开始在慈惠医大任职。从1958年3月迄今，我都在东京担任内科医生。
我之所以开始通过说出自己的战争罪行来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是因为我绝对无法容忍日本现在把这些残忍无比的战争犯罪当作“这是为国家做出的行动”，从而轻易地就宽恕了这种行为。更令我震惊的是，那些在战争中做出残忍行为的日本军人竟然丝毫没有负罪感。即便他们作为战犯被扣押，心里想的也不过是“我真倒霉”，或者用“大家都这么做”之类的借口来归罪于众人，以图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有罪。战犯们的反省情形实在过于惨淡。一般来说，杀人之人是不会忘掉杀人这一事实的，但是参加侵略战争的人们却忘了自己杀害别人的事实，他们不仅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反倒还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罪行。
但是，一旦把侵华战争摆在“侵略战争”这一基础上，然后好好想想被害者所遭受的苦难，恐怕没有人还会说什么“这是正义的战争”“不得已的战争”之类的假话。我一开始反省的时候也觉得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之后听到各种可怕事实，我慢慢地敞开心扉，开始坦白自己的罪行。但是在此之前，我也经历了在俘虏收容所和战犯管理所里劳动、学习，做自我批判之类的自省历程，这先后经历五年半的时间。
我内心发誓，今后也会好好保持自己的健康，以便有生之年继续诉说我在侵略战争中作为加害者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