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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创造了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亡国的阴影如噩梦般笼罩着中华民族，国破山河碎、风雨漫天愁，列强侵略、战乱不止、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就是当时中国人民悲惨命运的写照。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清政府迫于日本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主权沦丧，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人民处于苦难与屈辱之中，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
为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寻找着适合国情的制度模式，各阶级、各阶层围绕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提出了种种主张，展开了激烈斗争。辛亥革命之前，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也都以失败告终。
清朝末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提出设立议院、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等变法主张，想用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制度，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他们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重新“垂帘听政”，光绪皇帝被囚，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戊戌变法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1900年发生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首都被占领，清王朝被逼上了绝境。迫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清政府妄图用君主立宪制挽救灭亡的命运。1906年慈禧下诏宣布实行所谓的“预备仿行立宪”，同意成立国会、组织内阁，国家设立资政院，地方设立省谘议局，二者相当于中央和地方的临时议会。当时许多人对西方的国会制度十分崇拜，认为开国会是救亡图存的灵丹妙药，在立宪派的号召下，一时间全国掀起了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高潮。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被迫正式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并在辛亥革命爆发前被迫组织责任内阁，历史上第一次设内阁总理大臣。奄奄一息的清王朝直到垮台前夕，还把君主立宪制作为救命稻草，但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告了在中国君主立宪制这条路走不通。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1912年3月孙中山先生亲自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以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为原则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比起改良派，虽有进步，同样没有跳出西方制度模式。他提出“直接民权”的“政权”和“五权分立”的“治权”，这在西方政权模式基础上加入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成分。他说，“我们要把中国弄成一个庄严华丽的国家，我们有什么法子可以使它实现呢？我想亦有法子，而且并不为难，只要实行五权宪法就是了”，很是肯定。但面对北洋军阀等封建残余势力，内部有意见分歧，也碰得头破血流，革命胜利的果实不久之后就被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曾寄希望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希望通过责任内阁制度制约袁世凯，建立“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分享袁世凯的权力。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组党”热潮。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大小政党或者政治性组织达300多个。在大党中，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民主共和派同主张君主立宪以及代表封建贵族政治势力的政党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以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为主要代表的国民党参加竞选，得到了议会392席，他们幻想在中国也搞“多党制”，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但不久宋教仁被暗杀，其他议员被迫屈服。这样，中国第一次实行西方多党议会民主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在北京建立了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实现集权专制，袁世凯一步步破坏民主共和制度，最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恢复帝制，在举国上下的反对声中，只当了83天“洪宪”皇帝，就一命呜呼了。北洋军阀政府搞伪宪制，因共和制、君主制的国体之争，总统制、责任内阁制的政体之争，多次引发政治纷争乃至政权更迭，混乱的民国国会也是丑闻迭出、闹剧不断，先后换了8个总统、45任内阁。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实行反动专制统治，甚至在1937年至1945年的全面抗战时期，也没有放弃对革命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的“围剿”。蒋介石以加强中央统治为名，长期实施“军政”、“训政”，排除异己，实行独裁。1946年11月，国民党拒不履行国共两党经过艰苦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搞所谓“国民大会”，炮制了一部“宪法”，还搞了一场“改组政府”的闹剧，组织了一个所谓“多党政府”，实质上是反动独裁统治，最终被人民所唾弃。
对这段历史，梁启超先生有一段经典的点评：“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代替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
林林总总，频繁更迭，使全国人民彷徨迷惑，无所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历史证明，这些政治势力都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不具有彻底改造中国的科学理论，不具有团结各阶层、各民族的宽大胸怀和牺牲精神，无法形成推动国家进步的领导阶级，凝聚不成引领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这些政治势力不去触动旧的社会根基，从根子上说，还是没有找到正确道路。在不具备社会政治基础的条件下，依靠模仿西方宪政去救亡图存，只能是幻想。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事实证明，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