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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世所罕见的伟大奇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1世纪以来，在恐怖袭击、金融危机、政治极化、民粹浪潮和地区武装冲突等的轮番冲击下，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遭遇了重重困境。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令人深思的现象？如何解读世界大国围绕民主等政治价值展开的激烈纷争？中国政治学界该如何构建中国之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如何总结好中国发展的经验优势，进而向世界阐释好“中国之道”？如何实现中国政治学的自立、自主和自强？本次访谈邀请到了张树华教授，共同探析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进展与现状，解码中国之治。
本期学者 张树华，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民主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研究》杂志主编，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委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政治、世界政治，重点关注苏联及俄罗斯问题、民主化比较研究。专业研究领域成果丰硕，首发论文、研究报告及文章6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含译著）30余部。4项科研成果获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近30篇研究报告获中国社科院优秀对策信息奖。曾主持或参加20余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科院重大（重点）课题研究。
政治学人： 张老师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政治学人”平台的采访！我们先从您的学术经历谈起吧。您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曾在莫斯科大学求学并取得博士学位。您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树华： 1986年，我自南开大学外文系提前一年修满学分毕业，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1987年中苏恢复教育交流，我在1989年考取了国家教委的公派研究生，并于1990年3月进入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研究生、苏联的准博士，专业是政治社会学专业，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我初到莫斯科时，正值东欧剧变。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发起民主化改革热潮，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在莫斯科大学就读期间，我几乎每天不断地搜集和阅读大量的俄文报刊和图书资料；通过电视等传媒直接观察苏联社会舆论的变化，跟踪分析新闻和政治事件；同时也积极接触苏联学术界、政界的一些人士，了解和讨论这个过程。这一切不仅为我的博士论文输入了养分，同时也进一步淬炼了我的政治信仰和学术立场。
4年后，1994年初，我完成了用俄语撰写的副博士论文《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中俄政治改革比较研究》，剖析了苏联政治改革的历程及教训，总结了中国均衡改革发展稳定的秘诀。我的论文答辩受到与会俄罗斯专家的高度赞扬。毕业答辩之后，我便启程回国，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工作。但我与莫斯科大学以及俄罗斯学术界的情缘和纽带从未间断。后来我受邀成为《莫斯科大学学报》和俄罗斯科学院专业学术刊物的国际编委。毕业20年后，2014年又被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授予荣誉教授称号。
我亲身经历并目睹了苏共败亡、苏联解体这场轰轰烈烈的历史性大事件，这为我从事苏联-俄罗斯问题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我并未局限于此，在继续关注苏联-俄罗斯问题的同时，还把比较视野落在新兴民主化国家的政治衰败以及西方国家的自身民主困境上。从研究苏联-俄罗斯民主化问题到研究新兴民主化国家政治衰败再到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困境，这些研究经历和成果，铸就了我的政治立场，坚定了我的学术自信，也为我后来关注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关注中国之治，解码中国奇迹的政治秘诀提供了理论支撑。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这段时间，我的研究聚焦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民主化”改革教训上。我出版过关于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民主化原因与教训的专著，如《私有化是福？是祸？——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1998）、《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2001）、《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2003）、《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训》（2008）等；后来通过历史视角全面总结俄罗斯改革道路，出版了《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一书。我还组织编选翻译过《普京文集》（2008）、《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2011）等。
2004年，我从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调到政治学研究所工作，受命组建比较政治研究室。当时国际上一些国家不时爆发“颜色革命”。面对新兴民主化国家的困境，为了有效防范和应对“颜色革命”，我提出破解西式民主迷思、破除民主化误区、树立正确的民主观。
2007年初，我调任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文献中心）副馆长，并兼任《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主编。2011年8月，在院党组领导下，组建信息情报研究院，我担任首任院长。在这10多年间，我逐渐拓宽学术研究领域，将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国家纳入我的研究视野，提出西式民主化悖论、西式民主异化变质、西方政治衰退等命题，提出要坚持政治自信和学术自信，应推出中国升级版的民主研究框架和范式。就此我出版了相关专著，例如《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2015）、《新民主观与全面政治发展》（2018）等。
2019年春，我又回到政治学所任所长。在分析研究苏联—俄罗斯问题、所谓“转型”民主化国家衰败以及西式民主失灵、治理失效的基础上，我开始关注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解码中国之治，解释中国成功的政治秘诀，并出版了相关专著，如《制度兴衰与道路成败——世界政治比较分析》（2022）、《民主观与发展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政治学》（2022）、《中国之治：制度体系与治理效能》（2023）等。
30多年来，我不敢说为社会作了多大的贡献。如果说有一些成绩也要感谢伟大的国家和这个伟大的时代。多年来，我做事、做成事的原则和动力主要是：责任、坚持和自信。
回忆起来，有一些场景令我至今印象深刻。例如，2002年初夏，应俄罗斯科学院的邀请，俄罗斯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代表团。团长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副团长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代表团成员均为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专业的领军人物。代表团马不停蹄，在不同场合宣讲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经验，曾经的苏联总理、院士、苏联航天英雄等各界名流聚集一堂，形成了一场场思想与智慧交锋的“头脑风暴”。近200人的多领域、跨学科的思想和知识的盛筵，对我最大的考验是如何始终自如、流畅地做好中俄文交叉互译。我当时作为团员，同时承担了全程主要的口译工作。应对这些高强度、大容量的口译工作，既需要充足的语言和知识储备，也需要过硬的反应能力、经验，甚至是体力。
在访问考察的那10多天里，我常常是早6点起床，晚10点才结束工作。作为主要翻译，我不能有丝毫怠慢，嘴巴不停，翻译不止。嗓音沙哑了，从随队医生处要几颗含片；胃口不好，吃不下饭，喝几口水权当充饥。最后，我的翻译打动了中俄众多同行专家的心，也赢得了随行的我国驻外使馆外交官的由衷赞叹。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些院士们纷纷称赞：中方的翻译流畅、准确，完整地传达了演讲人的思想，充分地表达了双方的情感，巧妙地烘托了交流现场的气氛，恰当地提高或放大了中方的气势和气场，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年后，2006年初夏，我陪同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浙江。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杭州接见代表团一行。习近平同志超凡的风度和行云流水般的谈吐给俄罗斯院士们留下深刻印象。俄方代表团团长、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尼基别洛夫院士当面对我的全程陪同和翻译表示感谢。他说：“你的翻译让我更加了解中国，我脑海里对中国的印象和理解总是与你相关联。”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欲看人生壮丽风景，青年时期要海纳百川、积蓄能量、把握方向、砥砺前行、奋力攀登。正可谓：“山至高处人为峰，海到尽头天是岸”。
政治学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冷战后30年来，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令世界瞩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您如何看待中国奇迹、中国式现代化背后蕴藏的政治密码？
张树华：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被外界誉为“21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奇迹”背后最显著的“政治密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全面而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坚持民主、稳定、效能等统一的治理理念，坚持全面、协调、包容性的政治发展路线，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所在和政治依托。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披荆斩棘、艰苦探求，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没有选择照搬照抄、全盘西化的死路、绝路。中国道路是立足中国国情自主探索出的，具有浓厚的本土化特色；中国道路坚持以民为本，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道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其顺利成长的基本原因；中国道路坚持“五位一体”的有机统一，坚持“四个全面”统筹推进，坚持新发展理念，从而实现了发展合力最大化；中国道路的关键秘诀是科学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秉持全面性、稳定性、发展性、协调性、民主性、包容性相统一，实现了民主法治、权利秩序、廉洁效能等政治价值的有机统一，实现了持续、协调而全面的政治发展。全面的政治发展观强调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及人的发展的平衡，强调政治发展应当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世界和平与进步。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与优势包括：（1） 稳定性。稳定性体现在稳定的政治秩序、有序的政治参与、法治与民主并行、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等几个方面。（2） 发展性。谋求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出发点和目标。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3） 持续性。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按照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总体事业的部署进行，一方面，始终与国家发展战略保持同步；另一方面，在发展大局的指导下，政治发展也有自身的战略、规划、步骤，是持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4） 协调性。协调性既体现为政治发展价值目标——民主、法治、效能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又体现为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互协调。（5） 人民性。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较好地处理了民主与集中，个人权利、集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等关系。（6） 包容性。提倡“包容性”“团结性”，绝不意味着拒绝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而是要以全面推进政治发展的理念带动民主的进步，通过政治发展解决社会问题，为经济提供政治保障，带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社会和谐。
坚持全面政治发展观，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拥护中国政治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全党坚强有力的政治核心，有利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增进最大共识度、形成最大凝聚力”，有利于维护稳定的政治发展氛围，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形成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方针政策。
作为中国道路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冲破了西方固有的“民主—专制”单一化思维定式和双重标准，抵制住了西方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幌子的文化霸权的侵扰，排除了“激进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一元论”的干扰，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开放的发展视野，顺应人民意愿，秉承全面、协调、包容的发展理念，开辟了世界政治中一条独具特色和卓有成效的发展之路。
政治学人： 您刚刚提到西方固有的“民主—专制”单一化思维定式，据观察，西方世界逐步陷入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瓶颈，这与“中国之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您看来，西方世界如今面临怎样的发展困境？困境的根源何在？
张树华：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恐怖袭击、金融危机、政治极化和民粹浪潮的轮番冲击下，西方世界在持续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困境中步履蹒跚。究其根本，是西式民主陷入理论迷思和实践困境。西式民主本质上是资本的统治，是金钱政治，是寡头政治。西式民主有着先天性基因缺陷，经过两三百年的演变，始终没能洗去其阶级差异和种族歧视的印痕。
从源头上看，冷战后至今的西式民主，主要来自冷战时期数代西方民主理论家的改造。以选举为核心要素的精英民主理论，历经罗伯特·达尔、萨托利等几代西方民主理论家的不断充实、打磨，逐渐被确立为西式民主的标准模板，并在少数西方大国的主导下被包装成所谓的“普世价值”。从世界政治的角度看，冷战后的30年，西式民主极力独揽话语权并塑造全球政治格局和价值取向。
然而，冷战后西式民主全球扩张的30多年，同时也是其理论出现破绽、实践渐次“破产”的30多年，是其内部出现整体性、系统性危机的30多年。在此期间，西式民主严重透支、过度超载。以选票为导向的西式民主操作系统漏洞频出，政治软件程序携带并传播病毒。加上金钱、传媒、种族、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西式民主已经异化变质。选举变成了“选主”“争主”“乱主”“烂主”，大选变成一场政治下注、情感赌博和权术赌场，西式民主演化成几年一次、表面喧闹的选票市场、选举闹场、政客秀场、政党赌场。在这种赌博性、表演性的民主“秀场”之上，人民主权被改造为人民被动地选择“统治者”，民主的实质也被分解为简单的、碎片化的选举操作。
近年来，西式民主在理论上走入极端，在逻辑上陷入悖论，在实践中落入泥潭。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深陷经济和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2016年以来，伴随着民粹和排外浪潮的冲击，西式民主陷入空前困境。尤其是2021年1月发生在美国首都的冲击国会山暴乱，彻底撕下了美式民主的“国王的新装”，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式民主的乱象和丑态。
冷战结束以来30多年间，“民主”一词被西方阵营强行垄断并蛮横地滥用。在西方阵营内部，民主被赤字化、异化、劣质化。在西方政治阵营内外，民主被绝对化、教条化、工具化、简单化、武器化。然而，几十年来的世界政治现实刺破了西式民主的伪善和“完美”表象——非西方国家因照搬西式自由民主而政治乱象频发，西方政治阵营暴露出越来越多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痼疾。这些都彻底颠覆了西式自由民主的种种神话，击碎了在少数西方大国的不断煽动下所泛起的诸多“民主泡沫”。
冷战后30多年的历史表明，世界政治动荡的乱源在美国。美式民主模式失灵了，美式民主对外输出失败了，美国频打民主牌失效了。有着基因缺陷，又身染政治病毒的美式民主神话破灭了，在全球实施民主化改造的战略破产了。美国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式软实力大幅度缩水，国际形象与政治影响力大跌。
如今，西方世界不得不承受“民主赤字、社会撕裂、政治对抗、治理失能”之累，俄罗斯等所谓的转型国家不得不承受“全盘西化、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之害，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承受移植西式民主失败、民主异化变质和劣质民主之苦。
世界政治发展规律深刻证明：民主是一种十分复杂、多维的政治现象。无论是作为政治概念、政治观念、政治价值，还是作为政治制度、政治模式、政治体制，抑或作为政治道路、政治进程，民主都是历史的、成长的、变化的、具体的、多样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唯我独尊，将民主垄断化、私有化，进而工具化、武器化，将民主变成称王称霸、肆意打压他国的工具。
政治学人： 那到底什么是好民主、好政治呢？在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中，我们树立了怎样的民主观，又是如何构建中国之治的？
张树华： 民主作为全人类美好的价值追求，各国都有其实现路径。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各国民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的社会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民主道路不同，民主形态各异，只有适合国情、符合民意、惠及民生、赢得民心的民主，才是好民主。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将民主人权工具化、武器化，把民主“普世化”，以民主“教师爷”自居，否定民主多样性，甚至干涉和破坏他国民主，给人类和平发展带来了严重祸端。2021年德国发布的民主认知指数显示，在53个国家的5.3万名受访者中，认为美国才是民主最大威胁的高达44%，而在德国这个比例超过了一半。
中国民主是人民民主，中国之治是人民之治。首先，人民民主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保障最大多数人民权利。人民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方位参与民主政治，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体现人民意愿、听到人民声音、做到人民至上。
其次，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而不是间歇性的、场次性的选票市场、选举闹场、政客秀场、政党赌场，而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实践与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
最后，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做摆设的，而是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是真实、有效、管用的民主。因此，人民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民主，是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好民主，是具有深厚现实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的高质量的新民主、好民主。
在明确何谓好民主之后，何谓好政治也需要回答。与好民主一样，世界上不存在通用的好政治模式，只存在通用的好政治标准。好政治的标准即必须获得人民信任，必须符合人民预期，必须满足人民意愿。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一项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政府的总体信任度达到97.3%，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分别为96.8%、91.4%。另外，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攀升至91%（持续排名第一），而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则跌至39%。因此，好政治不是他国强加的，而是本国人民拥护的；不是宣传标榜出来的，而是人民真正享有的。只有符合好的政治标准，才能增进人民对民主道路的信心，才能形成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同，才能凝聚人民对民主价值的共识。
政治学人： “全过程人民民主”也是近年来中国民主研究的主要理论增长点。2021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研究中心，《政治学研究》也集中刊发了多篇民主研究的佳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民主研究中心主任与《政治学研究》主编，请问您如何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理论优势，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独特作用？
张树华： 中国的民主是一种新质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独特表达和最新概括。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进中，我们要注意丰富人民民主形式、创新人民民主实践，提炼中国的民主观和政治价值理念，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近两年，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提出后，国内不同学科的学人从不同角度予以了多维的阐释。我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有以下几个本质特征：其一，人民至上、群众路线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起点和政治底色。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体现人民意志、真实保障人民权益、有效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依靠人民主体参与，旨在保障和实现人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广泛权利的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坚持人民至上，守民心、惠民生、聚民意、汇民智、解民忧的“人民观”是新时代政治观的本质精髓，也是新时代民主观的思想本源和价值体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从全体人民根本需求出发，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民主真不真，根基在人民。民主好不好，民生最重要。民主假与真，关键看民心。
其二，社会主义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规定与根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首先，社会主义与民主密不可分。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社会主义民主能否稳步发展，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探索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现代化道路，不断健全民主政治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优先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压倒一切的紧迫性、优先性问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和发展不能偏离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中国发展民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根本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们既不能走过去封闭僵化的、被实践证明走不通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属性的邪路，更不能裹足不前、故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这样社会主义民主才会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其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民主高质量与治理高效能的统一。在中国，民主不是仅仅行使间歇性投票权的狭义和狭隘的民主，而是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的民主，是一整套全新、系统完备、运行良好、机制高效的民主体系。中国共产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真正的民主是形式与功能的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道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民主恳谈会、村民议事会、村（居）民决策听证等一系列丰富多样的协商形式，实现人民群众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更有效的民意表达，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还内蕴群众参与和人民监督内涵。
政治学人： 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在世界政治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中国之治”蕴含的“中国之道”对人类政治文明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树华： 中国之治，是人民之治，是良政善治，是国泰民安，是安居乐业。中国创造了中国之治的伟大成就，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首先，中国之治开辟了世界政治新路。中国之治是数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东方大国的现代化实践，是不靠殖民掠夺、民族奴役、对外侵略战争的现代化探索，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最伟大而成功的实践。
中国之治的成功，打破了美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一统天下、无往不胜的“神话”，克服了美式教科书中难以化解的人民、国家主权与市场化、民主化等逻辑悖论，开辟了世界历史上一条独具特色而卓有成效的发展之路。
中国之治实现了以全面而协同的发展格局统合“自由民主、秩序稳定、清廉效能”等价值目标，实现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稳定性、发展性、持续性、协调性、实效性，开辟了世界政治新道路，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合理。
其次，中国之治开启了人类政治文明新样态。中国之治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中国孤岛论”“西方模式完胜论”“西方中心论”“美式价值普世论”。当前，个别西方国家仍然固守僵化过时的西式民主一元论和冷战思维，动辄以民主的名义拉帮结伙、分裂世界，妄图挑起所谓“新冷战”。在这些国家的政客眼中，世界上只有“同我者活”“逆我者亡”，国际上没有合作和共赢，只有你下我上、非输即赢的“比、争、斗”。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中国的发展观超越了传统的大国竞争逻辑，我们眼中没有“淘汰赛”，也没有“擂台赛”“拳击赛”。世界的进步，靠的是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田径赛”“接力赛”，中国之治所体现的发展观和全球观超越大国对抗的逻辑。中国眼里的世界是一个争芳斗艳的大舞台，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
最后，中国之治蕴含了中国人民对于合作和安宁的美好期盼。全世界各民族文化和政治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人民对于和平发展、公平公正，互帮互助、共建共享，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在此过程中，中国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作为，赢得世界各国的认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更应该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认识到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不断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大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实现新发展。
政治学人： 您曾提到中国政治学界应在努力破除西方话语逻辑陷阱的基础之上，突破有基因缺陷的西式政治模式的天花板，实现政治学的自立、自主和自强，这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和“如何做”的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敢”又“如何做”呢？您对中国政治的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抱有怎样的期待？
张树华： 我们需要抓住提高原创能力这个关键，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更好地服务决策、服务大局。为此，我们要从自身的发展现实中去提炼本土化的理论，用自主化、中国化的理论来认识中国、解释中国，指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中国的发展奇迹、远景、未来征程中的风险，需要政治学提供理论逻辑解释与知识应对。中国的发展奇迹需要本土化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发展远景目标需要政治学的理论指导。中国发展面临的风险和问题需要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反思。
其次，任何理论的适用都有特定条件。西方的政治理论只是适用于特定场域，用其解释全世界范围的问题或现象存在欠缺，其理论输出有着鲜明的霸权主义底色。西方政治学理论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若不顾自身条件，囫囵吞枣，盲目照搬，拾人牙慧，只会让自己陷入思维矛盾，或落入逻辑陷阱，或进入死胡同，与中国的现实越离越远。
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建设势必要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要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提供知识和智慧。为此，构建中国政治学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中国共产党通过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将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走上改革和建设之路，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才能保证不脱离中国实际。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国家走向成功的关键。政治学作为治国安邦之学，它的发展必须围绕这个最大的实际展开，这样才能保证理论有现实指导意义，有生命力。在政治学研究中，坚持党的领导不仅要体现在政治导向的正确性上，还必须体现在思考党应该如何更有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是坚持服务人民的原则。中国的政治学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学。西方政治学是资产阶级政治学，思考的是如何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罔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的政治学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全面发展为导向，强调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目前中国政治学的热点议题，比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这些话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的政治学要一以贯之，坚持为人民作学问，为时代著文章，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人民服务，回馈人民群众，回应社会期盼。
四是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当前西方政治学在中国面临解释困境，在其生长的土壤中也面临着解释危机。中国政治学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即必须坚持与时俱进，自立、自主、自为、自强，坚持理论自信和学术创新，发展我们的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由此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而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好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就必须精准把握好从中国之制迈向中国之治的重要关节点。
五是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坚持本土化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对西方政治学理论一概弃之不顾。对待西方的政治理论，我们应善于取长补短，努力做到融贯中西，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政治学。不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对人类未来的思考以通达的方式告诉世界，推动中国和世界联通的进程，促进文明互学互鉴。
当下，中国实践积累起的治理成效与经验已经相对成熟，中国政治学界应在努力破除西方话语逻辑陷阱的基础之上，突破有基因缺陷的西式政治逻辑体系的天花板，实现政治学的自立、自主和自强。中国的政治实践视野开阔，使得研究者能够突破西式自由民主“一元论”的束缚，在全面发展观的宽广平台上探讨民主与发展、民主与治理等问题的方向和着力点。我对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政治学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每一次世界历史的跌宕起伏，都有其深刻的政治根源。那么，我们在认识世界变革与调整的同时，应该如何把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尤其是应如何自主探索中国政治学的前景？
张树华：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政治思潮变幻激荡、政治格局分化重组的新时代。对于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我们有理由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切实肩负起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责任，这更是一份责无旁贷的时代重托。
第一，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5·17讲话”，提出了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期待。建设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个最为根本的遵循就是，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中心，立足中国，在“特色”“风格”“气派”等方向性基础性领域下功夫，将当代中国的“时代性”“民族性”“科学性”“创造性”等深深融入中华文明和当代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去。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第二，要善于总结中华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提炼中国智慧，构建中国方案。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优秀的文明史，拥有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的悠久且灿烂的传统文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性资源。其中，既包括历代盛世王朝治国平天下、物阜民丰的有益启示，也有着王朝末世战乱频仍、国计民生凋敝不堪的负面教训。所有这些综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今天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宝贵历史资源。
第三，要珍惜和拓展当代中国这座资源宝库，凝练思想，升华理论，提升学术研究层次和水平。要坚持以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尤其是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问题研究等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不断加强对我国发展和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研究，加强重大社会思潮辨析引导，推出更多高水平研究成果。
中国政治学要实现自身真正的发展乃至崛起，走自主探索的道路是必然路径。自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有破有立，中国政治学自主之路走过了几十年的艰辛探索。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此，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托更为广阔的中国政治实践及其需要，这样才能不断将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探索推向新阶段。
总之，立足新时代，把握新机遇，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大背景。在此基础之上，还必须秉持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坚定不移地走自主探索的学术道路。面向未来，中国政治学学者要立志高远，不畏艰辛、不辱使命、奋发有为，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真学问、大学问。
政治学人： 作为中国政治学会的常务副会长，您想对支撑中国政治学未来的青年政治学人说些什么？
张树华：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亲临和目睹令人瞠目的世界之变、历史之变。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政治学人，理应也能够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大形势下提供真知灼见。希望你们立足中国大地，仰望星空，展望世界。你们有幸近距离观察和感受中国政治的运行和社会脉动，有机会纵览天下风云变幻。
希望你们胸怀理想，与时代同行，为人民做学问。在火热的实践中和广阔的世界语境中激扬文字，阐发思想，锤炼品格。
希望你们用中国政治学人的答卷来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也为阐明中国之理、建构中国之学、弘扬中国之道做出你们新一代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