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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多年间，中国屡屡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其中，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厥功至伟。毫不夸张地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得益于开放发展的引领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主要依托人口红利等低成本优势，通过大量利用外资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等“借船出海”的方式，“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依赖强劲的国际需求市场支撑，形成“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循环模式（不妨称其为“传统开放发展格局”）不同的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引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时期党和国家从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出发，对开放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和新调整，既是对40多年来形成的“传统开放发展格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卓越表现和不凡成就的肯定，也更加证明了迈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决心。通过分析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要求下“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的局限，能更加清晰地明确新阶段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历史演进层面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而阐述在“传统开放发展格局”基础上，优化调整转型后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展现出的更适应于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以此明晰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抓住全球要素分工深度演进带来的战略机遇，通过发挥自身劳动力禀赋优势等，与发达国家的诸如资本和技术等优势要素相结合，以开放的姿态积极承接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逐步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推动了出口贸易的高速发展、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客观而言，“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的形成对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我国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在统一的国际经济规则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世界各国开展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推动了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参与全球要素分工带来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以及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等，进一步带动了国内产业发展乃至一定程度上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拓宽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通过逐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非必要市场保护，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依托区域非均衡式开放的示范先行，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发展模式。这一开放倒逼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重要经验就是两个词：“改革”和“开放”。
二者在相互促进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发展效应。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演变新形势，不断解决开放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化解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改革和开放始终相并而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以往“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的成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以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的背景下，开放发展依然取得了骄人成就。从开放型经济统计指标看，中国多年来不但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还是最大的货物出口国。2021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到了6.9万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相较十年前增长56%。同时，我国双向投资稳居世界前列，尤其是2021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2012年增长了62.9%。对外投资流量稳居全球前三位，尤其是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背景下，对外投资稳步增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健推进。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助力国家更快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目标，距离实现共同富裕更进了一步。国内产业振兴创造出不凡成果，制造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工业增加值2010年开始超过美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012年的22.5%提高到2021年的近30%，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攀升，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作出了新贡献，包括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
“传统开放发展格局”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也说明了这一模式在特定发展阶段的适用性。然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日益凸显、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日益甚嚣尘上，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愈发严峻。总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当前世纪疫情的影响下，世界经济格局进一步加速调整，动荡和变革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外部的动荡变革给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从内部环境看，产业经济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三重压力，关键核心技术短板、结构性矛盾突出等制约问题依然较大。在此背景下，“传统开放发展格局”已无法应对时代变迁带来的新发展要求，亟待构建新发展格局。
理论和实践研究均表明，充分发挥低成本要素优势，虽然有助于我国快速而全面地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中，但是“低端嵌入”的方式决定了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格局中，我国大部分产业处于从属性和依附性地位。
出现了产业规模之大尤其是制造业规模之大与主导力和控制力缺乏并存的发展局面。这显然与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需求不匹配。在诸如前文分析指出的如此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又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一旦出现“黑天鹅”事件，“传统开放发展格局”对于外部经济和全球产业链的依赖性，会对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形成极大的潜在性风险。
这意味着在动荡和变革的世界经济形势下，虽然参与经济全球化实施开放发展仍然是正确的选择，但需要打破“低端锁定”和“受制于人”的发展困境和局面，以更高的开放效益服务于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此前，我国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很多低端加工组装制造行业急剧发展，技术研发上形成了短平快的“拿来主义”，造成了贸易附加值不高、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等问题。“传统开放发展格局”参与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由此带来了贸易和投资的双重锁定效应：一是承接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多为低附加值和高耗能，从而不利于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二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网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比较优势挖掘，容易形成固化效应，加剧技术变迁和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问题。
此外，“传统开放发展格局”中形成的非均衡问题，与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也是不相适应的。我国外贸依存度经历了倒U型变化，东部地区企业高度集聚，我国的“传统开放发展格局”也形成了从空间上逐步由东到西，内容上有序渐进开放的总体格局，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贸易国之后，如何将开放带来的局部地区发展红利和阶段性商贸繁荣，转变为稳定持久的发展内生动力，实现贸易的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渐进式和非平衡开放策略，加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拉大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的差距；制造业“单兵突进”的开放模式加速形成了“世界工厂”，但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的服务业尤其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支撑不足。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2016年外资限制性指数，中国在调查覆盖的62个国家中，综合限制性指数值排名第四，服务业限制性指数更是高居第二位。
“传统开放发展格局”带来的诸如上述问题，成为新时期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总之，当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后，由于“传统开放发展格局”已不适应创新、协同、绿色、共享等发展需要，导致在推进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出现了显著的局限性问题。这是进入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逻辑。
特定的发展战略总是与特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作为具有引领作用的开放发展，从“传统开放发展格局”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转型的历史逻辑。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何以能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或者说其中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实际上，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因此，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可以分别从上述五个方面作简要阐释。
作为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创新是其第一动力。创新能力不足，正是“传统开放发展格局”面临的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锁定问题的核心所在。何况，科技自立自强本身就是具有“大国”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随着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发展风口的到来，未来全球价值链将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因而在部分国家鼓吹逆全球化势头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国际地位，在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机会更加均等化方向发展方面，彰显全球治理责任和担当，从而推进和引领全球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进程。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身也能够促成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加快国内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融合并相互促进，激活并打通国内大循环的产业创新升级，从而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战略格局。
具体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行更大范围开放，一方面，要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展开国际合作，实现全球价值链拓展延伸，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切实“固链”“强链”，从而解决产业中低端领域拥挤、产能过剩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各产业链的核心技术领域和高端生产环节的发展空间，实现创新引领发展；另一方面，基于国内视角，则要更多地落在推进全域深度开放，推进中西部地区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并畅通区域间产业转移，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要素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资源富集类地区转移，通过引致高技术类型人才和区域间技术溢出效应，实现内陆开放和产业升级。相应地，发达地区也能够集中发展力量，通过试点先行开放政策，集中地区资源和人力资本展开关键技术攻关及高科技产业技术革新，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带头作用。
协调作为发展是否可持续的重要考量标准，也是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体现在区域协调、产业协调、城乡及收入协调等各层面，表现为经济体系运行的内部平衡性。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对“传统开放发展格局”，更加注重打通区域间及各生产部门间的市场体制及制度规则壁垒，能够使资源在各部门和各地区间得到合理配置，畅通区域间资源流、产品流、信息流、技术流，进一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区域间产业结构协同共生的演变规律，产业形态不断向高级化演进攀升，逐步展现出趋向于多元化、合理化与高级化的产业结构特征。
从产业层面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更宽领域开放，能够有效解决传统发展模式遗留的供给侧产业单一、产能过剩等问题，通过产业层面的技术升级，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大力培育第三产业成为国民支柱产业，有力推进中国产业协同发展，实现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针对原有的贸易投资所引致的城乡发展及要素收入差距问题，逐步将开放扩大至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实施层面，以国际化资源和制度要求为农业现代化赋能，密切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为支撑保障的作用，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推进较为滞后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强国际生产、技术、人才要素集聚，密切国内国际资源分配交流，提升各行业就业层次和质量，实行要素收入协调。
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是其普遍形态和基本要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取向，通过绿色发展规划、标准、技术和体制、机制，加快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将生态保护的理念渗透进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规划，实现物质财富与生态财富目标的统一，在达成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满足人民对绿色低碳、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能够更加积极地顺应、参与和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建设，打破绿色贸易壁垒，扩大绿色生态产品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强化绿色经贸合作交流，完善绿色生态领域的贸易合作协定商议谈判，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推进绿色产业要素资源的双向开放，普及推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措施和技术手段，促进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升级，积极构建清洁绿色产业链。实际上，清洁绿色的生产生活理念的推广，作为实现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我国仍然属于践行普及阶段的重要工作。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开放，有助于统筹国家总体生态资源分布情况，重新调整布局污染治理，重点监管企业建厂标准和排污规范，以更加统一可行的排污净化标准，规范部分监管薄弱地区的企业排污行为，尤其使部分生态较为脆弱、环境承载能力较低的欠发达地区，能够借助开放带来的先进理念和外部资源，恰当地引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生态环保技术项目，通过技术赋能精准管理外向型开放和社会化生产带来的环境效应。
开放发展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对于推进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而言，同样是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是我国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融入世界发展大势的迫切需要。开放发展注重解决的是国内国外市场资源联动的问题。充分利用我国资源、市场、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形成内外联动、开放发展的新格局。新时期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中的开放发展，相对“传统开放发展格局”，更加注重提升开放的质量，以更加全面广泛的开放范围、更加创新深入的开放程度、更加稳定安全的开放标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而以更高水平的开放规划高质量开放发展的实现路径。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及其主要特征，包括与“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的关键差异，前文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内涵和新特征可知，无论是从畅通国际大循环角度看，还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都是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的开放。比如，就畅通国内大循环而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深化东部沿海地区以外区域的开放水平，以更高质量的普遍性区域交往和世界性国际交流，畅通国内产业链范围内的要素流动和技术交流，提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外联动机能，融入国际大循环实现交互、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提升开放发展的效益，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发展是其根本目的，即在提升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对“传统开放发展格局”具有的“非均衡”特征开放模式，力图建立更加合理完善均衡的开放发展格局，切实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间协调均衡发展。比如，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不断扩大产业领域的开放，可以助力农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通过产业赋能推动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以农业现代化推进四化同步发展，实现城乡融合，从而可以推动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针对共享发展面临的要素收入差距问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有关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举措，从以促进商品要素流动为主的边境开放，向注重完善制度性开放的境内开放转变，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吸引高端创新要素集聚，激发要素资源活力，实现共享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创新升级发展模式，提升富裕度，为共享发展夯实物质基础。进一步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发挥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依托国内市场构建完善本土价值链，能够不断提升改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创造更多财富，夯实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完善价值链的双重嵌入和良性互动，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实现以开放促进共享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开放发展观，前者主要表现为消费层面的扩大内需和供给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者主要表现为高水平开放，即扩大开放范围、拓展开放领域以及深化开放层次。
因此，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其实就是明晰上述五个方面的实践变化，对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从实践层面看，“传统开放发展格局”下对国际市场需求的依赖程度较高；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因素将成为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重要依托。实际上，以“本土市场效应假说”为代表的共识，已经充分肯定了需求侧的积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国际经济理论阐释的需求作用，主要强调的还是需求对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受力点，仍然在于引发了供给侧变动。此外，为抓住有效需求，争取市场份额，企业不得不顺应日渐提升的需求变化，从而在知识、技术和品牌等方面求取进步，在产业微观层面上即表现为产业结构演进和发展乃至国际竞争力提升。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到消费需求的“药引子”作用，认为促进产业发展依然是靠技术创新的核心动力完成的。其本质与泽威姆勒等所提出的“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具有高度一致性，还没有真正深入到“需求”本身可能蕴含的内在动力机制层面进行探讨。实际上，除了传统作用机制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尤其是依托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构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需求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有了新的作用。因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布局全球生产网络考虑的不仅是成本因素，与此同时还会考虑到市场需求因素。更确切地说，市场需求规模越大，对跨国公司目标市场定位越有吸引力，跨国公司就越是倾向于将价值链高端环节配置到该国或者地区，以尽可能缩短生产地和消费市场的距离以节约成本。比如，针对消费者需求而进行的研发活动，显然更加需要贴近市场而不是远离市场。由此，需求因素成为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逻辑之一。
早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长期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创造的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实质就是通过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了产业尤其是制造业长足的表现。然而，金融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以及全球新冠疫情暴发的叠加影响下，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形成的“传统开放发展格局”，所依托的两个重要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速度正在趋缓，甚至停滞乃至倒退；二是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正在改变，传统比较优势在逐步丧失的同时，新型比较优势包括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正在逐步形成。加快形成这一竞争新优势，不仅需要扩大内需，还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形成创新驱动和高质量供给。这正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内容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逻辑之二。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看，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主要侧重于发达经济体，换言之，“向东开放”是以往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这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实践逻辑是相一致的。这是因为，以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融入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开放范围主要也就侧重于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也就高度集中于和依赖于发达国家市场。这不仅表现为在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际分工形态的演变以及主要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推动的特征事实，决定了中国在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发展开放型经济时，开放范围必然主要体现为向发达国家开放，还表现为在财富和利润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从而决定了消费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时，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产出的“出路”上，也必须更加倚重发达经济体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施更大范围的开放，不仅要继续放大向东开放优势，还要努力做好向西开放文章，这有助于中国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更大范围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把我们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做越大。不仅有助于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参与乃至构建生产网络体系，而且在需求层面上，也可以逐步挖掘其他市场的潜力。在更加完善的外部开放空间格局中，推动开放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这是以实施更大范围开放为重要内容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逻辑之三。
中国“传统开放发展格局”另一重要实践特征就是，前一轮开放发展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具有“单兵突进”的突出特点，并且即便在制造业领域内部，先进制造业开放也相对不足。
当然，上述实践特征的形成既与前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有关，也与中国自身所处发展阶段有关。如前文分析指出，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推动的，而从具体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梯度转移的角度看，首先转移的必然是发达国家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诸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或者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环节，并按此规律依次推进。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要素禀赋优势看，在承接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国际梯度转移过程中，具有的比较优势也正在于劳动密集型等制造业或产品生产环节。这种特征模式的形成纵然有其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产业领域开放的失衡，显然不符合现代化建设中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当然包括在产业领域从传统的制造业不断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拓展。产业领域开放的扩大，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开放，可以吸引和集聚更多的全球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不仅对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会因为更宽开放领域下，国内产业发展有更大范围选择“中间投入”，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甚至在扩大开放中强化竞争、推动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以实施更宽领域开放为重要内容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逻辑之四。
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逐步兑现了入世时的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承诺。这种以“边境开放”为主要举措的开放发展与WTO框架下推动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也是相一致的。换言之，WTO框架下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主要侧重于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边境开放”。这种开放举措和规则体系，对于保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由此也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迅速演进。但是当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度演进，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向先进制造业乃至服务业领域拓展，甚至包括当前数字经济兴起背景下，向所谓全球数字价值链领域拓展时，传统的“边境开放”措施已经难以适应国际分工发展的新需要。因为更高端的生产环节和阶段，更高端和更先进的生产要素，其跨境流动的影响因素不仅在于“边境壁垒”，更会受到“境内壁垒”的影响。尤其是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实际上涉及的更多是境内规则、管制、规制等措施为表现的“境内壁垒”，而不是关税和非关税的“边境壁垒”。因此，无论是适应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实践需要，还是为了吸引和集聚全球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的实践需要，都要求在开放举措上作出重大战略调整和转型，及时实施更深层次的开放。所谓更深层次的开放，本质上看，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也正是以实施更深层次开放为重要内容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逻辑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