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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现代政治学发轫于京师大学堂，但政治学学科发展离不开众多高校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一些老牌政治学院系的建设。回顾和反思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对于繁荣和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学术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本篇访谈“政治学人”平台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金安平教授，希望通过政治学的专业视角进入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的历史，以此进一步思考政治学的未来与发展。
本期学者 金安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治学年鉴》主编。研究兴趣涵盖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比较政党与政党制度、政治学学科与学术发展史。著有《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等。
政治学人： 金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平台的专访！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有比较政党、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学科史，您能简要谈谈政治学学科史具体研究什么内容吗？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中国政治学学科史？
金安平： 虽然不知道从何而来，我们也能走向远方，但是清楚地知道历史和过去的路，我们迈向未来的步伐就会更加清晰和坚定。我觉得每门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学科史研究即知道“从哪里来”的问题。政治学作为一门非常重要且比较早就落地中国的现代学科，如果没有学科史研究作为基础的话，我们今天很多研究可能都有点“虚”和“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那些包括民主、国家、革命、权威、集权和分权甚至治理等很多概念或者话题，100多年前的中国政治学者都讨论过了。可以说，很长时间里我们提出的基本的概念、理论、方法或者新的议题并不是特别多，很多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对一些老问题的重新审视和一些具体问题的解释。所以我很好奇，我们现在的学术议题、做的研究，哪些是前人做过的，哪些是前人没做过的？100多年前近代政治学者就已经提出和讨论的那些概念和话题在今天到底得到了哪些推进？中国政治学成体系、成规模的学术新贡献，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出现？在这里应该致敬老一辈的中国政治学者，100多年前，在中国整个社会科学水平和国人的知识文化水平都非常低的情况下，他们就已经开始讨论和研究那些至今还在讨论的话题。如果我们今天对这些话题没有更多新的贡献，应该感到惭愧。
另外，北大政治学是现代政治学在中国最早的落脚地和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之一，作为在北大政治学系从事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老师，我觉得有责任把北大的政治学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展脉络梳理清楚。当然，我个人也很喜欢进行这种追根溯源的历史研究。
政治学人：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在您看来，当时中国知识界与政治界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政治学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对于今天政治学学者讨论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西方化与本土化有哪些启发和借鉴？
金安平： 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许多学人都认为，在近现代政治学科在中国出现之前，中国是有政治学的，比如中国有专门研究政治统治术的，还有被称为“政学”的。但有意思的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在中国出现以后，基本上一下子就把现代政治学的范式和中国传统的统治术区分开了。作为舶来品，中国现代政治学开始是按照西方的政治学范式设立的，我国最早的一批政治学学者基本是留学回来的，比如到1929年时，北大政治学的教师队伍中，除了一名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其他都是留学回来的。他们按照对于中国人而言还陌生的西方现代政治学的框架，包括课程设置、学系管理和现代大学理念，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学学科，这一步是个捷径也是不能省略的“拿来主义”的学习和借鉴。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结合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的本土化努力。北大政治学系教授陈启修在1929年写的政治学著作就叫《新政治学》，能看出当时的政治学学者在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包括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和中国问题。当时北大的政治学课程设置中，很早就有“市政学”和“市政管理”的课程。为什么如此强调市政呢？这与当时中国现代化的节奏有关。民国时期，一些官员和学者也提出了现代化的建设计划。他们认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就是城市化，城市化了就要加强市政管理。1919年前后，朱启钤在北京曾经推进现代市政建设，要改造以封建帝制为核心的旧城，建立现代化的城市，北京旧城里出现了一批现代的社区和现代化的城市设施。可以说北大的市政管理课程正当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市政侧重于管理，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在当时中国，市政建设却还有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涵。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实践课中，参观北京市的市政管理的安排很多。又比如在当时的国际关系、外交学课程体系中，开设了有关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中国通商史、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等课程，这也和当时中国收回主权运动有关。因此，当时北京大学的政治学专业，虽然是有西方色彩的，但其研究和教学表现了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观照，体现了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努力。通过从京师大学堂的进士馆、仕学馆到早期北大政治学系学生的毕业去向和职业生涯的研究可以发现，除了出国继续深造和到中央政府就职外，其他大部分毕业生是到基层从事教育或行政管理工作，比如县一级就很多。如果当时学校开设的都是一些比较西化的理论课程，没有一些本土化的有关中国现实的知识和技能的课程学习，他们到地方上是很难开展工作的。
政治学人： 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创立正值当时救亡图存的国家与民族危急时刻，在您看来，这种社会背景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创始产生了什么影响？中国现代政治学又是如何折射出当时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背景的？
金安平： 中国现代政治学发轫于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本身就是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创立的。救亡图存，需要维新；维新就要有人才，培养人才就得办学校。即便是维新运动失败了，救亡图存、培养人才的任务还在，所以京师大学堂的得以保留实际上是当时维新派、守旧派对于培养新政人才所达成的一个共识。这个大背景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创始产生了重要影响，京师大学堂刚设立的时候，在几乎还没有按照现代大学进行系统的专业分科培养的条件时，先设立了培养新政人才的速成教学单位即仕学院。这时对新政人才的理解和洋务运动的时候已经明显有所不同，除了洋务所需的技术人才之外，要重点培养的是政治和行政的现代管理型人才，这才有了一开始的仕学院的建立，而仕学院的政治专门讲堂，正是政治学学科的渊源。可以说，政治学学科从创立开始就和当时的维新、新政的背景紧密相关。
关于现代政治学是如何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背景的问题，我主要是从当时政治学的课程设置方面来探讨的。当时政治学课程的内容表现出了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的一种强烈的需求，也反映了当时对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理解和认识，比如当时进行宪制改革，就设置了有关宪制方面的课程；现代政治要否定帝制、实行法制，就在政治学学科中设置了大量的法学课程，用今天的话来说政治学需要解决如何依法治国的问题。因此早期的政治学基本上是政、法不分，是合在一起的。政治学学科刚开始属法政科，后来法政科改叫政法科，最后叫法科，一直在法政之间纠缠。查北大课程表可以得知，当时政治学的课程设置有一半是法学类的课，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有一半的课是相同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吁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的要求，政治学课程设置中明显加大了相应的内容。总之，在符合政治学学科发展规律下，政治学的课程设置和添加是与当时中国的政治进程紧密相关的。
政治学人：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启蒙民智、救亡图存中发挥着重要的开拓与引领作用。您认为，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当时的国家社会历史环境下，他们是如何将政治学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的？
金安平： 早期的政治学人经历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比如清朝灭亡与中华民国建立、北伐战争与军阀的统治、南京政府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民党统治走向专制腐败等。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出现了两种类型的 政治学人： 第一种是政治参与型的，即积极参与时政事务。他们的参与方式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直接到政府就职，出谋划策来影响政策；第二是占据多数的，就是办杂志报纸，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有关时政的文章或批评或建议。虽然当时很多文人都发表文章，但政治学人因为接受过专业训练，所以他们的时政文章会更为深刻，更具学术性和预见性。第二种是完全学术型的，他们比较少参与时政事务，更多的是埋头专注于学术研究，即所谓学术救国。总的来看，中国政治学界的“老学究”比较少，大部分人都属于积极参与型的。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政治学人对政治的关切、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和他们的学术研究有时候是不好区分的。因为政治学很大部分是研究当代的政治社会问题的，很多问题比如地方行政、税制、社会治理等都需要与实际相结合、通过调研来开展研究的。我们常常分不清哪些是从政的热情使然，哪些是专业使然。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今天可能也会存在。
政治学人： 您最近出版了新作《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以下简称《发端与拓展》），您能简要梳理一下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演进过程吗？
金安平： 北大政治学是整个中国现代政治学最早的发源地和落地之处，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北大政治学学科史，并且这本书也主要集中在发端和拓展期。虽然目前还没有研究到整个中国的政治学发展过程，但可以以小见大，从北大政治学发展历程来窥探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和演进过程。北大政治学的120年，大体可以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刚提及的这本书的时限，从1899到1929年的发端与拓展期。这30年，北大政治学在课程设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学术成果方面，对中国现代政治学作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到20世纪20年代末，全国有20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专业或者政治学系，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新版图。第二阶段是1929到1949年的20年。这个阶段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阶段，既是中国国家建构和国家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又是充满分歧和不确定的时期。北大政治学人和其他中国政治学人一样，既想为国家的现代发展贡献政治智慧和政治知识，但又处在国家有着不同发展方向的政治选择中，学术与政治交织在一起，是对政治学学科和学人的考验。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给中国政治学带来了新的观察政治的方法和角度以及为新的国家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案的机会。众所周知，1952年，这个学科一度被取消。但政治学学科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在北大，就分散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法律系、哲学系等。这中间，还出现了20世纪60年代北大政治学系的短暂重建和国际政治系的建立。第四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到21世纪初，政治学再一次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建制，北京大学捷足先登，率先恢复重建。在21世纪到来时，全国已经有多所大学建立了政治学专业或者政治学系，而且发展迅猛，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高地。第五个阶段是从21世纪开始。这一阶段北大政治学和全国政治学一样，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规模得到了空前的扩大。
政治学人： 您在新作《发端与拓展》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档案材料，通过细密的考证与分析，全景式地描述和论证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诞生缘由与初生样态。您能简要谈谈研究学科史的方法吗？这种精于史料考证的研究方法对于政治学研究有何启示？
金安平： 我认为，目前来说政治学学科史研究还没有专门的或固定的研究范式和方法。首先就是要掌握大量一手材料。虽然做研究都要看资料，但是根据研究的东西不同，看资料的重点是不一样的。研究历史人物就主要看回忆录和日记，要研究学科史就得看课程、课表、老师的讲义、学生的论文或作业、教授会和学术评议会的记录等这一类的材料。比如，我们在《发端与拓展》一书中重点研究了当时北大政治学是什么人在教学、教的是哪些内容，学生学到了什么和以后能做什么等方面内容，用这些来衡量当时的政治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否达到，以及当时在学术上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其次，要把学科史、学术史、学系史结合起来，建立一个三位一体的综合视角。近代学术和近代教育是以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为重要依托和基地的，而大学又是以学科和学系的建立与形成为基础和核心的，它们互为影响因素。一个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一定要依靠大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学科的划分与大学的分科教育是紧密相连和互相成就的。
另外，学科史研究中要求的史料掌握和考证，对政治学研究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研究和讨论不是建立在历史材料真实的基础上，甚至是在虚假的信息或不真实的资料上的推理、讨论、论证。政治学需要逻辑思维和理论思考，但如果材料和假设前提就是错的，即便你的逻辑推理过程再复杂，分析得再玄妙，结论也可能是荒谬的。但我们现在搞政治学的人很多都特别忙，没有工夫去阅读历史材料、仔细考证材料，有的人在最便利的互联网、自媒体上获取到一些有趣的说法或者材料，就据此分析论证，也不管材料是不是真实的，“以讹传讹”的事很多，更大的问题是会带来误导。
政治学人： 您对中国现代政治学学科、学术、学系的产生作了详细的考证，尤其侧重对学系建制的研究。您认为今天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制与发展和过往相比，都有哪些传承、断裂与创新？今天的高校可以从以前的学科、学术与学系建制中汲取哪些有益的养分？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一流政治学科有哪些启发？
金安平： 我们不能认为因为行政干预使得政治学学科建制停滞了一段时间，就等于政治学的完全断裂，建制是断裂了，但学术没有完全停止。比如当时在北大虽然取消了学科建制，但是政治学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和老师分流到当时的法律系、哲学系和经济学系等。在建制取消期间，在包括外交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等政治学分支的研究上还是有一些成果的。但是，学科的建制和学科的设置确实非常重要，它讲究延续性。如果在大学的学系取消一个学科建制，其实是对这个学科的毁灭性打击。我们仔细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北大政治学学科的课程设置和专业方向，虽然那时没有现在所谓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概念和区分，但那时政治学系（一般的系是一级学科为基础的）的设置，是把政治学作为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一级学科来对待的，其所下设的学术方向和今天的二级学科的主体研究方向也非常相似，对具体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视和关怀，通常是以增加课程来表现。所以可以看到，政治学学科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无论具体内容和知识有什么变化，但是学科本身是有标准和规律的。
至于吸取有益的养分和启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按照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来建设学科，尤其是要认识学术议题与学科建制的关系。学科建设是百年大计，哪些是学科层级的问题，哪些是学术研究课题，这些需要根据学科发展的规律来界定。
政治学人： 近年来，政治学者围绕“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这个重要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您能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的演进过程谈谈当今的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吗？
金安平：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无法说清楚。因为今天的政治学和早期政治学面临的环境是不太一样的。当然，政治学要为国家的现代政治进步、政治现代化服务的使命都是一样的。但要从历史中能完全推导出今天和明天，也是不太可能的。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今天的中国政治学的去向，还不能完全从中国政治学的历史走向中导出，有可能我们在某一个关节点面临选择时已经做出了和历史不一样的选择。
政治学人： 您对政治学学科与学术发展史有深入的研究，对于政治学是什么、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等问题会有独到的理解。对于初入政治学大门的年轻学子，您有什么学习政治学的建议吗？
金安平： 据我所知，很多新入这个专业的学生是在完全不知道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的情况下学政治学的，并且有意思的是，不知道这些似乎也可以做出很多研究成果，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大家不知道这个学科的历史也可以学习和研究，学生也都能毕业或做出成果。即便如此，我认为这仍然是有欠缺的、不完美的，这种不知情的学习多少有点缺少厚度和底气。就像我一开始谈到的，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话题不是新话题。很多学生在论文选题时想出来一个话题以为发现了“新大陆”，但实际上是老话题。学习学科史是必要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所以，我很愿意开设一门学科史的课，让学生有历史感和使命感地学习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