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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不仅处于高度空前的历史站位，而且已经走进了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不仅面临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也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步入从以往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阶段性变化。正是诸如上述一系列变化，推动着中国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对外开放在开放战略、开放理论、开放格局、开放理念以及开放规则等方面作出一系列调整和变化，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呈现出五大新特征。
如果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实施的开放战略，主要是简单融入甚至可以说是被动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的话，那么，新时代中国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转向了积极推动甚至引领经济全球化新发展。第一章的分析表明，尤其是在逆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必须通过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才能更好地谋划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承接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技术和产业的全球扩散，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借助于大量利用外资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方式，快速而全面地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之中，由此实现了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国实施了开放战略，恰好迎合了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整合和利用全球资源的需要，充任了它们的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创造地和全球出口的重要平台。全球要素分工的特点以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要素禀赋的现实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只能以“被整合者”的身份融入全球价值链，对国际分工尚无主导和掌控能力，更谈不上推动和引领。因此，中国前一阶段的对外开放表现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简单融入甚至可以说是被动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体系，由此带动的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扩张，包括出口贸易的增长奇迹，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出口导向”的结果。
这也是为什么部分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误将中国前一轮出口贸易的井喷式增长误读为出口导向的根本原因所在。
毋庸置疑，全球要素分工的快速演进，虽然为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等初级要素优势提供了机遇，但是国际分工深度演进中存在的“机会不均等”和“地位不平等”问题和矛盾的不断积累，逐步成为制约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发达国家将其内部利益分配失衡的治理失序和治理能力的缺失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并兴起了逆全球化思潮，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使得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的关键阶段。与部分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在各种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场合，多次强调和重申要坚决拥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维护和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的，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要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实际上，步入新时代的中国，正在通过中国自身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贡献新动力、通过中国自身的道路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贡献新选择、通过中国态度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贡献新力量、通过中国智慧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贡献新理念、通过中国实践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打造新平台，
从而为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全球化指明方向和道路，已然成为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担当者。
中国开放战略，实现从简单融入经济全球化到推动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转变，从成因上看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有内部因素的作用。从外部环境角度看。众所周知，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主要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动和引领下进行的。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近年来主要源自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呈现出从暗流涌动到浊浪滔天的发展变化趋势。上述趋势突出表现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对多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包括对华贸易摩擦及其不断升级。显然，原本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推动者的发达国家，现在转身褪变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搅局者，这不仅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正常进程，也恶化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此时，中国继续走简单融入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老路，显然面临着可持续困难。当然，如果进一步深究美国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尤其是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的根本原因的话，现有研究已经表明，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遏制中国崛起是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进而发动经贸摩擦的根本原因。
其背后的逻辑意蕴显然是“中国已经走进了世界舞台中心”，在受世界经济影响的同时也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在享受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同时越发需要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担当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因此，面临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或者说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开放战略从简单融入发展到推动引领，不仅是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更好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基于改善开放型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自身需求。从内部因素角度看，应该说，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不仅在经济体量上实现了快速扩张，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和领域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包括完备的工业体系、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以及诸如被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的某些领域的技术赶超等等。经济体量上已经取得的在位规模优势，以及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些内部因素的变化或者说由此带来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调整，决定了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合作与竞争，必须从以往简单融入的被动嵌入经济全球化，向主动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转型。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实际上中国开放战略从简单融入向推动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不仅具有中国意义，更具有世界意义。对于中国的意义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坦言的，“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当然也就需要更加优越的外部开放环境。而在经济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阶段，中国积极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本质上有助于构建和营造更加有助于中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此外，从简单融入到推动引领，反映的也是一国分工地位的变迁以及由此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取分工和贸易利益能力的变化，是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而所谓的“低端嵌入”甚至“低端锁定”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益有限，一直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诟病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目标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转向推动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战略转型，对于新时代中国自身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至于其中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但是，当前部分发达国家有悖历史发展大势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兴起了逆全球化思潮，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冲击、破坏和割裂了全球已经构建起来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产生了极具破坏力的作用和效果。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严峻挑战的关键阶段，中国敢于勇立潮头，积极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本身就是顺应发展大势的表现，对维护和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体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为了能够使得其他更多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是首要前提。
没有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无从谈起开放发展的积极外溢效应，中国也就无法基于商品流、要素流、资金流、人员流等各种贸易和投资关联，更好地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溢出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绝非停留于在世界经济增长中贡献了多少的统计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正是中国开放战略实现上述转型的世界意义所在。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实现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任何开放发展战略实际上都是与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并且是在发展着的开放发展理论指导下不断调整和完善，以更加符合新实践发展的需求的。因此，中国开放战略从以往简单融入到当前主动推动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转型，实际上伴随的是对外开放理论的演变和发展。具体而言，为了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全球要素分工演进新趋势以及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并提出了内容广泛、内涵丰富的开放发展思想，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想，这标志着中国的开放理论实现了从对外开放到开放发展的深化。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也结束了封闭半封闭的状态，逐步走向开放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1980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第一次将“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公之于世。
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对外开放成为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中，利用国际市场主要是扩大出口，利用国际资源主要是利用外资。
概括而言，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建设经济特区、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以及自力更生关系等六个方面，具体指导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我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对外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在世界新格局和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开放，既面临机遇，也要应对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开放发展作为引领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中国经济发展将继续为世界带来巨大的正面外溢效应。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阐释，新时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大体可概括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毋庸置疑，就像市场化改革一样，我国的对外开放也是在探索中前进的。在不断对外开放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放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外开放实践的理论总结，必然表现为一个发展过程，必须能够反映和迎合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需求。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开放发展理论的提出，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实践背景和原因的。换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开放发展理论的提出，正是为了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全球要素分工演进新趋势以及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形势、新变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对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推动力，基本已经衰竭，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尚未暴发，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机制尚未形成，在此背景下，各国为抢占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制高点，产业和科技竞争可谓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美国对华发起的经贸摩擦表现出的价值链排挤战和科技排挤战，可以看作是其中的典型表现之一。二是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出现了重大调整和变化。在全球要素分工带来的战略机遇下，一批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逐步提高。尤其是相对于处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达国家而言，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表现更为出色，从而使得全球经济重心进一步转移，其中，中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东升西降”转移的重要引擎。三是逆全球化因素增多，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源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复杂性、多变性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增多，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全球要素分工演进新趋势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尽管面临着逆全球化等因素的阻断作用，但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等客观规律作用下，当前全球要素分工演进仍然呈现出“逆向创新”“研发国际化”等新趋势和新特点，作为要素分工演进重要保障的经济规则正在从以往“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的高标准化方向发展。
至于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一方面不仅表现为劳动力等初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从而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步消逝，另一方面还表现为通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基本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并正在向实现强起来努力的伟大飞跃。
上述内外条件的深刻变化，使得“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也呼唤着新时代指导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的新理论。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双循环新发展理论应时代需求而诞生的历史和实践成因。
应该说，习近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外开放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开拓了政治经济学开放发展理论的新境界，成为新时代中国全方位升级开放型经济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总结，并且为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理论依据。具体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双循环新格局的开放发展理论，将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乃至经济全球化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一是以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为核心，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经过40多年的开放，我国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放布局需要完善，更需要创新，以深化开放程度、提高开放水平。二是以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为主要内容，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2019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指出：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优化开放布局，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实际上进一步阐释了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完善体制机制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三是益于以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抓手，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发展合作关系。互利共赢是习近平总书记双循环开放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要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四是指导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由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遵守者向制定和改变规则的参与者转变，是习近平双循环开放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当前，全球经济规则治理体系和规则未能与时俱进，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亟待补充和完善。
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开放发展的利益，中国应该也有能力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勇于承担国际义务，为完善国际经济体系作出贡献。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思想。
伴随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开放战略的转型，发展高层次、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成为新时代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就在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战略部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我国新时代开放型经济发展需求而作出的。
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格局具有单一开放的突出特征。所谓单一开放格局，主要是指在各种层面上以单维度开放为主导。比如在要素流动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利用外资为主导，而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严重不足；在贸易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发展出口贸易为主导，对进口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和发挥不够；在产业领域层面上，对外开放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并由此带动形成了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具有“单兵突进”的突出特征；在外部市场的空间格局上，主要依托发达经济体强劲的需求市场，特别是依赖于美欧日三大传统市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拓明显不足；在内部区域的开放格局上，主要是利用优惠政策和区位地理优势，率先实现和促成了东部地区开放发展高地，但与之相比的是中西部地区陷入了开放洼地；在价值链分工维度上，主要表现为集聚在附加值创造能力相对较低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和阶段，与高附加值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等环节和阶段的专业化发展水平还相距甚远；在依托的比较优势上主要凭借人口红利等初级要素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但是对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的培育和利用严重不足，等等。上述单一开放格局的传统模式在特定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创造了巨大的开放发展成就。但是伴随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成为新时代中国开放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单一开放的传统格局相比，所谓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表现在要在横向维度上不断扩大开放范围和拓宽开放的领域，还表现为在纵向维度上要创新开放方式、提高开放层次等“全面开放”。
具体而言，就是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即在进一步加大和强化沿海地区开放力度和优势的同时，不断向沿江、内陆、沿边以及中西部地区等拓展蔓延；拓展对外开放空间，即在进一步巩固对传统市场开放优势的同时，加快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放大向东开放优势，做好向西开放文章；加快走出去步伐，即在高水平“引进来”的同时，还要大踏步地“走出去”；扩大开放发展范围，即继续拓展和深化制造业领域开放的同时，逐步放开服务对外开放；培育创新发展动能，即在继续发挥和利用好传统优势的同时，更加注重培育创新驱动等竞争新优势；加快推动形成制度型开放，即在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新时代中国国情决定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符合中国开放发展的根本利益，换言之，新阶段中国国情的“双重性”是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根本原因。应该说，新时代中国国情具有的“双重性”特征在全球独一无二，这种特殊情况决定了高水平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是特定发展阶段进一步获取开放发展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是能够更好地在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中使全球受益的需要。所谓中国国情的“双重性”特征主要是指，一方面，从经济总量角度看，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体量和规模上超过了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从人均收入水平角度看，仍然处于全球中等发展水平的阶段，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经济中“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双重性”正是新时代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这一特殊国情正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现实背景和实践基础。“总量第二”的现实国情意味着，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而充分利用本部市场规模优势，可以突破以往本土市场需求不足从而过度依赖外部市场需求的单一发展模式，据此吸引全球更为优质的要素和资源，促进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现有研究指出，包括体量规模在内的国家层面优势可以成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依托，
而且中国“引进来”也有助于更加有效地促进“走出去”。
因此，从引进来的角度看，中国依托自身巨大的体量优势集聚全球更为先进的资源和要素，必然有助于培育创新驱动的竞争新优势，必然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必然有助于延长价值链环节的国内分工部分，从而促进区域更加协调发展，推动内部区域开放格局更加完善。依托庞大体量规模的在位优势，从促进走出去的角度看，同样有助于在全球范围整合和集聚优质要素和资源，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和水平，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可见，“总量第二”形成的规模优势能够推动中国开放发展向纵深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人均中等”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在现有优势产业上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不仅意味着可以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继续发挥传统优势，尤其是通过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在国内不同地区的梯度转移，拓展和延伸产业链长度，延长产业、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也意味着中国仍然具备产业升级的巨大空间，尤其是在继续承接发达国家现有成熟技术和产业的进一步梯度转移，进一步摘取全球价值链中“高悬的果实”方面。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见，“人均中等”的特殊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开放发展可以同时在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两个方向进行拓展和深化。总之，正是“总量第二”和“人均中等”的双重性特征，使得新时代中国的开放发展既具备一般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也拥有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优势，双重性特征带来的双重优势的叠加效应，使得新时代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具有可能性，同时也具有了必然性。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对于新时代中国开放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的单一开放发展模式积累起来并日益突出和严峻的诸如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从而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层次，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而且同样符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在解决前文所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存在的“地位不平等”和“机会不均等”方面的问题上，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或者说，能够为其他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机会，能够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模式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中国推动和引领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是有别于前一轮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对此，我们在后文将会进行进一步阐释。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其引领作用通常随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开放战略的转型，还是开放理论的演进，抑或完善开放格局的战略部署，都离不开先进理念的引领。在对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有着深刻认识和把握、对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解读有着精准研判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领中国开放发展乃至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先进理念，本质上是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经济论述的新拓展。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占地为王”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世界“和平与发展”大环境和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靠殖民掠夺和发动战争的“占地为王”方式推进的。而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让世界各国打开国门，所依赖的主要理论指导就是自由贸易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比较优势论。即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均能够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比较利益。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正是在这一自由贸易理论的指导下以及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提供制度保障的大力推动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也正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在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中，选择和承接了具有比较优势的诸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通过获取比较利益，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平心而论，获取比较利益正是中国前一轮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目的。况且，在中国成长为巨型开放型经济体之前，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极其有限，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在获取比较利益的同时，更多地关切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利益。这也是处于“穷则独善其身”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时，本质上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弱势者”，“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路径选择就是明证，因此发展利益实际上更加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关切。总之，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中国一贯秉持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局限于被动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以获取简单的比较利益。然而，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形势的演变，以及中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时代，中国一贯秉持的“互利共赢”也从简单地注重比较利益，升华到关注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境界，即创新性地提出和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以引领中国新一轮开放发展和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中，中国已经践行这一开放发展理念，比如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中国谋求与周边共同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明证。
“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的提出，主要是因为以往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传统思维和认识，其固有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并难以继续发挥推动和引领作用。
实际上，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有意或者无意地过度重视市场经济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华盛顿共识”下，更加关注资本所有者利益而对劳动者利益关注不够，更加侧重于满足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照不够，使得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演进过程中不断放大，从而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特定阶段后，其内在局限性及其由此所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就成为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突破发达国家以往传统认识的局限性，需要提出更为先进的理念来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并且在此过程中，作为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理应发挥应有的角色和作用，这也是适应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正是基于时代的呼唤和现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这一先进理念能够突破以往经济全球化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尤其是有效克服“华盛顿共识”的痼疾，因而将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理念。如果我们把传统“华盛顿共识”的痼疾和思维局限性概括为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以及利己主义的以偏概全三个主要方面的话，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先进性就在于，能够有效克服上述三个方面的局限性。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性理念的“合和共生”突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加符合新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合作共赢”突破了赢者通吃和丛林法则的传统思维局限，更加契合世界经济发展新阶段“开放”的本质内涵；“共商共建共享”打破了利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更加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变化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
从简单获取比较利益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发展理念转变，最主要的时代意义之一就在于，从经济全球化发展角度看，能够有助于中国引领新时代经济全球化新发展。更确切地说，有助于中国推动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
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共生发展。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要素分工的兴起逐步构建起来的全球生产网络，加之需求的全球化，已经使得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相互依赖格局。在这种复杂的生产和需求网络中，各国之间的开放利益不再具有独立性，而是呈现出彼此之间的依存性。换言之，利益创造和利益获取更加具有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典型特征。无论是生产过程还是需求层面，都已经通过各种要素流和商品流等形成的链条关系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传统的贸易条件改善论等能够让本国获取更多利益的理论，可能不再具有适用性，因为在利益创造具有复杂链条的新型关系和格局下，“损人利己”的传统获利方式反过来也会影响自身利益。同样地，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等看似伤及对方的举措，反过来同样也会使自己遭受损失。当前美国发起并不断升级的对华经贸摩擦就是典型例证，即美国在损害中国开放发展利益的同时，同样也在损害自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总之，在全球要素分工这一新型国际分工形态下，世界各国由于共同处于生产和消费的复杂网络之中，或者说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和阶段无不通过各种链条链接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发展对“共赢”有着更加本质的内生需求。也就是说，只有真正实现更加公平公正的“共赢”，各国才能够实现更好的增长，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将无法通过压榨和剥削其他国家利益实现自身“一枝独秀”。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分工演进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贡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发展先进理念，对于引领中国乃至世界各国走向全球增长共赢链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和意义。
全球经济规则为经济全球化顺利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也是各国开放发展的基本遵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就是在遵守现行全球经济规则下进行的。实际上，前文所述的中国简单融入或者说被动融入发达国家推动的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其中“被动”的另一层含义就包括中国只是充任现行规则的接受者。然而，伴随着诸如上述各方面的一系列开放转型，中国要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然要求在开放规则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目前，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处于调整和重塑的关键阶段，中国从原有的被动接受到补充完善，正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在开放规则方面实现重大转型的重要表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主旨演讲指出，“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而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紧迫性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
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需要与时俱进。为了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调整的需要，中国不仅通过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参与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等方式，力图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规则，更重要的是正在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补充和完善贡献智慧和力量。如同现有研究指出的，“中国倡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始终以新的合作观为指导，坚持以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为重要基础，按照市场规则和商业原则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充分尊重合作伙伴的意愿和选择，既不强人所难，也不勉为其难，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不包办代替合作伙伴的事务”。
实际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补充和完善当前全球治理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即解决着现行经济规则中平等参与不够、联动发展不够以及包容性增长不够等问题，也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哲学基础，即以共存、共赢、共享的哲学思想，替代传统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功利哲学思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对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一种补充和完善，而不是另起炉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坦言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是在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中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
中国在开放规则方面从被动接受到补充完善的转型，一方面当然是基于中国自身开放发展的需求，即为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争取更加公平的制度和规则，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参与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需要，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作为公共产品面临缺失以及无法适应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条件下，为继续保障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和持续健康运行，补充和完善制度规则方面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因此，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是推动中国开放规则从被动接受到补充完善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现行的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其有诸多合理成分和因素，比如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等，对推动和促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繁荣发展，对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尤其是对全球要素分工的快速演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如前文分析指出的，伴随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加重，全球治理赤字问题日益凸显，现行全球经济规则和体系在维护全球经济秩序方面表现出严重的功能不足、治理失序和应对乏力。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全球经济规则亟待补充“公共产品”供给的特殊时期，作为现行规则体系构建和推动者的部分发达国家如美国等，却兴起了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公然挑衅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在内的国际法规则，破坏国际法治和国际贸易秩序。可见，无论是从代表发展中国家自身利益诉求角度看，还是从保障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求角度看，中国都需要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中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正是中国当前在开放规则上从以往的被动接受到现在的补充完善转变的现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