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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的科举史上，千百万读书人从应考到科举发榜，发生过各种各样的故事。金榜题名、鱼跃龙门，自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喜事；名落孙山、失意而归，更有大量心酸的落榜故事。由于科举考试具有戏剧性，而且也确实有许多关于科举的趣闻故事，便出现了许多以科举状元为题材的戏剧，所以有许多关于科举的戏说。
戏说科举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说皇帝经常凭考生的名字、长相或地域来钦点状元，以此来批评科举是一个没有规则的游戏。历史上极个别状元是因为名字吉利，或因为相貌而侥幸大魁天下，现代人编写的状元类书籍往往也着意描述状元及第者身上故事性的一面，但此类故事多数都有戏说的成分。
据说明初皇帝注重状元的相貌。查继佐《罪惟录·科举志》记载，洪武四年（1371）明朝首次开科，殿试后初拟郭翀为第一，因其貌丑，另选吴伯宗为状元。也曾有因姓名吉利而独占鳌头，或因姓名犯讳痛失状元之位的事例。嘉靖二十三年（1544）殿试，阁臣初选的状元名为吴情，嘉靖皇帝听闻之后说：“无情岂宜第一？”又因为头天夜晚雷鸣阵阵，就从殿试卷中找到一个叫秦鸣雷的点为状元，以应雷鸣之兆。
笔记小说记载的事情是否都可靠还很难说，不过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七是说“求科第者当择令名”，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名字很重要，如果名字不吉利，不利于求取科第。
皇帝在特定时候调整状元人选的情况偶尔是曾出现过。清代从乾隆皇帝即位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十一科殿试中，有十科状元被江浙人获得，乾隆希望从二十六年的恩科开始有所改变。赵翼《檐曝杂记》卷二载，殿试后历来进呈的都是弥封试卷，要到钦定名次之后才拆封，但因为前几科的鼎甲（指状元、榜眼和探花）都被军机中书所占，考前就有御史弹奏，所以乾隆二十六年破例先拆弥封再呈上。乾隆见第一名赵翼是江苏阳湖（今武进）人，第二名胡高望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两人又来自江浙，并且还都是内阁中书，而第三名王杰是陕西韩城人。乾隆遂问读卷大臣：“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答曰：“前朝有康海，本朝则未有。”乾隆听罢，决定将王杰提为状元，赵翼降至探花。
为调节西北与江南的状元及第人数的悬殊状态，乾隆皇帝将陕西的王杰定为状元，这种情况在整个明清五百多年科举史上是极少数，清代仅此一例，而且乾隆还是出自区域公平的考量来调整鼎甲名次的，故而我们不能以一概百，说古代皇帝往往以地域偏好来调整名次、钦点状元。中国科举史上的多数时候，确定殿试名次都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制，也就是说进呈给皇帝阅看的前十本殿试卷是密封的，皇帝在不知道姓名、籍贯的情况下最后钦定名次，而且绝大多数科次，皇帝都没有调整读卷大臣拟定的名次。
流传很广的关于科举的戏说是关于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榜进士名次调整的传说。光绪甲辰（1904）科殿试后，读卷大臣在文华殿共同阅卷，评阅完毕、定好名次之后，依例进呈前十名试卷，由皇帝最后钦定名次。各科殿试进呈试卷，有依原先次序发下者，也有移动次序而发下的。阅卷大臣最初进呈殿试卷的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张启后第三、商衍鎏第四。据说不敢以会元谭延闿试卷列于前三名，因为谭延闿与戊戌变法处死的谭嗣同都为一“谭”，怕慈禧太后见“谭”色变，“遂将朱汝珍一卷列为第一。谁知慈禧一见‘珍’字双眉紧皱，众阅卷臣始悟，太后残害珍妃，亦忌‘珍’字，便把卷子搁置一边。慈禧看第二卷时双眉舒展，喜上心头。因此卷主刘春霖乃肃宁人士……慈禧向大臣称道：‘今岁天下大旱，举国焦虑，春霖乃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之意；而肃宁则预兆大清肃靖安宁。此有大吉兆。’遂提朱笔批上‘第一甲第一名’六字，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便告产生”。
还有说慈禧太后看到朱汝珍姓朱，而之前明朝的皇帝都是朱姓，因此她一见广东人朱汝珍的名字就厌恶，加上慈禧对广东人恨之入骨（因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广东人），而渴望“肃靖安宁”是饱尝八国联军之苦后的慈禧的心愿，因此她将刘春霖点为状元，将朱汝珍贬为第二。
实际上，这是清末笔记小说为了增加趣味性而编出来的传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戏说。虽然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在紫禁城西南海中的瀛台，但经历庚子事变出逃陕西、回到京城之后，两宫关系有所缓和，朝廷大典仪式仍由光绪出面，确定甲辰科前十本殿试卷名次的是光绪而非慈禧。另外，按清朝科举定制，进呈的试卷仍然密封，光绪皇帝也无法看到试卷作者的籍贯和姓名，要等到最后确定名次后才拆封。
而且，若慈禧看得到殿试卷姓名且那么讨厌朱汝珍的话，完全可能将其置于第十名而不会让其得个榜眼。因此所谓慈禧太后因为看到前两本殿试卷的应试者名字就将朱汝珍与刘春霖名次对调的流行说法是以讹传讹。
不过，当时光绪皇帝确实曾将读卷大臣进呈殿试卷的第一名与第二名对调、第三名与第四名对调，主要是因为光绪看到原第二名的殿试卷书法明显比第一名的更好，并觉得第四名的殿试卷比第三名的更好，因此调整了名次。而刘春霖的确书法极佳，尤其是小楷在民国时期名重一时，以至于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的美誉。
2000年1月14日，中央电视台“百年中国”系列专题片第二集“迟到的变革”播出“废除科举”，解说词中说：“1904年，最后一次殿试在北京举行。进士碑上第一甲第一名的位置刻着刘春霖的名字。这一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本年的状元由她钦定。对她来说，文章好坏也许并不重要，看重的却是吉利不吉利。候选状元朱汝珍的名字，使太后联想到珍妃，于是名落孙山，而刘春霖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科举就这样啼笑皆非地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实际上并非慈禧钦定刘春霖为状元，朱汝珍更没有名落孙山。权威如中央电视台，解说词都出现这样的错误，可见这一关于科举的戏说影响有多大。
另一种关于科举的戏说是科举或状元题材的戏剧。它们因为要追求情节生动、增加戏剧性，所以往往以极端的情形来演绎故事。历史上状元题材的各种传统戏剧众多，以京剧为主的至20世纪末仍在演出的以状元为题材或有科举情节的剧种便达84个，其中以《陈世美》为代表的许多戏剧都有举子考中状元后抛弃糟糠之妻，成为驸马后飞黄腾达的情节。实际上，历史上考上状元后真正当上驸马的只有一人，而且此人不叫陈世美，但因为千百年来各种状元题材的戏剧长期流传，在民间广泛传播，以至于中状元被点为驸马的故事深入人心，戏说往往被认为是历史。
历史上虽然存在个别皇帝以貌取人钦点状元，或更动殿试排名的事例，但那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外，多数皇帝都相当看重科举“抡才大典”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在科举时代，国家、制度和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人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也往往受制度的约束。举子当然拥护科举制度，因为那是可能使他平步青云进而为国家效力的制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见得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科举制度，因为他也要顾及国家——在当时即皇家的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举例来说，唐玄宗时，玄宗身边的一个亲信希图将赏赐给其应考进士科的女婿王如泚的官位换成进士科名，玄宗答应后，通知礼部给其进士及第。主管科举的礼部侍郎将此事禀报宰相，宰相问礼部侍郎：“如泚文章堪及第否？”礼部侍郎回答说：“与亦得，不与亦得。”于是宰相说：“若尔，未可与之。明经、进士，国家取才之地。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观才？”于是奏请收回成命，结果唐玄宗只好作罢。原来王如泚以为皇上答应的事，肯定没有问题，家里“宾朋宴贺，车马盈门”，忽然知道中书宰相下文礼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试”，众人皆“愕然失措”。
宰相之所以敢将皇帝许诺的事情挡掉，其理由为：官职是一回事，天子可以一时兴起封官许愿，但科名是另一回事，作为“国家取才之地”，有其才学标准，不经考试，该考生平时文章水平也不太高，如果赏赐给他进士科名，如何说得过去？因此，才学水平未达人们心目中的进士标准，想找皇帝走后门也行不通。而玄宗虽贵为皇帝，对此也接受礼部和宰相的意见，说明科举名位与官职确实不同，不好随意赏赐。
又如，清代康熙时，文果和尚因“圣祖南巡见之，命入京师，居玉泉精舍，宠眷殊厚。和尚一日携其孙入见，上问何事来此，和尚奏曰：‘来此应举。’上曰：‘应举即不应来见。’盖防微杜渐，虑其希望非分之恩也”
。说明在康熙皇帝的心目中，科第名位颇为神圣，不可造次。皇帝名义上是殿试的主考官，清代会试和顺天乡试首场制义（八股文）试题往往也由皇帝钦定，因此应举的考生不应该来见康熙皇帝。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
制度是人制定的，然而制度一旦制定之后，人就要受其约束，不能轻易改变它了。或者说，制度是人们共同约定的行事规则。它不是一种弹性的、脆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刚性的、坚固的规制。规则对事不对人，既然已经制定，就得共同遵守，除非事先对规则做出更改。
《宋史·常安民传》载：熙宁（1068—1077）中以经义取士，一般举子纷纷效法王安石的学说，但常安民则特立独行，不随大流。当他在太学春试中考得第一名，试卷启封后，主考官见其年少，欲改变其名次，判监常秩（监察官员）不同意，指出：“糊名较艺，岂容辄易？”这体现了制度的约束力量。糊名誊录制度如此，科举考试的许多制度规定也如此，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强制性。极个别皇帝偶然地突破科举制度的规定属于少数的例外，个别不否定一般，戏说不能代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