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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一种制度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过官僚政治、文化教育、文学风尚、心理习俗以及社会历史进程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之一，科举在唐宋以后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成为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设立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废，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整整1300年之久。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绝大多数时候科场则不可不开。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成了几乎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1901年多数省份无法正常举行三年一次的乡试，但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恩科并举行壬寅（1902）正科乡试。
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连一般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南宋建炎元年（1127）高宗开科取士诏曾指出：“国家设科取人，制爵待士，岁月等阴阳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坚。”
所谓“岁月等阴阳之信”，就是说开科的时间非常固定，其准确可信等同于自然界昼夜季节的变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法令如金石之坚”，是说有关科举的法令则有金石般的刚性，得到普遍的贯彻。明清时期，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五百余年一贯如此，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寒暑变化的自然现象，这是极为独特的。科举制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当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志加以改变的时候，便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
清代将科举视为“抡才大典”，即选拔人才的重大典制。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各个朝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中国的那些大将军，成功的入侵者和不可一世的帝王都在这强有力的科举等级制度无法抗拒的进攻面前，或顽强的抵御之下，为之折服。”
包括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如明末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都实行了科举制。连中国周边国家如古代日本、韩国
和越南，也模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科举考试系统。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和政权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获得广泛实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冲击，欧风美雨强劲东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起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许多传统的制度都逃脱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日趋强烈，科举制也陷入空前的危机，被视为落后的象征和兴办学堂的障碍，终于在1905年9月2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是当时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和进化的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