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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可能不知道，科举制废止之后不久，就开始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而且，这种呼声时断时续，总的来说还越来越大。
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曾发生过六次科举利弊存废之争，科举制曾被废止过三次，但每次在废止之后不久便不得不恢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古代大不相同，已经没有了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走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此后才几年，也一样有人提出恢复科举制。其中较有影响的，是1907年中书黄运藩以“整顿学务”为名提出恢复科举，给事中李灼华奏请变通学校规则、“兼行科举”，结果都被否定。民国以后，也还有一些人为科举制的遭遇鸣不平，不过因人微言轻，影响不大。以下仅举清末民初一些著名人物为科举制平反的事例。
最早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的梁启超。
1910年，在一片对科举的唾弃声中，梁启超冒着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发表了“夫科举，非恶制也。……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的主张。在科举制才被废止五年的时候，梁启超的这般言论无疑是非常另类的，当时他还在日本避难，思想与戊戌变法时期相比已趋激进。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梁启超的言论接近于革命党人，这是他政治上最激进、主张采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帝制的时候，但在对待科举制度的态度上，他却提出恢复科举制这种似乎是维护旧制度的反潮流观点。只是当时梁启超的这番言论并未引起多少人的重视，以至于长期以来一般人仅知道梁启超早先批判科举的立场，而很少有人听说他还曾发出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吁。但是，梁启超的幡然悔悟，十分值得我们深思。
“五四”时期重要的科学启蒙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杜亚泉，在1911年撰文指出：“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向使当日者，不废科举之制度，但稍稍改易其课试之程式”，那么，这种科举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废科举兴学堂更好。
他是最早提出科举制其实可以不废这一观点的名人之一。
另一位在科举废后不久却赞美科举的是伟人孙中山。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称赞中国古代考试的公平性，强调考试在政府选任官员中的重要性，他在《五权宪法》讲演等演说中多次说过：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孙中山是在游历东西洋多国作过比较之后，且看到民国建立以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状况，痛定思痛才发出此论的。孙中山还指出：“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
这是直接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他不仅称赞科举制度本身，而且连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加以肯定。孙中山的观点促成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这实际上是科举制的复活。
后来一些著名学者，对科举制也有相当中肯的评价。如胡适认为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之一便是科举制度，他说：“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
1952年，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
钱穆十分肯定科举制的历史作用，是为科举制平反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科举研究空前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像世纪初那样为激愤的情绪所左右。也许部分是出于离清末废科举更为久远的缘故，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关于高考存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没有制度化的遴选官员或公务员的程序所显露出来的弊端，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科举制的是非功过。经过客观的研究，人们这才知道对科举的坏印象原来是清末为废科举而矫枉过正地将其说得一无是处造成的。
例如，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先生曾谈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然他也这样认识。后来他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于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科举的评价，应持历史的、具体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须重新认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应将科举制的功能和具体内容相混淆，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有的学者在对明清时期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就制度本身和实际录取而言，即使到清末，其客观性和公正性还是主流的。进士中的绝大多数并非“不学无术”“平庸低能”之辈，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制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有的论者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遭受到的对待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诸形态。
为科举制平反的多数论者认为科举的弊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内容问题，即明清两代主要考八股文不合理，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然而，甚至是八股文这一科举中最为“丑陋”的部分，也有不少学者要为之平反。例如，1996年海南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八股文观止》，作者对八股多所肯定。1991年，启功在《说八股》一文中，认为八股是一种无善无恶的文体，纠正人们对八股文的偏见，
实际上是为八股文平反。《光明日报》2000年10月31日发表的《历史不能割断 传统岂容忽视——访启功》中，便指明启功写《说八股》是“为八股文平反”。此后，文学界还有许多学者充分肯定了八股文的价值。后来启功、金克木、张中行合著的《说八股》一书致力于纠正人们对八股文的偏见，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一书也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八股文体。
1996年，又有学者认为，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而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于科举的程式，
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有不少西方人还认为科举制的重要性不亚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根据西方学者的说法，我认为，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可以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香港的中国文化研究院所制作的“灿烂的中国文明”网上学习计划，便将“科举制度”列为一个专题。
正是在为科举制平反的大趋势中，1992年，“科举学”应运而生。
“科举学”的提出本身具有某种为科举制平反的含义。因为在彻底否定科举的学术大环境中，是不可能提出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科举学”的。不论对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科举总是一种客观存在。20世纪的中国人对待科举，总体上可以说是从蔑视到重视、从激愤到冷静、从片面到全面、从批判到借鉴、从政治到学术。“科举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释走向理论的探讨，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
总之，为科举制平反，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股思潮，成为一个趋势。许多研究者不约而同提出为科举平反，确实是发现科举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不可抹杀的重大作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才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