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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宪法不仅充实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内容，而且在结构安排上突出体现了这一点。1954年宪法的结构除“序言”外，有四章。在第一章“总纲”之后，依次是“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两章。以后的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都沿用了这个结构。1982年宪法修改过程中，有人提出，应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当时研究，是先有公民的权利，然后根据公民的授权产生国家机构，还是先有国家机构来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联系到前三部宪法，都是把“国家机构”放在前面，因而这就成了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为此，当时请示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认为，还是要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摆在“国家机构”前面。
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机构是根据人民的授权建立的。没有人民的授权，国家机构就失去了权力的基础和来源。在宪法体例设计上，先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再规定“国家机构”，能比较充分地体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性质，表明公民权利是第一位的，国家权力是第二位的。国家机构是由人民产生的，它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为人民来行使，而不能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手段。
同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与第一章“总纲”有密切联系，公民权利是总纲规定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延伸，紧接着总纲写，在逻辑上也比较顺。当时查了一些国家的宪法，多数国家都是把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列在对国家机构的规定之前的。
宪法结构的这一变动，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尊重公民权利、肆意践踏公民权利的深刻反思，表明我们国家对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高度重视。2004年修宪，又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