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这个项目的研究开始于1988年，得到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简称NEH）研究计划部门的大量资助。尤其是项目主管丹尼尔·P.琼斯（Daniel P. Jones），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信心，并耐心地等待我的劳动成果。没有基金会的帮助，这本书根本就写不出来。我也很幸运地从其他几个地方得到了大量的补充资金，包括美国鹏斯快克公司。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对我开放，使我可以在华盛顿找到一些非常有用的手稿和期刊收藏。杰弗里·斯泰恩（Jeffrey Stine）馆长在这里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在校园里，人文、美术和交流学院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休斯敦大学和休斯敦清湖大学联合建设的休斯敦环境研究所为本书的最后三章提供了关键的财政援助。休斯敦大学能源实验室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工作的支柱，包括这个项目。我想特别提到的是能源实验室的前主任，已故的阿尔文·希尔德布兰特（Alvin Hildebrandt），他不仅支持通过了我的几项提案，而且对于我在城市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抱有浓厚的兴趣。

早些时候许多人对我的最初建议和后续的迭代提供了批评。我的同事吉姆·琼斯（Jim Jones）帮助我从一个模糊的概念开始起步，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广泛研究，并帮我撰写申请启动经费的提案。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路易斯·凯恩（Louis Cain）是第一个向我介绍路径生成理论的人，并帮助我完善了一些关于城市服务的想法。工程师鲍勃·埃斯特布鲁克斯（Bob Esterbrooks）就卫生工程的作用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我还受益于哈罗德·普拉茨（Harold Platts）对整个手稿的透彻阅读和精辟评论，受益于乔尔·塔尔（Joel Tarr）关于这个主题的渊博知识，受益于约瑟夫·科维茨（Josef Konvitz）使我看得更深刻。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同事对我的最初提议或部分手稿进行了评论，包括皮特·安德鲁斯（Pete Andrews）、彼得·毕晓普（Peter Bishop）、布莱恩·布劳内尔（Blaine Brownell）、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迈克·埃布纳（Mike Ebner）、鲍勃·菲舍尔（Bob Fisher）、大卫·戈德菲尔德（David Goldfield）、萨姆·海斯（Sam Hays）、休伦·霍伊（Suellen Hoy）、彼得·赫吉尔（Peter Hugill）、肯·杰克逊（Ken Jackson）、克莱顿·科佩斯（Clayton Koppes）、约翰·林哈德（John Lienhard）、沃尔特·纽金特（Walter Nugent）、乔恩·彼得森（Jon Peterson）、乔·普拉特（Joe Pratt）、马克·罗斯（Mark Rose）、克里斯·罗森（Chris Rosen）、布鲁斯·西利（Bruce Seely）和吉姆·史密斯（Jim Smith）。在巴黎第八大学和赫尔辛基大学的两次短暂教学机会让我在法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同事和学生身上验证了我的一些想法。

幸运的是，我有几个勤奋的学生，他们找出了大量的参考书目，为我复印了数千页的书籍和文章。特别感谢布鲁斯·博布夫（Bruce Beaubouef）、邵布伊（Thao Bui）、查尔斯·克洛斯曼（Charles Closmann）、汤姆·凯利（Tom Kelly）、杰克·麦克林蒂克（Jac McClintic）、郎古彦（Long Nguyen）、伊丽莎白·奥凯恩（Elisabeth O'kane-Lipartito）和贝尔纳黛特·普鲁伊特（Bernadette Pruitt）。至于我们的公共历史系主任克里斯汀·沃马克（Christine Womack），非常感谢她用了数百种方法使这本书变得更好。休斯敦大学安德森图书馆、法律图书馆，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埃文斯图书馆，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美国公共工程协会（APWA）图书馆的馆员［特别是霍华德·罗森（Howard Rosen）和康妮·哈特莱恩（Connie Hartline）］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指导。特别感谢比尔·阿什利（Bill Ashley）和他的大学同事在休斯敦大学媒体服务中心帮助复印书中的照片。

在这个项目的早期，美国地方协会的主席乔治·F.汤普森（George F. Thompson）要求与我合作开展《城市卫生史》的研究编纂工作，并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真心感激乔治长期以来对我工作的热情帮助。

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卡罗琳（Carolyn），我们的女儿吉娜（Gina）和阿德里娅（Adria）。当我在文件上乱翻，对我必须做的工作发牢骚，对所有的事情都抱怨，对什么事都不管不顾时，她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忍受我。

最后，这本书带给我的满足感可能比我以前写任何东西都要大，我想与上面列出的所有人分享这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