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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英格兰的“卫生理念”带动了一种新型观念，即自然环境对个人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健康依赖于卫生设施。这一观念重塑了人们对净水输送、污水处理以及垃圾收集和处理的思考。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卫生理念的最大贡献在于“用一种控制自然环境的科学力量新信念取代了……宿命论” 1 。
卫生理念的出现为改善卫生服务提供了更为清晰的理论基础和更为新颖的策略，首先是在英格兰，然后是在全世界。然而历史学家安·F.拉·贝尔热（Ann F. La Berge）令人信服地指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法国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制度上和实践上提供公共卫生模式的国家。她指出，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从巴黎开始）始终是公共卫生理论和改革的领导者，“而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公共卫生倡导者之间进行了大量的思想交流”。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宣称他们在公共卫生实践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如污水的处理和水的供应。而他们也接替法国人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 2
由于疾病因果理论植根于卫生理念，这使得英国在公共卫生实践的主导地位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尽管是暂时的。其中一个关键的结果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从狄更斯式的阴郁转型为更宜居的环境。历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Asa Briggs）以一种谨慎而浪漫的方式描述了这一进步：
城市的建设是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成就，规模宏大但视野有限，尽管创造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大量新问题。也许它们的突出特点被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它们隐藏的管道、排水管和下水道网络，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技术和社会成就之一，一个比交通系统更全面的卫生“系统”。 3
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伦敦根本无法解决贫困地区的许多卫生问题，虽然它在19世纪中叶的卫生改革中受益良多。 4 尽管如此，通过环境卫生来预防疾病的时代显然正在到来。
卫生理念最伟大的倡导者和推广者是律师出身的卫生主义者埃德温·查德威克。1800年1月24日，查德威克出生于曼彻斯特近郊，他是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的长子，而詹姆斯是“直言不讳的激进分子、亲法派、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追随者”。埃德温的母亲去世后，詹姆斯举家迁往伦敦，在经济上遭受了一些挫折。不久，詹姆斯成为《政治家》杂志的编辑。1816年，詹姆斯开始担任《西方时报》的编辑，而后在埃克塞特（Exeter）再婚，并开始抚养更多的孩子。此时，埃德温与父亲的接触较少，尤其是在詹姆斯和他的新家庭于19世纪30年代末搬到纽约之后。 5
埃德温幼年和青年时期接受教育的机会都很有限，他对“受过古典教育的精英”越来越不满。基本上属于自学成才的他，18岁时开始进入律师事务所当学徒。五年后，他把眼光放得更远，并于1823年被伦敦中殿律师学院接收，准备成为一名律师。查德威克为几家大城市的报纸撰写短文来维持生计，并与伦敦的一些法律系和医学院的学生建立了联系。在1824年，他接连认识了托马斯·索斯伍德·史密斯（Thomas Southwood Smith）和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这两位都是哲学激进分子。通过他们，他第一次接触了边沁主义的相关内容。 6
哲学激进分子公认的领袖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是一位法学家、法律改革家和功利主义哲学家。他对传统的宪法思想加以批判，并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凡是那些对促进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最有用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行为。”他对将自己的想法应用到刑罚改革中特别感兴趣。 7
从边沁和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那里，查德威克获得了——或者至少强化了——对激进中央集权政府的信仰，这一观点在他的几篇著作中都有提及。1829年11月，随着查德威克的名声在边沁主义者中越传越广，他应邀在伦敦辩论社就济贫法展开了一场辩论。两年后，他成为边沁本人的秘书，协助这位年事已高的功利主义者起草他的《宪法法典》（Constitutional Code）。虽然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查德威克始终与边沁共同开展对国家效率与专制本质的研究。 8
伦敦贫民窟的状况成为查德威克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他染上了斑疹伤寒，后来得以完全康复。1832年，也就是边沁去世的那一年，查德威克被任命在一个调查英国济贫法状况的委员会就职，后来他出版了《1834年济贫法报告》。在从事了20多年的公共服务后，查德威克在1854年回归个人生活。名义上是出于健康考虑辞去了在卫生局的职务，实际上也与众多反对者的因素有关。 9
批评家们认为查德威克的社会观点具有一定的压制性。但作为济贫法的改革专家，他的地位还是因此有所提高。1834年，当时为了实施新法律而设立了三个济贫法委员职位，查德威克原本以为他会得到其中的一个。但是很显然，出身和财富决定了这类任命，而他完全被忽视了。在已经是风雨飘摇的辉格党政府看来，他在关键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使得他不那么有吸引力了。考虑到需要倚重他的工作能力，查德威克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济贫法律委员会秘书。起初，他对这份工作犹豫不决，但在确信自己的权力将大于头衔之后，他重新考虑了这一任命。虽然查德威克在委员会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他并未获得自己所期望的决策影响力。虽然有时他的建议会被采纳，但是他经常认为那些建议执行得非常糟糕，尤其是在济贫和治安方面。即便如此，批评家们仍然认为他一直在压迫穷人。 10
查德威克一生都在与政府官员、医生和工程师进行斗争。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很难相处。一位观察家说：“从来没有人因为查德威克有一颗仁慈的心而指责他。” 11 他对这些批评感到疑惑，不明白为什么他对社会变革的努力会引发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
查德威克最终转向了政府的行动部门，在那里，他在公共卫生领域留下了自己最为永久的遗产，尽管他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对穷人的需求漠不关心，而且他极为鄙视那些对预防医学毫不关心的医生。在1837年至1838年流感爆发之后，委员会受命调查贫困和卫生条件之间的关系。查德威克被委派负责完成这项工作。为了能完成这项任务，他聘请了三位以致力于研究环境对健康影响而闻名的医生——詹姆斯·凯（James Kay）、尼尔·阿诺特（Neil Arnott）和托马斯·索斯伍德·史密斯。对查德威克来说，他并不愿意与他人分享开展重大全国卫生调查的机会，尤其是与那些凭借自己的权利迅速成为医疗改革杰出代言人的人——也就是那三名医生。 12
尽管如此，在《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1842年）中，查德威克依然成功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贫困带来的破坏力和令人沮丧的工业城市健康状况。这份文件被广泛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政府出版物卖得都好。查德威克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论证，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末日城市的画面，并强调了疾病预防的重要性。 13 作为一名优秀的边沁主义者，查德威克也提出了“公民经济”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产生疾病比预防疾病要昂贵得多。 14
尽管查德威克喜欢强调这份报告是由他个人独立完成的，但事实上这份报告是委员会几位成员共同亲手编撰的。更确切地说，这是公共卫生领域一场新兴运动的高潮，而不是任何一位改革者脑力劳动的产物。 15 正如历史学家安东尼·沃尔（Anthony S. Wohl）所说：“公共卫生……成为一种根本性改革，是所有其他改革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16
这份报告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它否定了疾病的宿命论，也就是所谓上帝的意志，同时也因为它否定了一种更为流行的观点，即贫困是疾病的主要原因。 17 它彻底推翻了这一论点，指出疾病是贫困的原因之一，疾病的根源是环境问题。因此，这份报告被看作对工业贫民窟不卫生的生活条件的有力控诉，同时也是对忽视传染病起因的医生和不作为的地方卫生委员会的尖锐批评。 18 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政府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阶层控制的，他们几乎不考虑普通人的舒适与否，既不关心人们的受教育情况，也不关心公共卫生状况” 19 。
19世纪初英国爆发的霍乱疫情印证了该报告的有力论述。19世纪20年代后期，许多人对于慢性痢疾和其他地方病习以为常，他们对改革者关于大城市，特别是伦敦日益严重健康问题的警告不加理会。1831年至1832年流行的霍乱改变了这一切，改革家们立刻受到了重视。这次霍乱夺去了6万人的生命，其中很多是穷人。在接下来的数年中，霍乱多次在英国肆虐。在1848年至1849年，1854年和1867年，霍乱不断袭击不列颠群岛。
受污染的水是霍乱的传播媒介。而一旦查明了原因，问题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虽然霍乱的预防被认为相对简单，在统计学上不如斑疹伤寒或痨病那样严重，但霍乱依然使人胆战心惊，因为它发作得突然而猛烈，并且极具传染性。 20
虽然对传染病的细菌学起源并不了解，但当时的英国卫生工作者很快就把污染和疾病直接联系起来。 21 比尔·瑞克金（Bill Luckin）正确地将查德威克的观点描述为“原始环境主义”，因为它虽然确定了疾病发生的环境原因，但不了解致病微生物的确切原因，也不了解与疾病相关的生态因素。 22 此外，查德威克是典型的边沁主义者和中产阶级改革者，正如玛格丽特·佩林（Margaret Pelling）所说，他“拥有有限的大众同情心，除可能存在于所有群体都有天生的幸福能力的假设之外，他根本没有平等主义……一个自然的生命周期不应该在效率最高和最具有生产力的时候被切断或中断。贫穷和疾病非常相似，它们毫无理由，同时也是可以被预防” 23 。
直到20世纪后期，所谓的污秽或瘴气理论一直主导着卫生学者的思想。因为人们认为疾病是由腐烂的有机废物、难闻的气味（瘴气）和下水道里的气体引起的——而且不可能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污秽理论是反对与传染者接触的。这些早期的卫生工作者面对的许多疾病是肠道疾病，因此人们认为环境卫生处理是相当成功的。 24
1877年7月5日，本杰明·理查森博士（Dr. Benjamin Richardson）在英国卫生研究所发表的演讲抓住了污秽理论的精髓。下面是他的演讲节选：
随着卫生科学的进步，预防医学必将占据主导地位。治疗工作会减少，而预防工作会不断发展。人为造成的流行病，像伦敦大瘟疫，就是用多年积攒的有机垃圾成功培养出来的，或者像现代伤寒，是饮用了掺杂着人类排泄物的不洁净水造成的，这种人为产生的流行病可以通过简单的机械技术有效预防。而由不良的娱乐和嗜好，或是过度劳累所造成的疾病，也可以通过道德影响和原因的认知而消除；并且我相信，那些持续不断的灾祸，如同天上的雷电一样，并非由人类的行为或者过失造成，所以也会慢慢得以规避，即使这些灾难没有被清除，它们持续的时期也将会变得很短。 25
查德威克在其报告中为确定疾病和损害健康的原因提供了基本的环境背景，并开始设计处理这些问题的行政结构和实施新的疾病预防方法的技术反应。通过强调环境而不是个人卫生方面，他设想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将他们的作用从对病人的具体治疗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行动，特别是接种计划和环境卫生。作为一个边沁主义者，他拒绝接受当时盛行的工业生活或公民生活的自由放任思想。他认为少数人的权利应当让位于多数人的需要。因此，必须由强有力的中央当局来监督地方实施卫生服务。这意味着需要雇用领薪水的检查员——这是一个早于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先例。 26
对于查德威克来说，应对不卫生条件的合理技术措施应当是改善公共工程，包括自来水厂、下水道、铺有路面的街道和通风的建筑物。 27 他规划出一个水务（或干线-支线）系统，通过配备水箱，将饮用水引入千家万户，并且将污水排放到公共下水道，最后作为“液体肥料”输送到邻近的农田。 28
在构思这个计划时，查德威克深受约翰·罗伊（John Roe）的影响。约翰·罗伊是一位铁路和运河工程师，他曾是霍尔本与芬斯伯里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的测量员。罗伊向查德威克揭示了一位作家所称的“当时下水道的所有罪恶”。罗伊亲自把查德威克带到下水道里，让他验看旧下水道里的寄生虫和松动的砖块。罗伊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使用小的、蛋形的砖制下水道来增加水流的速度，从而增加下水道的承载能力，而不是圆形或是方形下水道。这个概念很符合查德威克力推的干线系统，它打破了当时的许多传统思维。 29 随着实践工作的不断开展，查德威克指出：“我们完成了这个循环，实现了埃及式的永恒形态，就像把蛇尾放进蛇嘴里。” 30
许多与查德威克同时代的人，包括可预见的既得利益者，都声称他的计划在技术上是不切实际的，成本太高，并且难以实施。最后，他的综合水利系统并没有被采用。由于地方政府不愿让国家决定其公共工程项目的类型或范围，且考虑到预算额度或别的限制以及其他优先事项，结果地方政府不断地对其施加压力。
尽管如此，查德威克的报告和他随后实施水利系统的尝试依然是近代卫生服务发生转折的重要标志。服务覆盖整个城市的4个基本标准第一次形成了联动：清晰的环境脉络（健康取决于卫生）、行政结构（需要集中的公共控制）、大量技术响应（投资新的基础设施），以及对于提供服务范围的认知（通过关注公共健康）。直到1875年《公共卫生法》的通过，这些标准才趋于一致，是查德威克的努力，才使得它们付诸实施。
新的卫生服务的发展是在19世纪中后期重要的公共卫生立法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查德威克对卫生运动本身的影响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已经有所减弱，但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被许多人看作他在卫生领域工作的巅峰之作。该法案标志着英国政府历史性地承担起保护公民健康的责任。与1866年的《卫生法》一样，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是处理卫生问题的现代法律机制的起点——不再仅与普通法中的妨害概念相联系。 31 立法引入了“法定公共妨害”的法律概念，至少在理论上涵盖了查德威克和他的同侪在1842年报告中指出的所有环境问题。 32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1848年的法案没有达到查德威克本人设想的能够主导卫生改革的预期。中央集权的反对者赢得了主动权，该法案未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方政府框架。只有当超过10%的纳税人提出申请，或者死亡率超过23‰时，才会设立地方卫生局。此外，卫生局被授予（但不是必须）任命卫生官员的权力以及承担铺路、排水和供水项目的责任。 33 政府设立了一个相对影响力较弱的中央卫生局，但其最初的任期仅有5年。 34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查德威克做了什么以及没有做成什么，共同促成了中央集权反对者的成功。报告没有明确说明中央机构将如何实施卫生计划，也没有说明该计划比过去和现在的地方行动到底强在哪里。查德威克的传记作家安东尼·布伦戴奇（Anthony Brundage）认为：“查德威克不愿直接与‘中央协调机构’打交道，可能是因为他害怕再次被看作渴望攫取权力的家伙，这一指责曾让他屡次遭到抨击。”他首先要做的是为其本人对于公共卫生状况的分析赢得支持，然后“当然会有一个只有查德威克才能正确指挥的行政机器”。如果这曾经是他的计划，那么很遗憾它并没有实现，而中央集权反对者最终赢得了胜利。 35
继1848年的法案之后，又有几项立法相继出台，其中许多涉及与卫生服务有关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关于污水处理方面。然而，卫生运动工作真正得以完善的标志是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而这已经是查德威克退出参与公共活动20年以后的事情了。几乎所有早期的立法都得到了整合（共有22项议会法案），并被扩展到一个非常全面的卫生法规中。随着1875年法案的颁布，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针对卫生问题进行立法。在19世纪晚期细菌学出现之前，新法案是公共卫生思想最广泛的表述，并为环境卫生固有的原则提供了主要动力。 36
在1842年的报告发表后的十多年里，查德威克的社会活动主要包括准备建立一种新的卫生系统，与立法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及努力保住自己在这一领域的事业。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哈姆林（Christopher Hamlin）令人信服地指出，关于查德威克水务计划的争论已经结束，而结束的标志“不是查德威克体系的胜利，而是对于灵活的、以客户为驱动的英国工程实践的肯定”。换句话说，英国工程师习惯于处理客户定义的问题（而不是倡导他们自己的技术愿景），并在没有单一技术解决方案的环境中工作。查德威克的系统设想了一个解决城市卫生问题的单一方案，正如哈姆林总结的那样，“查德威克的‘干线-支线’系统的组成部分整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没有明确的设计起点” 37 。
尽管如此，关于集合卫生系统的争论对英国卫生服务的发展以及英格兰的公共卫生设施观念向世界的传播依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丰富的净水供应是查德威克体系的核心，也是英国持续关注的主题，但人们更为关心污水的处理和利用问题。垃圾处理，或者狭义上说公共街道的清洁和处理垃圾的个人责任，从来都不是查德威克的卫生计划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某些方面，垃圾和其他固体废弃物在当时只是被当作碍事的东西处理，而没有被看成健康的威胁，这与人们看待下水道中携带病菌的污水的眼光大不相同。 38
获取和分配洁净水源的原则在19世纪初就已经基本确定。虽然直到1850年也很少有社区能满足自身的用水需求，但其做法和机制似乎已被充分接受。如果说供水问题在关于污水处理的争论中占有一定的分量，那应该是与不断变化的污水处理情况有关，这种变化因用水量的增加而不断加剧。19世纪，新的中央供水系统改变了许多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因为不断增长的需求（洗涤、洗澡、抽水马桶）导致了更大的抽水量。旧的污水处理系统根本无法处理从装有管道的家庭和企业排出的大量污水。 39
从1842年到1845年，城镇健康委员会成为有关污水处理的争论的焦点，这标志着输水系统逐渐普及的开始。 40 起初，污水流的问题引起查德威克的兴趣主要是因为现有的公共下水道和污水坑使得地表水和它所携带的物质很容易渗入地面，而不是在某些排水口沉积下来，并且根据查德威克的干线-支线系统设计，理论上提供了一种收集污水的方法，使之用于农田，为城市发展提供可能的收入。 41
查德威克需要工程师的帮助来实施他的系统设计。而土木工程是近年来才在英国出现的一个公认的工程学分支。1828年土木工程师学会在伦敦成立，标志着公众对这一学科的认可。土木工程与其他工程分支的区别在于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道路、桥梁和隧道等基础设施，以及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
18世纪英国工商业的扩张刺激了政府以外的新项目发展。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国家——尤其是军队——是整个欧洲工程的主要出资人。 42 而早在19世纪以前，从事“民用”（土木）工程的英国工程师们就已经开始交流思想，并确立自己的专业身份。 43
尽管土木工程专业在19世纪中期是相对较新的事物，查德威克和罗伊关于干线系统的观点还是挑战了当时的工程专业知识。大伦敦区有7个下水道委员会（查德威克认为这是腐败和低效的，确实有一定道理）。作为任命机构，他们经常维护那些为委员会服务的建筑师、建筑商和测量员的利益。他们同时也是“准司法机构”，负责管理而非建造或控制辖区内的下水道。尽管委员会和土木工程师之间的联系微不足道，但查德威克仍然对大多数工程师不接受他的水务循环系统加以抨击，就像他批评医生不从事预防医学一样。
于1847年成立的、旨在改革伦敦下水道管理的大都会卫生委员会成为查德威克攻击传统工程师的工具。由于查德威克的改良主义历史，再加上最近的一些追随者的怂恿，查德威克的攻击不仅针对对手工作技术上的低劣，还指出他们未能履行改善卫生条件的道德义务。他甚至抛弃了原来的一些旧盟友，包括他一度用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取代的罗伊。这位新来的技术专家原本是个泥瓦匠，后来自学了水力学，进而被提升为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的测量员。蛋形下水道被淘汰，釉面陶制管道取而代之。于是提高水流的速度成了查德威克的头等大事。
1849年，由查德威克主导的都市下水道委员会正式成立，其目的是修建大伦敦地区下水道系统。罗伊也于同期返回负责污水流动的实验。与此同时，干线系统也在接受测试。但事实证明从设计到施工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所收集的数据并不能支撑查德威克实施的方法。工程师们认为如果遵照他的原则，根本无法解决在施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查德威克的方法也在伦敦以外的地方施行。这项工作得到了卫生局的批准，后者负责修建卫生设施。根据哈姆林的形容，那是“查德威克最后的堡垒”。到了1852年，当大量完工的下水道足以用来评估这一方法时，结果令人失望。水路堵塞和中断现象经常发生。
查德威克接着又提出了加强行政控制的建议，他认为保持下水道畅通的方法是教育公众如何使用这些管道，并定期检查家庭之间的联系。大多数工程师和负责的行政机构对这些想法并没有多大热情，因此拒绝接受它们。意愿和执行之间的差距使查德威克的污水处理计划注定会失败——至少在赢得工程师的支持，使其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解决垃圾处理问题方面是这样的。哈姆林认为，查德威克试图改变下水道的用途，“从原本的清除地表和土壤中的水分，转为利用下水道快速清除废物”。虽然这两种功能都是必需的，但查德威克“不愿意承认需要独立的厕所和雨水下水道” 44 。
然而，反对者批评查德威克只是设计了一种补充性的处理系统，而不是一种独特的处理系统。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关于下水道设计的争论对于决定如何处理液体废物和应对不断增加的水量是至关重要的。查德威克强烈反对只是单纯为了排水而铺设下水道，因此下水道成为营造良好公共卫生斗争中的一个主要焦点。尽管他的技术方案、他对工程师的粗暴抨击以及他的专制管理方式使得人们并不看好他所设计的自由流动系统，但毫无疑问，他改变了人们对下水道价值的看法。
尽管如此，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作为开发集成的供水和下水道系统的对立方，渐进式修建下水道的方法成为公共工程的主要实践操作。查德威克未能顺利完成一项试点计划，这使得他的信誉大为受损。他的计划最大的缺点是过于雄心勃勃。在一个地方当局刚刚开始控制其公共工程、国家政府刚刚批准新的卫生规则的时代，很难想象会在这样规模的技术系统上进行投资。
虽然大多数英国城镇当时忽略了查德威克集成系统的细节，但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水运系统时代，下水道的建设得到了蓬勃发展。 45 尤其是在1847年，在议会授权地方当局可以直接往河流海洋排放污水之后，水运系统变得至关重要。以前的立法似乎更关心尽量减少住所附近的土壤污染和减少街道排水沟带来的困扰。 46
铺设输水系统不仅要求注意排水技术，而且要注意排水口和排水点的位置，还要注意新出现的、不同形式的水污染。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等城市相对较早地开始应对这些问题。 47
在霍乱流行之后，议会于1855年通过了《公共妨害清除法案》，该法案设立了伦敦市政工程委员会，用以建设完善的伦敦市排水系统。法律明确强调了建造下水道和利用下水道妥善处理废物的要求。约瑟夫·威廉·巴扎尔杰特（Joseph William Bazalgette）在那一年成为伦敦市政工程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并于1859年开始建设伦敦的污水处理工程。该工程的主要排水系统在1865年基本完成。 48
巴扎尔杰特曾是威斯敏斯特的一名咨询工程师，主要从事铁路方面的工作。28岁时，他因为身体状况辞去了工作。第二年，他重返工作岗位，职位是伦敦城市污水处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久，他被任命为总工程师。 49 巴扎尔杰特不赞同查德威克式的排水系统。相反，他提议为伦敦修建一整套主要污水截流系统，该系统为东西走向，在污水进入泰晤士河之前进行截流。 50 排放的污水将被输送到离城市很远的河流下游排水口。在退潮时可以通过重力流动带走污水，而在涨潮时需要使用水泵将污水导入河中。
排水口的位置设置是一个争议的焦点。在得到市政委员会的支持后，巴扎尔杰特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建议。起初这项提议并未被通过。而在两年后，政府的决策发生了大逆转，这主要是因为1858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大恶臭”。炎热的天气和成千上万个抽水马桶的使用产生了持续两年的恶臭，这是由河流潮汐到达处的污水腐烂变质造成的。船上的工作人员感到头痛和恶心，议会召开会议的时候也只能在开着的窗户上悬挂浸泡了漂白粉水的窗帘来勉强忍受。 51 威廉·巴德博士（Dr. William Budd）是这样记述的：
在人类历史上，近300万人所排放的污水第一次被带到一个巨大的露天阴沟中，在烈日下沸腾、发酵。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种臭气，以前从来没有污染到这种程度。至少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一场恶臭上升到历史事件的高度。 52
虽然工程图纸和游说没能取得成功，但是对鼻孔的直接攻击帮助巴扎尔杰特获得了胜利。在接下来的20年里，伦敦大约铺设了83英里的下水道，排干了100平方英里的城市污水。 53
抽水马桶使用量的增加和输水系统的实施使得污染问题从家庭转向河流和小溪。英国再次出现了上一代人对供水可能受到污染的担忧。因此，旨在大幅改善城市卫生条件的技术得以应用。查德威克的水务系统为在城市的卫生基础设施中设计一个完整的污水处理机制提供了理论的框架。但巴扎尔杰特的具体实施使得“管道的末端”不再成为问题。而围绕污水处理的斗争确实在降低死亡率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一项对英国的12个大型城镇在采用污水处理系统前后的研究表明，死亡率从26‰下降到17‰。 54
尽管查德威克的想法获得了当地政府委员会和许多官方研究的支持，但关于他将污水用作农业肥料的设想未能真正实现。到1880年，大约有100个城镇尝试用污水灌溉农场。那些接受过重复灌溉的作物，其产量增加的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城镇外围那些曾经用过污水灌溉的土地，但现在往往因为利益的关系而不再耕种。 55 当时一些英国农民使用新的浓缩肥料，如人工过磷酸钙或南美鸟粪，而不是哈姆林所说的稀释污水肥料，“不管是否需要，肥料一直是不请自来”。其他可用的解决办法还包括在液体污水中添加化学物质，产生沉淀或絮凝以回收肥料材料，或以干燥的形式收集废物。这些办法费用较高，效果也不太理想。 56
直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维多利亚人才开始利用生物化学方法处理污水。威廉·约瑟夫·迪布丁（William Joseph Didbin）是伦敦市政工程委员会的一位化学家，他是最早猜测细菌可能适用于污水净化的人之一。 57
通常，污水污染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政治和司法问题。溪流和河流的污染在英国尤其严重，因为英国的陆地面积有限，河道两旁的人口稠密，河岸两旁的数个市政当局共用水源。 58 对许多已经把纳税人的钱投资在水运系统上的城镇来说，向水道排放污水既便宜又省事。一旦废物被冲进了抽水马桶或通过管道离开了房子，市民对最终处理的兴趣就急剧下降——尤其是当他们的废物顺流而下时。当然，沿河和下游城镇的地主们对于这种有意无意的忽视非常抵触。
早在委员会的报告出台25年或30年以前，人们就开始关注河流的污染问题。但最激烈的争论始于19世纪50年代。比尔·瑞克金将伦敦关于河流污染的辩论与英国北部工业区针对该话题的辩论进行了有趣的区分。在19世纪中叶，伦敦的主导经济和社会结构显然是非工业化的；特别是当这个城市缺乏一个统一的自由制造业阶层的时候。因此，伦敦人是从商业和消费而不是生产的角度来看待河流污染。不断增长的郊区圈也使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利益和价值产生隔离。因此，在伦敦最令人讨厌的污染源是人类的排泄物，而不是制造业的废物。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抽水马桶和家庭污水的问题上，这个问题使当地各种既得利益者之间相互对立。
在工业发达的北部和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和那些想要限制制造业阶级权力的政府官员之间的斗争（或者想要获得对制造业的一些控制）的焦点集中在工业污染上，而不是人类的排泄物上。从本质上说，阶级利益和司法纠纷使19世纪英国对抗河流污染的过程变得错综复杂。 59
由于河流污染问题具有全国普遍性的意义，因此，为解决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英国开展了咨询、调查和新的立法。1857年，皇家污水处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其目的在于确定如何保护河流，以及如何确定处理污水的最佳方法。委员会指出，“我国河流和小溪日益严重的污染产生了一种具有国家级别的罪恶，迫切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它认识到，“城镇的日益清洁和内部排水系统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罪恶；它的增长将继续与这些改进成正比”。1865年形成的最终报告建议对污水进行土地化处理，但它对污水养殖的盈利能力并不十分关心。它明确表示应当禁止城镇持续产生污染，并指出污水池对当地的环境健康有害，应该用更现代化的排水系统来代替。这样的结论并没有有效地解决输水系统的污染能力，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转变机制。 60
11年后，《河流污染防治法》正式通过。作为水污染基本法，它一直使用了75年。然而，该法律保留了数条保护行业利益的法条，而执行该法律的权力则被几家地方行政当局瓜分了。 61
英格兰发展输水系统的经验可谓喜忧参半。家庭和商业机构安装了输水管道，拥有了一种有效排放污水的方法，这显然比老式旱厕和污水池有优势。但是这种出现在市中心的高效装置的代价就是几乎所有主要水道都出现了污染问题。污染负荷的增加直接威胁到供水的洁净，使上游和下游地区之间的关系恶化，并导致这些水道出现各种竞争性的使用。
1855年，《笨拙》（Punch）杂志刊登了一幅描绘泰晤士河肮脏状况的漫画，并配了一首题为“泰晤士王”的小诗，部分内容如下：
泰晤士王这个老头不常见，
他躺在泥床上，
他的脸是讨厌的黄色，
除了被黑泥弄脏的地方。
好哇！好哇！为了那烂泥汤！ 62
就在一年前，伦敦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宽街水井事件”（Broad Street Pump）。约翰·斯诺（John Snow）是伦敦的一位内科医生，他一直在研究霍乱的病因。在1849年出版的小册子《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中，他猜测霍乱是由一种有机毒素引起的，这种毒素可以随着人体排泄物排出。他相信，如果受感染的粪便进入公共供水系统，就一定会引发一场流行病。
在调查宽街附近发生的严重霍乱疫情时，他了解到在同一地区（拥有自家的水井）作坊里的工人中并没有发现霍乱病例。这使得斯诺找到了被污染的井。仅仅通过拆掉水井泵的手柄，他就结束了这场灾难。斯诺将污染的水和流行病联系起来，极大控制了霍乱的传播，并启发其他人开始研究水传播疾病。 63
像宽街水井事件这样的负面案例反映了受污染的水供应对健康的持续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局从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前期发生的霍乱流行中吸取了教训。1852年，议会通过了《都市水法》（Metropolis Water Act），要求所有从泰晤士河（以及其他供应城市用水的河流）抽取的水必须在1856年1月1日前进行过滤。1855年，作为对宽街水井事件的直接回应，伦敦市政当局要求所有的自来水公司提供过滤水。在接下来的10年内，英国和欧洲的许多城市都安装了过滤器或滤水渠。 64 按照当时的标准，过滤水是确保“安全”供水的最佳方式。直到19世纪80年代和细菌学的产生，人们才清楚地认识到，虽然过滤在与许多污染物作斗争方面很有价值，但它本身无法避免疾病通过水进行传播。 65
在19世纪，英国人一直致力于确保洁净水的供应，并提供有效的污水处理，这对欧洲大陆特别是北美卫生系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是技术上的改进，如抽水马桶、水泵、污水管道和慢速砂过滤器的出现，同时制定了普遍适用的标准。其次，立法和司法行为确立了基准，在某些情况下显示了政府和司法行动的局限性，因为在这个时代，自由放任的理念与大型公用事业监管和其他服务功能的需求是彼此抵触的。
19世纪中期英格兰新卫生设施的发展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并对美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卫生理念与适当的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需求之间的相互关联成为人们的信条。洁净水的供应不仅带来方便，还成为健康的必要条件。无论其用途如何——用于防火、工业生产或个人消费——获取足够数量的水必须与获得高质量的水相匹配（至少在当时条件下是这样）。正确的污水处理与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将废物从家中清走，可确保家庭不受水媒疾病的侵害，并且人们已经认识到腐败的废弃物会招致疾病。
遗产的另一个部分就不是那么明确了，但其意义仍然非常重大——提供新的卫生服务方式。回想起来，查德威克设计的水务系统显然是当时环境最复杂的概念。将卫生功能与一个单一的封闭系统相连接，听起来非常美妙，但被证明是难以实施的。
许多工程师不愿意开发一个超出他们与客户正常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由客户提出产品要求，工程师负责满足客户的愿望。许多工程师也不相信查德威克的系统能够奏效，即使他们有权力和资金来实施。这样一个庞大的建设项目的财政预算是非常难以计算的，更不用说由几方分摊了，即使分成几年来做也很难实现。
最重要的是，查德威克在实施他的系统时所期待的那种中央集权在一个充满强烈的分权倾向的社会中并不存在。在这个社会中，私营公司在提供服务，尤其是供水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和既得利益，英国卫生服务是一个由地方政府、私营公司和议会共同控制和管理的产物——根据地点的不同，采取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不幸的是，卫生服务的无法整合——或者至少无法协调——可能会使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推迟数年。哈桑的点评可谓恰如其分：
在包括污水处理和河流保护的整个供水服务实现现代化之前，为卫生设施增加供水所带来的直接环境效益可能是很有限的。事实上，一项不平衡的卫生改革计划可能在短期内加剧公共卫生问题。“自来水在上层人群中流淌，却污染了穷人的环境。” 66
但至少查德威克把蛇尾放进蛇嘴里的构想开启了一场对话，在这场对话中，现代卫生服务可以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被关注和评价。他通过卫生理念帮助建立了公共卫生改革的环境背景。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建立一个可行的行政结构来实施变革。他把对洁净和充足的水供应的需求与设计一个与之配套的废水排泄系统的必要性联系起来。
在英格兰人努力将卫生理念转化为国内的行动计划的同时，它也在世界其他地方推动了一场卫生革命，这里面也包括美国。
1. Charles-Edward Amory Winslow，The Conquest of Epidemic Disease （《传染病的征服》），1943；New York： Hafner，1967， p.243.
2. Ann F. La Berge，Mission and Method：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Public Health Movement（《使命与方法：19世纪早期法国公共卫生运动》），New York： Cambridge UP，1992， pp. xiii，3，283-284.
3. Asa Briggs，Victorian Cities（《维多利亚城市》），1963；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 16-17.
4. Asa Briggs，Victorian Cities（《维多利亚城市》），1963；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 19.
5. Anthony Brundage，Englands“Prussian Minister”：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1832-1854（《英格兰的“普鲁士大臣”：埃德温·查德威克与政府增长的政治，1832—1854》），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P，1988， p.4.
6. Anthony Brundage，Englands“Prussian Minister”：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1832-1854（《英格兰的“普鲁士大臣”：埃德温·查德威克与政府增长的政治，1832—1854》），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P，1988， pp.4-5.
7. D. D. Raphael，“Jeremy Bentham”（《杰里米·边沁》），The Collegiate Encyclopedia（《大学百科全书》）vol. 2，New York： Grolier，1971， pp.518-519.
8. Anthony Brundage，Englands“Prussian Minister”：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1832-1854（《英格兰的“普鲁士大臣”：埃德温·查德威克与政府增长的政治，1832—1854》），pp.7-11.
9. Anthony Brundage， Englands“Prussian Minister”：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1832-1854（《英格兰的“普鲁士大臣”：埃德温·查德威克与政府增长的政治，1832—1854》），pp. 150-157. 1889年，查德威克被授予爵士爵位，布伦戴奇认为：“这是对他许多重要贡献的迟来的认可。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他关于政府角色和结构的概念是正确的，因为他的专制、高度集中的方法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否定了。”参见Anthony Brundage， Englands“Prussian Minister”：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1832-1854（《英格兰的“普鲁士大臣”：埃德温·查德威克与政府增长的政治，1832—1854》），p.171。
10. Anthony Brundage，Englands“Prussian Minister”：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1832-1854（《英格兰的“普鲁士大臣”：埃德温·查德威克与政府增长的政治，1832—1854》），pp.35-77.
11. C. Fraser Brockington，The Health of the Community（《社区健康》）3d ed. ，London： J. and A. Churchill，1965， pp.29，32-33；Margaret Pelling， Cholera， 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1825-1865（《霍乱、发烧和英国医学，1825—1865年》），London： Oxford UP，1978， p.7；Winslow， The Conquest of Epidemic Disease（《传染病的征服》），pp.242-243；W. M. Frazer， A History of English Public Health，1834-1939（《英国公共卫生史，1834—1939年》）， London： Bailliere， Tindall and Cox，1950， pp.13，15.
12. Anthony Brundage，Englands“Prussian Minister”：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1832-1854（《英格兰的“普鲁士大臣”：埃德温·查德威克与政府增长的政治，1832—1854》），pp.79-81. 还有一些查德威克的其他传记，特别是 S. E. Fin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Edwin Chadwick （《埃德温·查德威克爵士的生活和时代》），London： Methuen，1952和R. A. Lewis，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1832-1854（《埃德温·查德威克和公共卫生运动，1832—1854》），London： Longmans，1952。
13. Anthony Brundage，Englands“Prussian Minister”：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1832-1854（《英格兰的“普鲁士大臣”：埃德温·查德威克与政府增长的政治，1832—1854》），pp.83-84.
14. 参见Briggs，Victorian Cities（《维多利亚城市》）， p.21；John H. Ellis， Yellow Fever and Public Health in the New South （《新南部的黄热病与公共卫生》），Lexington： UP of Kentucky，1992， pp.3，5-6。
15. Edwin Chadwick，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 W. Flinn ，Edinburgh： UP，1965， p.1. 查德威克一些同事的研究早于1842年的报告，也有助于关注公共卫生问题。例如，尼尔·阿诺特和詹姆斯·凯发表了《大都市某些发热生理原因的流行情况》；托马斯·索斯伍德·史密斯发表了《疾病和死亡的某些生理原因（可通过卫生条例消除）》和《20个大都市联盟和教区的发热流行情况》；以及下议院特别委员会关于城镇埋葬的报告。参见C. W. Hutt and H. Hyslop Thompson ed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Preventive Medicine（《预防医学原理与实践》）vol. 1，London： Methuen，1935， p.7。
16. Anthony S. Wohl，Endangered Lives： 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濒危的生命：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公共卫生》），Cambridge， Mass. J. M. Dent，1983， p.7.
17. 在此之前，医生们对个人幸福感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但直到1842年的报告之后，它才主导了人们对疾病因果关系的思考。参见 Roy Porter，“Cleaning Up the Great Wen： Public Health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清理巨大的拥挤城市：18世纪伦敦的公共卫生》）， in W. F. Bynum and Roy Porter eds.， Living and Dying in London（《伦敦的生与死》）， London：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1991， p.69。
18. 查德威克对身居高位的医生的批评与他对贫法医务人员的尊重形成了鲜明对比。参见 Pelling， Cholera， 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霍乱，发烧和英国医学》），pp.12-13。
19. D. B. Eaton，“Sanitary Legislation in England and New York”（《英格兰和纽约的卫生立法》），paper read before the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of New York，1872， p.6.在19世纪早期，公共卫生被视为地方事务，地方卫生委员会往往是流行病时期成立的临时机构。虽然改革者经常嘲笑地方政府腐败或不积极，但缺乏资金使得维持一个健康委员会变得困难。正如弗林（M. W. Flinn）所说：“换句话说，公共卫生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政治原则。事实上，到20世纪，这个棘手的问题被决定支持国家或地方当局对个人的强制，这不应该让我们忽视19世纪在这个问题上长期而频繁的激烈斗争，这些斗争必须在地方当局被强迫和充分装备之前得到解决，才能成功地解决他们的公共卫生问题。此外，他们不愿意把纳税人的钱花在不会给纳税人自己带来一些明显和直接好处的服务上；而且，缴纳税款通常仅限于居住质量较好的住房的人。”参见M. W. Flinn， Public Health Reform in Britain （《英国的公共卫生改革》），London： Macmillan，1968， p.14。
20. Daniel E. Lipschutz，“The Water Question in London，1827-1831”（《伦敦的水问题，1827—1831年》），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医学史公报》）42（Sept. Oct1968）：510，523-525；M. W. Flinn， Introduction to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 （《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导论》），hereafter Flinn，introduction，pp.9-10；Brian Read，Healthy Cities： A Study of Urban Hygiene （《健康城市：城市卫生研究》），Glasgow： Blackie，1970， p.9.
21. William Hobson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New York： Oxford UP，1979， p.4.
22. 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am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污染与控制：19世纪泰晤士河的社会历史》），Bristol：Adam Hilger，1986，p. 4.
23. Pelling，Cholera， 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霍乱、发烧和英国医学》），p.10.
24. 污秽究竟如何影响疾病传播是这些年来人们猜测的基础。正如克里斯托弗·哈姆林所说，查德威克和索斯伍德·史密斯主要关注的是“有毒或令人窒息的无机腐烂产物浓度”。德国化学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率先提出了腐败本身是“典型的病理过程”的概念。由于无法判断腐烂何时处于“病理模式”，卫生工作者有义务清除分解物质并防止其腐烂。19世纪50年代中期，李比希的“酵素类比”开始主导英国卫生科学，并被证明是疾病细菌理论发展的重要环节。参见 Christopher Hamlin，“ Providence and Putrefaction： Victorian Sanitarians and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Health and Disease”（《天命与腐败：维多利亚卫生学家与健康和疾病的自然神学》），Victorian Studies（《维多利亚时代的研究》）28（Spring 1985）：381-386。
25. Benjamin W. Richardson，“The Future of Sanitary Science-Political， Medical， Social”（《卫生科学的未来——政治、医学、社会》），Nature（《自然》）（July 5，1877）：189-190.
26. Brockington，Health of the Community（《社区健康》），p.30；Frazer， History of English Public Health（《英国公共卫生史》），pp.14-15；Hobson ed.， Theory and Practice（《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 p.4；Pelling， Cholera， 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霍乱、发烧和英国医学》），p.12；Flinn， introduction（《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导论》），pp.58-67.
27. Christopher Hamlin，“Edwin Chadwick and the Engineers，1842-1854： Systems and Antisystems in the Pipe-and-Brick Sewers War”（《埃德温·查德威克和工程师：管道和砖块下水道战争中的系统和反系统，1842—1854年》），Technology and Culture （《技术与文化》）33（Oct. 1992）：680.
28. 查德威克认为，该系统可以通过30年期贷款提供资金。参见Finer， Life and Times（《埃德温·查德威克爵士的生活和时代》），pp.226-229。
29. Read， Healthy Cities（《健康城市》），p.1012；W. H. G. Armytage， Social History of Engineering （《工程社会史》），London： Faber and Faber，1976， pp.140-141；Lewis， Edwin Chadwick（《埃德温·查德威克》）， pp.33，52-53，58-59，105. 根据布伦戴奇的说法，除了新系统在技术上的承诺，“它向查德威克推荐自己还有另一个原因——它倾向于将卫生运动从医疗问题和解决方案转移到新兴的土木工程科学将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域”。这可能是真的，但查德威克是否有意为之尚不确定。参见 Anthony Brundage， Englands“Prussian Minister”：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1832-1854（《英格兰的“普鲁士大臣”：埃德温·查德威克与政府增长的政治，1832—1854》），pp.81-82。
30. 引自 Finer，Life and Times（《埃德温·查德威克爵士的生活和时代》），p.222。
31. 关于妨害法的讨论见第一章。
32. 这种法律上的改进本身并不足以保护公众免受环境危害。
33. 关于地方对卫生服务的控制，参见 Christopher Hamlin，“Muddling in Bumbledom： On the Enormity of Large Sanitary Improvements in Four British Towns，1855-1885”（《混乱中的混乱：1855—1885年四个英国城镇大规模卫生改善的严重性》），Victorian Studies （《维多利亚时代的研究》）32（Autumn 1988）：59-60。通过对1860年至1885年间英国城镇进行的六个大型市政卫生改善项目的研究，哈姆林试图扭转这样一种观点，即英国地方政府在19世纪实现卫生改革的努力中的“疏忽、无能和阻碍”。
34. Flinn， Public Health Reform（《英国的公共卫生改革》），pp.31-32；Flinn，Introduction（《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导论》）， p.1；Frazer，History of English Public Health（《英国公共卫生史》），pp.108，110，135；Albert Palmberg， A Treatise on Public Health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Different European Countries （《公共卫生及其在不同欧洲国家的应用》），London，1895， pp.7-8；Brockington， Health of the Community（《社区健康》），pp. 35-38；Arthur J. Martin， The Work of the Sanitary Engineer （《卫生工程师的工作》），London： MacDonald and Evans，1935，p.5；Eaton，“Sanitary Legislation in England and New York”（《英格兰和纽约的卫生立法》），pp.15-18；Anthony Brundage， Englands“Prussian Minister”：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1832-1854（《英格兰的“普鲁士大臣”：埃德温·查德威克与政府增长的政治，1832—1854》），pp.113-133.
35. Anthony Brundage，Englands“Prussian Minister”： Edwin Chadwick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1832-1854（《英格兰的“普鲁士大臣”：埃德温·查德威克与政府增长的政治，1832—1854》），p.85. 布伦戴奇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19世纪40年代中期查德威克生活中一个奇怪的阶段。由于意识到执政的保守党政府不太可能推进卫生改革——因此他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查德威克在1844年和1845年参与了城镇改善公司计划。这家公司的目的是给城镇提供服务，而不是采取公共行动。查德威克对私人企业的参与似乎与他对边沁主义的承诺背道而驰。布伦戴奇认为，查德威克无法在皮尔政府中找到一个重要的公职人员的位置，这实际上导致他追求实用主义而不是原则——至少直到公司未能吸引到主要投资者，以及在政府中以卫生总委员会委员的形式重新出现的机会。
36. George Rosen，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史》），New York： MD Publications，1958， p.232；George Newman， The Building of A Nations Health（《一个国家的健康建设》），London： Macmillan，1939， p.24；Armytage， Social History of Engineering（《工程社会史》）， p.142，244；Brockington， Health of the Community（《社区健康》），pp.39-40；Martin， The Work of the Sanitary Engineer（《卫生工程师的工作》），pp.6-8.
37. Hamlin，“Edwin Chadwick”（《埃德温·查德威克》），pp.682，695.
38. 根据布莱恩·里德（Brian Read）的说法，公共当局的垃圾处理在19世纪50年代才刚刚开始，直到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强制规定才普及。在较富裕的社区，私人承包商——“夜工”——经常收集夜土。对于许多人来说，将垃圾储存在一个由砖或石板制成的结构中是很典型的。一些社区——特别是中上层阶级居住的地区——定期进行街道清洁，在查德威克斯时代，一些机械扫地机被使用，但更典型的是，街道被不定期地打扫，经常被用作各种废物的倾倒场。参见 Read， Healthy Cities（《健康城市》），pp.57-60；Flinn， Public Health Reform（《英国的公共卫生改革》），p.11；John F. J. Sykes， Public Health Problems （《公共卫生问题》），London，1892， p.291；Albert Palmberg， A Treatise on Public Health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Different European Countries（《公共卫生及其在不同欧洲国家的应用》），pp.116-117，209；John V. Pickstone，“Dearth， Dirt and Fever Epidemics：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British ‘Public Health’，1780-1850”（《饥荒、污秽和热病：改写英国“公共卫生”的历史，1780—1850》），in Terrence Ranger and Paul Slack eds.， Epidemics and Ideas：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Pestilence（《流行病与思想：对瘟疫的历史看法》），Cambridge： Cambridge UP，1992， p.137。
39. 参见 Flinn，Public Health Reform（《英国的公共卫生改革》），pp.17-18。
40. Charles J. Merdinger，“Civil Engineering Through the Ages”（《土木工程的历史》），Transactions of the ASCE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会刊》）CT （1953）：22，98.
41. Hamlin，“Edwin Chadwick”（《埃德温·查德威克》），pp.683-684.
42. 法国的工程传统比英国更古老，到1800年在法国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职业。然而，土木工程的传统在英国比在欧洲大陆发展得更好、更早，而且工程向所有阶层开放。参见Terry S. Reynolds ed.， The Engineer in America （《工程师在美国》），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pp.7-9。
43. Terry S. Reynolds ed.，The Engineer in America （《工程师在美国》），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pp.8-9；Merdinger，“Civil Engineering Through the Ages”（《土木工程的历史》），pp.3-4，18-19；Martin，The Work of the Sanitary Engineer（《卫生工程师的工作》），pp.24-26. 在罗马历史的早期，市政官——卫生工作者和建筑工程师的结合——负责监督和维护城市的沟渠和下水道。因为他们是受雇于国家的，所以他们不能像我们讨论的19世纪英国工程师那样被认为是土木工程师。参见 Freedman， Sanitarians Handbook（《卫生手册》），pp.3-4。
44. Hamlin，“Edwin Chadwick”（《埃德温·查德威克》），pp.681-706.
45. 1842年，汉堡成为德国第一个引入精心设计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城市。1851年，第一条现代下水道在巴黎里沃利街建成，1856年，贝尔格兰德计划的新下水道系统被采用。罗马直到1871年才有现代化的下水道。参见 William Paul Gerhard， Sanitation and Sanitary Engineering（《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New York，1909， p.100。
46. George W. Fuller and James R. McClintock，Solving Sewage Problems（《解决污水问题》），New York： McGraw-Hill，1926， pp.3，22-23；Hamlin，“Providence and Putrefaction”（《天命与腐败》），p. 393；Gerhard， Sanitation and Sanitary Engineering（《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p.100.
47. Flinn， Public Health Reform（《英国的公共卫生改革》），pp.40-41，44.
48. Richard Shelton Kirby and Philip Gustave Laurson，The Early Years of Modern Civil Engineering （《现代土木工程的早期》），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2， p.231；H. B. Hommon，“Brief History of Sewage and Waste Disposal”（《污水和废物处理简史》），Pacific Municipalities （《太平洋自治市》）42（May 1928）：161；Leonard Metcalf and Harrison P. Eddy， American Sewerage Practice（《美国污水处理实践》）vol. 1，New York，1914，pp. 5，10.
49. Read，Healthy Cities（《健康城市》），pp.15，20.
50. 在此之前，伦敦的下水道从北向南在泰晤士河上方、城市下方，直接向泰晤士河排水。
51. Armytage，Social History of Engineering（《工程社会史》），p.141；L. T.C. Rolt， Victorian Engineering （《维多利亚工程》），London： Allen Lane，1970，p.143；Flinn， Public Health Reform（《英国的公共卫生改革》），pp.37-40；Fred B. Welch，“History of Sanitation”（《卫生的历史》），paper read at the First General Meeting of the Wisconsin Sec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anitarians， Inc. Milwaukee， Dec. 1944， pp.43，45.
52. 引自 Harold Farnsworth Gray，“Sewerage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Times”（《古代和中世纪的污水处理》），Sewage Works Journal （《污水工程杂志》）12（Sept. 1940）：945。
53. Armytage，Social History of Engineering（《工程社会史》），p.141.
54. S. H. Adams，Modern Sewage Disposal and Hygienics （《现代污水处理与卫生》），London： E. and F. N. Spon，1930， p.52.
55. Nicholas Goddard，“Nineteenth-Century Recycling： The Victorians and the Agricultural Utilisation of Sewage”（《19世纪的循环利用：维多利亚时代和污水的农业利用》），History Today （《今日历史》）31（June 1981）：36.
56. Christopher Hamlin，“William Didbin and the Idea of Biological Sewage Treatment”（《威廉·迪布丁和生物污水处理的想法》），Technology and Culture （《科技与文化》）29（April 1988）：191-192；Hamlin，“Providence and Putrefaction”（《天命与腐败》），pp.393-394.
57. Hamlin，“William Didbin”（《威廉·迪布丁》），pp.189-218；Read，Healthy Cities（《健康城市》），pp.26-33.
58. J. J. Cosgrove， History of Sanitation （《环境卫生的历史》），Pittsburgh，1909， p.113.
59. Luckin， Pollution and Control（《污染与控制》），pp.49，141-143.
60. Metcalf and Eddy，American Sewerage Practice（《美国污水处理惯例》），1：1-2；Kirby and Laurson， Early Years（《现代土木工程的早期》），p.235；T. H. P. Veal， The Disposal of Sewage （《污水处理》），London： Chapman and Hall，1956， pp.2-4，16-17；Frazer， History of English Public Health（《英国公共卫生史》），p.225.
61. Elizabeth Porter，Water Management in England and Wales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水资源管理》），Cambridge： Cambridge UP，1978， p.26；F. T. K. Pentelow， River Purification： A Legal and Scientific View of the Last 100 Years （《河流净化：过去100年的法律和科学观点》），London： Edward Arnold，1953， p.9；Fuller and McClintock， Solving Sewage Problems（《解决污水问题》），pp.29-30；William Oswald Skeat ed. ，Manual of British Water Engineering Practices（《英国水工程实践手册》）vol. 1，Cambridge： Heffer，1969， p.9；“The London Water Supply”（《伦敦供水》），Engineering Magazine（《工程杂志》）2（Jan. 1870）：82-83；Clement Higgins， A Treatise on the Law Relating to the Pollution and Obstruction of Watercourses （《关于污染和阻碍水道的法律的论文》），London，1877， pp.1-2；Julius W. Adams，Sewers and Drains for Populous Districts （《人口稠密地区的下水道和排水系统》），New York，1880， p.39；W. Santo Crimp， Sewage Disposal Works（《污水处理工程》），London，1894， pp.7-30.
62. H. W. Dickinson，Water Supply of Greater London （《大伦敦供水》），London： Newcomen Society at the Courier Press，1954，p.106.
63. Stuart Galishoff，“Triumph and Failure： The American Response to the Urban Water Supply Problem，1860-1923”（《胜利与失败：美国对城市供水问题的回应，1860—1923年》），in Martin V. Melosi ed.，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1870-1930（《美国城市污染与改革，1870—1930》），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0， p.38.
64. 到1856年，柏林已经开始过滤供水。而巴黎早在1826年就开始进行供水的过滤。
65. 参见 M. N. Baker，“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Water Treatment”（《水处理的历史札记》），JAWWA （《美国自来水协会杂志》）26（July 1934）：905。
参见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污染与控制》），pp.35-37，41，45，48. 为了仔细研究水分析的发展，参见 Christopher Hamlin， A Science of Impurity： Water Analysi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杂质的科学：19世纪英国的水分析》），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根据哈姆林的说法，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专家们声称在分析水，但没有任何可靠的科学依据来确定污染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分析不是由无私的公共卫生专家进行的，而是由那些相互竞争并代表不同利益的人进行的。参见第3-9页。
66. J. A. Hassan，“The Growth and Impact of the British Water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世纪英国水工业的增长和影响》），Economic History Review （《经济历史评论》）38（Nov. 1985）：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