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为了废科举,对科举的弊端大加挞伐,不少言论以偏概全,或许矫枉必须过正。但是后来的人们深受清末废科举时的批判基调影响,经过现代一些人的价值观的过滤,各种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中多见批判科举的言论,而古代大量肯定科举的言论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结果让人以为古代有识之士都是不满科举的,全然不顾1300年间多数科举人物和民族精英的看法。
对待古代文艺作品,许多人以现代的观点来取舍,例如,批判科举的小说《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中的内容被选入语文教材,而大量称赞科举为贫寒士子改变命运的戏剧作品或传奇小说,被看成题材落后而被忽略。即使在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课程中,谈到状元戏或才子佳人小说时,也是先入为主地对科举持批判的态度。其实,除了清末时期,多数时候,有过中举和及第经历的人与屡试不第者对科举的态度往往不同,他们一般对科举不至于那么痛恨,不少人有肯定科举之词,从白居易到欧阳修,从苏轼到龚自珍,古代不少文化巨人曾称赞过科举。科举时代,不仅许多通过科举阶梯获得成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一般的知识分子也多是拥护科举制度的。至于普通老百姓,往往以为科举是一种可以让人经过奋斗而改变命运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好,不过,一般百姓赞美科举的言论既无法成文,也难以刊刻流传下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不少以往人们想不到的肯定科举的言论。
中学语文课本中选收的《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只代表了批判科举一方的观点。古人对科举的评价,往往也与自身的体验和经历有关,金榜题名者与名落孙山者对科举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对科举持激烈批判态度者往往是屡试不第者,而中举、及第者对科举较可能有肯定的评价。《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和《孔乙己》的作者鲁迅,都有厌恶科举的情结。吴敬梓获得秀才身份后参加了多次乡试未中,对科举制甚感愤懑。因此有的论者认为,科举制并非一无是处,若科举制度并不是真的困死了人才,《儒林外史》就不过是小文人的一腔牢骚宣泄的产物,不值得学问家过分推崇。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图谋通过贿赂浙江乡试主考官预先获得考题,被查获后遭处罚并导致其家道中落,鲁迅对科举的深恶痛绝可能与此家世有部分相关(当然鲁迅批判科举不只是家世原因)。
偏见比无知离真相更远。就对科举的认识而言,这句话很有道理。没有接受过以往片面宣传影响的人,如过去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对科举的认识可能还更接近于科举制的真相。由于考状元、考秀才的传统戏剧和故事,人们对科举形成了朴素的认识,“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知道贫苦的读书人可以刻苦攻读参加考试而改变命运,知道靠自己的才学考秀才考状元是很好的事。而通过以往中学教材里《范进中举》《孔乙己》的片面批判,科举给人们留下的多是坏印象。然而,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范进”“孔乙己”等虚构文学人物的可笑,不应掩盖司马光、林则徐等真实进士群体的可敬。
过去人们批判科举,往往使用“过滤性证据”,就是把不符合命题的证据全部过滤掉,只留下适合命题的证据。经过一些人的主观筛选,科举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只有“黑暗”“腐朽”“罪恶”等,似乎科举考试只考僵化刻板、空疏无用的八股文。在将科举制批倒批臭的时候,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儒林外史》前言中对科举制便有彻底否定的评价:“明、清几百年中,这个制度形成庞大的势力,在整个封建制度中突出了它的罪恶性。在那个时代,凡是对这个制度表示不满或进行批判,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其中不仅突出了科举制的“罪恶性”,而且用了“凡是”一词,也就是只要是对科举表示不满或批判的,都是对的,都是值得肯定的。现在的中国人看到这样对科举制的定性不知作何感想?
我们不应忽略科举制的历史性。评价历史制度,需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这样才不至于使讨论脱离了历史实际。在传统社会,试想能构想出其他更好的选才制度来吗?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和许多文化巨人并不是没有看到科举制的局限和弊端,也不都是因循守旧之辈,但他们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还是选择了科举制,这实际上是一种择善而从。
古代一些学者批评科举取士并不等于反对科举制度。从古代到近代的学者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是对应试现象、对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批判,特别是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很少有人否定科举制本身。如朱熹批评只重举业而忽略真实学问的现象,顾炎武严厉批判八股文,但他们都没有否定科举制本身。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两位文人久困科场、屡试屡败之后转而撰写的抨击和讽刺科举的文学作品,而且他们也没有否定科举制度本身。但是,你找得到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轼、辛弃疾,到文天祥、林则徐、纪昀等成千上万进士出身的人才对科举制的否定评价吗?既然找不到,我们就可以看出过去的一些观念是多么以偏概全了。科举是有很多弊端,也对古代教育和文人心态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古人始终没有找到更加公平合理且可操作的办法来替代它,因此,一千多年中,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批评,科举还是在选拔官员中起主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