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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科举无法选拔真才，或者说科举不能有效地培养和选拔人才。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将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等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以为科举制造就的都是这种类型的腐儒，却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杰出科举人才。范进、孔乙己等当然也反映了历史真实，但归根到底总是文学作品里构想出来的人物，而科举曾选拔了从文天祥到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这样的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科举人物，远比“范进”“孔乙己”来得可信。
从隋唐到明清，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大部分教育家、大部分著名学者皆是科举出身。笔者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统计，隋唐五代至清末近代，作家共有602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总数的56.6%，而且这还不包括诸生（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若再考虑到《辞海》所录作家有些是略载其科第经历（如吕祖谦便漏载其进士出身），皇帝、宦官、和尚、女作家等从不应举等因素，科举出身者在古代文学家中所占的比例还会更高。因此可以说，中国帝制时代后期的多数文学家是科举出身。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科举制的批判和宣传流于片面，以至于连许多大学里学中文的都不知道隋唐以后多数文学家是进士出身，教育学系本科毕业，甚至中国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都不知道韩愈、朱熹、蔡元培、黄炎培等人也是进士或举人。
当然，科举的目的不是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官员，从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多数政治家都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八股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些名人都属于科举人才，这说明科举制的选才功能是发挥出来了。宋太宗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
宋太宗很明白科举所取之士不可能个个都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便算成功。因此，总体而言，科举可以说能够将传统社会的真才选拔出来委以重任。
科举制选拔人才功能的体现之一是能够选拔效忠朝廷（即国家社稷）的志士。例如宋末、金末、元末、明末都出现众多视死如归的死节进士，也说明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往往具有精忠报国的精神。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的进士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正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国家危难之时，总有进士挺身而出，承担起卫国重任，像南宋末年誓死捍卫赵宋朝廷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皆为宝祐四年（1256）进士。在金朝危急存亡之秋，许多进士也成为尽忠尽节之士。据《金史·忠义传》统计，金末抗蒙死节的70余人中，有28人为进士出身。包括女真进士，金朝进士后来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力量。具体考察，女真进士无论是监察官员之“忠君”，还是地方官员之“死节”，大多数人的事迹中显现出的是对君主及其所代表的国家的效忠。
元末殉国的忠义人士之中，进士所占比例也很高。元臣大将守土封疆者以死殉国的不多，死节者大多是科举之士。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〇根据《元史·忠义传》列举的16位元末殉国进士的案例，得出“元末殉难者多进士”的结论，并指出：“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诸人可谓不负科名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
总体而言，进士出身者较为熟悉儒家统治理论和历代兴衰经验，受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观念影响较深，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因而比常人更重名节和民族大义，关键时刻往往挺身而出，报效国家。明朝末年殉难者数千百人，也是进士出身者居多。在改朝换代之际，进士出身者比一般人更可能挺身而出，不惜选择杀身成仁以保全志节。这说明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不仅在才学方面优秀，在大是大非方面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对于科举制是否能够选拔人才的问题，宋代陆九渊曾辩护说：“古之兴王，未尝借才于异代，而后世常患人才之不足。或者归咎于科举，以为教之以课试之文章，非独不足以成天下之才，反从而困苦毁坏之。科举固非古，然观其课试之文章，则圣人之经，前代之史，道德仁义之宗，治乱兴亡得丧之故，皆粹然于中，则其与古之所谓‘学古入官’‘学而优则仕’者何异？困苦毁坏之说，其信然乎否也。”
陆九渊认为科举制度与“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理想本质上相同，科举制度能够选拔人才。
人们往往笼统地说唐宋时期科举考试发挥出较明显的积极作用，明清以后因为考八股文，弊端较为突出，选才功能下降。实际上，明清科举也选拔出大量的政治和文化英才，而且被人们批评得最厉害的清后期，科举人才似乎比清前期更突出，整个清代科举人物也比明代科举人物更有作为。
要指责科举不能选拔优秀人才，甚至只会扼杀人才，就应该举出可靠的论据，最好也用实证的方法来反驳为科举制平反的论点。例如，即使是在科举制的晚期，清代进士出身的优秀人才也不胜枚举，谁有办法否认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科举出身的“中兴大臣”不是人才？谁能说张之洞、康有为、张謇、蔡元培等进士不是优秀人才呢？
由于科举选拔出大量的人才，人们对具有真才实学的科举出身者十分敬重，因此科举时代流行着“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传人可知”的名言。这是在科举选拔了大量人才所以显得重要、人们因而高度敬重科举，科名与人两者之间长期良性互动之后形成的说法。说科举选拔的多是庸才，实在是颠倒黑白的想当然，根本不顾历史事实。如果那些进士精英在九泉之下知道了这一点，大概都会深感委屈：后人居然会如此否定一个当时对他们那么重要的制度，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古人头上。
天与之，人贵之。在传统社会，科名阶层之所以会受到人们的敬重，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多数人确有真才实学，“举人、附生之所以贵于世者，谓其以诗书自致”
，也就是饱读诗书、确有才学方得以科举入仕。科举并非完善的选才制度，却是古代社会相对最公平的制度，经过千百年中的多次改革对比实验，古人无法找到比科举制更合理且可行的选才办法，因此可以说科举考试是传统社会相对最优越的选拔人才方式。
若是将历代赞扬科举的言论全数省略或隐去，将状元或进士举人都说成是无真才实学者，这实在是太对不起大量曾对中华文明作出过贡献的科举精英了，也太对不起我们民族的历史了。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会将自己文明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贬损到如此的地步。
过去，我们既说古代中国社会如何黑暗落后，同时又说中国古代文明如何灿烂辉煌，既说科举制度如何罪恶腐朽，又说韩、柳、欧、苏等文化巨人如何精彩了得。否定科举制的选拔功能，将与肯定韩、柳、欧、苏等文化巨人产生明显的矛盾。罪恶的制度能够选拔出政治和文化的巨人吗？难道只有论证科举的罪恶才能彰显现代人才推举制度的合理吗？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美国人对自己并不久远的历史向来津津乐道，中国人对科举历史就一定要否定才行吗？我们不要自我看轻了历史，看轻了民族的传统。
大规模统一考试是会遗漏某些人才，但我们要从总体来看其功能如何，不能因为个别杰出人才未能考中就否定整个制度。有些论者说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人才，没有科举照样可以产生人才。的确，无论是否有科举，各个时代自有各个时代的人才，但因为有科举制，出现了大量读书人，以及从事知识传承与创新的士人，自然会涌现更多的人才。推荐有如相马，考试有如赛马，只有公平的赛马才有机会让众多的千里马脱颖而出。“文革”中没有高考，“读书无用论”盛行。对比一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靠推荐上大学与恢复高考后选拔的人才哪个更多，便容易明白科举制以考促学，更能产生大量的人才。现在，各地政府和民众出于对本地历史上或家族祖先中优秀人才的尊重，出于敬重先贤的朴素感情，自然会怀念历史上的进士和举人，越来越热衷于纪念本地的科举名人，他们才不管对科举制的批判，不管贬损科举的理论说教，以本地曾产生过众多的进士和举人为荣，自动自发地保护科举文物、建立纪念进士和举人出身的先贤的纪念馆或博物馆，江西吉水还建立了中国进士文化园和吉安中国进士博物馆。因为从隋唐到明清，各地著名人物多数都是科举出身者，这是无法改变也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和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