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发展新特点与中国式现代化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经济活动跨越国界和区域、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有其客观性和规律性。对经济全球化演变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沿着世界市场的发展脉络将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 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些新趋势、新特点，这些新趋势、新特点，对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应该说既带来了挑战，也蕴含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一、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新特点

概括地看，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第一，全球价值链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态。大致来说，当代国际分工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分工。所谓产业间分工，是指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生产的国际专业化，促使不同要素密集型的产业在不同区域集聚，国际分工的基础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通过国际分工实现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即第一阶段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分工的基本形态和主导形式，主要表现为亚、非、拉国家专门生产农业原料、矿物原料及某些食品，而欧美等国家则专门生产工业制成品。所谓产业内分工，是指相同生产部门内部各分部门之间生产的国际专业化，主要是指同类产品的差异化分工。这类国际分工的基础是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通过产业内分工能够实现诸如规模经济的收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内国际分工的快速发展，并成为第二阶段世界经济发展期间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这突出表现为发展水平、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消费结构等相似的工业国之间所进行的差异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无论是传统的产业间分工还是产业内分工，都是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和贸易投资壁垒的逐渐降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了，从而导致了国与国之间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环节或工序进行分工的现象，学术界把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称为价值链分工，也有学者将之称为产品内分工、地点分散化、价值链切片、中间品贸易、垂直专业化以及片段化生产等。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但各国无需在整件的完整产品生产具有比较优势，而只需要在价值链特定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即可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进入了各国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价值链条上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诸如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的环节和阶段。这正是第三阶段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之一。

以全球中间产品出口贸易在全球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表示全球价值链现实状况的话，那么从图1-1报告的数据容易看出， 中间产品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近年来一直较高。在所选取的2011—2022年的样本期间，最高年份的比重高达58.83%，之后虽然有所下降，但比重最低也维持在55%左右。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演进，全球中间产品出口贸易所占全球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暴发致使全球价值链受到一定程度冲击，才使全球中间产品出口贸易所占全球出口贸易总额呈现出在波动中下降之势。众所周知，2008年爆发于美国进而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世界经济长周期规律作用的结果，是前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所能形成的推动国际分工演进的动能逐步消逝的必然逻辑。受此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的速度减缓、停滞，乃至呈现一定程度的收缩。更为重要的是，诸如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兴起的逆全球化思潮，也对全球价值链形成了一定的破坏作用。总之，分工演进的客观因素变化叠加美西方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观因素影响，导致近年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演进受到一定的负面冲击，在贸易层面即表现为全球中间产品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尽管如此，中间产品贸易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第二，要素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经济全球化的传统理论分析，尤其是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均假定生产要素不具备跨国流动性。虽然从实践角度看，在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初期，也伴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尤其是垄断资本的跨国流动。但是在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资本跨国流动，主要还是一种巧取豪夺、强权占领的殖民主义行为，其经济层面的理论意义并不是十分突出，也无须予以专门的探讨。这或许正是为什么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鲜有提及要素流动的重要原因所在。当世界经济进入第三发展阶段后，不仅商品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而且以对外直接投资为重要特征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和主要运行机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成为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最为活跃。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规模角度看，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Global FDI Outward）仅为515亿美元，而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前的200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已经上升至2.26万亿美元。27年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了43.89倍，年均增速高达115.03%。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虽然有所下滑，但伴随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10年起开始呈恢复性增长。此外，全球劳动力的跨国流动（Global Migrant Workers）以及跨国技术转移等，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总之，以资本为纽带的一揽子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已经成为第三阶段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突出特征。

第三，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涌现。和第一次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20世纪后期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并且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互联网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节约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节约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下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网络电商包括跨境电商的大发展，也在于使得生产领域的分工发生根本性变化。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机器人、电子技术及人工智能所实现的跨越式进步，使得工业生产进入自动化与物联网及服务网络结合的时代，生产过程中的一切环节都可以实现变换，工厂完全变为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中的“智能空间”，是集成生产、仓储、营销、分销及服务于一体的数字信息链。21世纪初酝酿的以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所谓“工业4.0版”，可以说也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革命基础之上的。交易成本的下降使得企业可以通过企业间更加细化的分工合作实现最终产品的生产，而这种分工合作也可能是跨越国境的国际合作。目前，“互联网+”逐步从消费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推动着生产技术不断进步，极有可能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目前，生产力技术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数字经济的出现，即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新技术基础的应用，广泛进入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推动着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和前沿产业快速发展，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新的生产力因素集中而快速涌现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之一。

第四，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显著趋势，这两个趋势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最直接的方面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实现路径和表现形式。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大量涌现。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的实施数量，最开始的时候发展很缓慢，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以平均每年10个以上的速度增加。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中另一突出特征，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演进使得国家有动力形成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促进了相关国家区域生产网络构建，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所涉及的领域逐步向投资自由化、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等方面拓展，从而不断超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所覆盖贸易自由化以及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等传统范围。不同的国家集团为了实现诸如上述等不同利益诉求，必然激励其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式来实现。此外，由于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不适应全球治理的新需求，全球经贸规则高标准化发展是必然趋势，而争取主导权成为获取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博弈力量是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途径之一，对大的经济体尤其如此。

二、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

虽然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梗阻，经济逆全球化有一定表现，但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况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认识到，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相反，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受此影响，加之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及其所推动的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了一些新趋势。

概括而言，当前经济全球化演进已经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新趋势。

第一，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变化。在本轮全球化浪潮中，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在近40年出现重大变化。从经济增速上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GDP实际增速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从经济体量上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GDP占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0%迅速上升到2022年的67.81%，上升幅度达到3倍之多（具体可参见图1-2）；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上看，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近十余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贡献一直大于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相比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贡献更加凸显，发达经济体严重“拖累”全球经济，新兴经济体却发挥着强劲的拉动作用。全球经济实力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经济秩序通常是由国家经济等实力对比和博弈的结果，比如二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就是以美国经济的巨大领先优势为重要条件的，因此由美国主导。同理，伴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全球经济新格局对原有治理体系也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商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已基本实现自由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关贸总协定（GATT）及其后的化身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积极推动下，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乃至消除的“边境开放”措施得到了巨大发展，即基本实现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在这一制度保障作用下，全球贸易增长实现了有史以来的高速增长成就，而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主要表现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也得到了巨大发展，甚至超过了贸易的增长速度。由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大幅度削减乃至消除，“边境开放”措施的作用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或者说，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贸易和投资促进作用的边际效应已经不大。从这一意义上说，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已经基本实现了自由化。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商品和要素跨国流动基本实现自由化，并非说已经没有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空间，而是指“边境开放”措施所能推动的商品和要素跨国流动，作用空间和边际效应已十分有限。毕竟，经济全球化无论如何发展，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都不外乎是其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未来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必将反映在商品和要素跨国流动在规模和频率方面的进一步提升上，只不过，这一提升需要有新的生产力作用因素，也需要有新制度作用因素。当然，已经实现的商品和要素跨国流动的自由化，尤其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从既有经验和现实状况看，主要还是一般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这一点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推动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国际梯度转移，具有“边际产业”转移特征，因而以资本为纽带而向全球转移和扩散的技术，也大多是成熟技术乃至边缘技术。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商品尤其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主要还停留在一般性生产要素阶段，创新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仍然不足。

第三，创新要素的跨国流动正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针对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现象的有关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基本定型，即产业和产品不同价值增值环节分布于具有不同优势要素的国家和地区，所形成的既有分工程度，在原有技术和生产力作用下进一步细化和深化难度加大。 换言之，依托原有的一般性生产要素流动所推动的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已经难以引致新一轮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而要实现上述突破，实际上从要素分工层面看，就是要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从原有的一般性生产要素向创新性生产要素的拓展和延伸。令人欣慰的是，创新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已经出现了曙光，并必将成为要素分工进一步深度演进的重要发展方向和趋势。比如，有些研究指出，伴随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变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也在进行相应调整，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变化就是基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逆向创新”，正成为许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重要战略抉择之一。 所谓“逆向创新”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将更多的创新活动置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而将其取得创新成果向全球扩散的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模式。毫无疑问，与以往中低端生产环节和阶段的梯度转移不同，“逆向创新”必然要求甚至说以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为主。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尤其日益明显。 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开始重视人才国际化战略等新动向和新举措，体现的正是“逆向创新”的需求和表现，正是要素分工向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转变的表现和结果。此外，诸如研发国际化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快速推进，也无不说明了要素分工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一般性生产要素向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演变的拓展和深化。

第四，适应创新要素跨国流动的全球经济规则正在形成之中。如果说，世界贸易组织（WTO）包括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在推动全球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下降和削减方面，作出了历史性巨大贡献，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和必要的制度环境和保障体系，进而促进了商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迅猛发展的话，那么这种以扩大“边境开放”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要素分工进一步向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演变新趋势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不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可能就会面临破产风险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什么众多国家和地区抛开世界贸易组织（WTO）而商讨区域贸易协定，从而推动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向高标准化方向发展的原因。因为与一般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不同，创新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所要求的不仅仅是“边境开放”，即仅仅削减和撤出流动壁垒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为其提供适宜性的运营环境，这就需要开放也必须随之延伸至“境内开放”。也就是说从创新性生产要素流入的角度看，必须为其生产经营活动更确切地说为其创新型活动，提供更加优越的制度环境。这是因为越是创新性生产要素，对制度环境所决定的交易成本就会越敏感，对制度环境所影响的创新氛围就会越看重。显然，制度环境的优化和设计安排，已经不是“边境开放”而是属于“境内开放”问题了。实际上，“境内开放”不仅是创新性生产要素对其所在地制度环境较为敏感所带来的现实需求，更是在全球生产分工条件下，实现分布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价值增值环节“无缝对接”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在“逆向创新”战略下，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的全球扩散和全球化生产组织，必然要求其国内规则制度等与国际高标准对接。从这一角度而言，所谓的“境内开放”实质上就是要形成与国际高标准通行规则体系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制度，这也是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调整和完善的主要方向和发展趋势。

第五，全球经济和分工格局进入重塑和调整发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分工的快速发展，虽然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和推进的，而发达国家实际上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也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种政治稳定、具备基本条件、战略得当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 伴随全球要素分工的演进，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就是明证。这种变化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巨大变化和调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发达国家处于“重灾区”而发展中国家表现相对良好，使得世界经济重心进一步呈现“东升西降”的变化。当然，如前文分析指出的，此间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发达国家实施了产业“高端回流”和“重振制造业”的计划，而发展中国家同样期望能够在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中实现率先突破，从而在某个或某些领域占据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制高点。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的“重振制造业”和产业“高端回流”，还是正在孕育中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都将对全球产业和组织范式带来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和分工格局尤其是全球价值链即将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一个重塑和调整发展的新阶段。这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表现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之一。

第六，逆全球化下世界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伴随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不断升级对华贸易摩擦、俄乌战争爆发等一系列标志性“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与前期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之势相背离的“逆全球化”浪潮日渐兴起。需要指出的是，当前“逆全球化”主要兴起于美、英、德、意等发达经济体，与之相反的是，以中国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反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拥护者，全球化进程动能呈现出由发达经济体转向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趋势。受到经济逆全球化的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日趋复杂并充满挑战，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

三、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对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出现的上述新特点和新趋势等，尤其是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浪潮，无疑对传统开放发展道路和战略带来了一定冲击和挑战，不利于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概括地看，其不利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逆全球化下，产业回流动摇中国产业发展之基，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规模的迅速扩张，乃至实现一定意义上的转型升级，应该说得益于以开放的姿态承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和技术扩散。目前，在经济逆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叠加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下行趋势较为明显。与此同时，我国当前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显然，结构性调整的过渡阶段往往会伴随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加大。而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本土化发展趋势下产业回流，尤其是发达国家企图诱使本国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迁回国内，无疑会对中国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带来巨大的调整压力。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回流包括制造业回流，并不是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生产环节的回迁，而是高端环节和阶段的回迁。比如通用电气公司选择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取代中国。这是因为，一方面，结构性调整的过渡期本身就会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如果加之产业外迁的“浮萍经济”效应叠加影响，会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和“促升级”之间的矛盾就会更加凸显。在巨大的下行压力下，为更好地平衡“稳增长”和“促升级”之间的关系，往往会采取放缓“促升级”的步伐，以达到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目的。另一方面，承接产业转移从静态看，似乎只是一个具体的项目或者企业落地，但是从动态角度看，带来的更多是一种产业配套发展效应、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以及相关经济活动产生的长期动态效应。比如与生产相关的技能培训、研发活动等，不仅有助于跨国公司投资项目自身或者说企业自身的升级，进而在中观层面上表现为产业升级，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外溢等外部性因素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升级。而这种效应显然在本土化发展趋势下因产业回流而弱化。更何况，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推动的“产业回流”更多觊觎中高端环节，因此，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可能产生的抑制作用会更大。

第二，经济逆全球化趋势下，技术之争会抑制中国产业发展之速，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众所周知，推动分工演进包括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主要因素无非有三，一是要素禀赋结构，二是制度安排，三是技术变迁。三者共同作用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 比如，全球价值链前一轮的快速发展，就是得益于国际生产分割等技术快速进步，以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提供的制度保障，从而产业和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依据不同国家和地区要素禀赋优势，呈现地理空间分散和集聚的特征。因此，受到经济逆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区域化发展不仅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各主要国家的政策选择偏好，与此同时还会受到其他诸如技术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逆全球化趋势下的经济区域化方向，除了受到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因素以及诸如区域贸易协定等制度保障因素影响外，还会受到技术变迁的影响。况且，由于前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已经基本衰竭，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将有赖于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而发展。为了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中抢抓发展机遇和抢占制高点，各主要国家在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方面展开了白热化竞争。这种白热化竞争不仅体现在各国制定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技术创新政策支撑方面，在逆全球化条件下还表现在一些不正当竞争如部分发达国家企图抑制其他国家技术进步而保持自身相对优势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方面。典型案例如当前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技术排挤战等经贸摩擦。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各国之间更应进行分工协作推动技术进步，共同解决经济全球化动能不足问题。然而，诸如此类的技术竞争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进步，阻碍了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动能的形成步伐，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升级无疑也会带来消极影响。

第三，经济逆全球化趋势下，布局调整会弱化中国产业发展之力，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经济逆全球化趋势下，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可能会遭到一定破坏，尤其是逆全球化趋势下美国企图开展的“脱钩断链”，必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这一方面固然是化解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在实践中不乏部分发达国家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之名，实施贸易保护之实。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在逆全球化推动的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背景下，上述两种情况均存在，并且后者的影响可能更甚。王鹏权认为，美国重塑全球价值链的三重目标，基本上均是针对中国。 第一重目标就是前文分析指出的通过产业回流，妄图实现与中国产业分工的“脱钩”；第二重目标就是实施近岸外包，比如《美墨加协议》中的原产地规则就是美国推动并企图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第三重目标就是“中国多元化”（China Diversification），即将部分价值链环节从中国迁移到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实现“中国+1”甚至“中国+N”的多元化模式。如果说第一重目标很难完全实现，并且在价值链区域化发展趋势下，第二重目标的影响也并非只限于中国的话，那么第三重目标不仅实现的概率非常之高，而且所产生的影响对中国而言有很强的针对性。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趋势，无疑会对产业协同发展之力产生弱化效应。特别是，在成本优势逐步丧失情况下，产业集聚等所产生的分工细化效应、知识溢出效应、技术进步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产品异质性效应等，都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对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带来不利影响。

四、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机遇

在明晰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尤其是逆全球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应看到其蕴含的机遇。换言之，新趋势和新特点为中国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从而蕴含了助力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机遇。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和认识。

第一，创新要素的跨国流动，为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提供了微观基础条件。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一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不仅取决于自身拥有的要素质量和层次，还取决于能够利用到什么样层次和质量水平的全球要素。实际上，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由于生产要素具备了跨国流动性，因此，一国所拥有的要素禀赋优势，不完全归本国企业所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同样可以通过FDI或者外包等方式加以利用；同理，本国企业所能利用的要素也不再局限于本国自身拥有的生产要素，也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利用全球要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要素分工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实际上就是利用了我们的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禀赋优势；而从我们自身角度看，则是通过“引进来”解决了发展初始阶段面临的资本和技术不足的约束，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发展的是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贡献者。 但正如前述分析表明，由于受到自身要素质量和层次，以及所能“引进来”的要素质量和层次的影响，中国开放型经济虽然在规模上实现了快速扩张，仍然面临着效益不够好、水平和层次还不够高的问题。应该说，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经验，充分印证了要素质量和层次对开放发展水平和层次的决定性作用。当前，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阶段，中国亟待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我们应该很欣慰地看到，全球要素分工从一般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向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从40多年改革开放中，中国有着宝贵的成功经验可以汲取。在前一轮全球要素分工发展中，我们正确地把握了机遇，实现了开放型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球要素新一轮演进和发展进程中，只要战略得当，就能像以往大量引进外资和成熟技术一样，通过吸引和集聚更多的先进和创新性生产要素，推进开放型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第二，高标准化的全球经济规则重塑和调整，为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带来战略机遇。如果说，全球要素分工是生产力和产业组织范式在全球内的具体表现的话，那么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制度规则和体系，则代表和反映着国际生产关系。平心而论，现行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在协调各国经济关系、推动贸易和自由化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推动以往经济全球化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但是，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毕竟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构建的，更多代表和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考虑和关注不够。尤其是伴随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现行国际经济治理规则和体系由于未能“与时俱进”，已经难以适应全球要素分工新一轮要素分工发展的需要。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受阻，实际上是国际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所致。为适应以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为主要表现和特征的新一轮全球要素分工发展的需要，目前，新一轮的高标准全球经济规则正在形成之中。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总体环境可谓是复杂、严峻和多变的，但其中“不变”的是高标准化的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和调整。这种发展趋势显然为中国争取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的形成和制定中，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而提升自己的制度性话语权，可以在积极推动规则调整和完善中，争取到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从而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创造更加适宜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第三，全球经济和分工格局重塑和调整，为中国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带来新机遇。众所周知，中国在前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中，是以“低端嵌入”的方式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这种发展模式和路径虽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甚至可以说也是非常成功的，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可持续性。甚至在实现价值链攀升和国际分工地位提升中，还面临着“低端锁定”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封锁”的风险和困境。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频频挥动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发起了对中国等多国的贸易摩擦，本质上看就是一种产业链发展的排挤战、一种技术发展的排挤战。因此，在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这一战略目标上，我们显然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换言之，在既有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模式和路径下，实现突破性发展可能会面临着许多障碍。但是，当前全球经济和分工格局的重塑和调整，又可能为中国实现新一轮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和新机遇。因为在全球价值链重塑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40多年开放发展积累和形成的一些新优势，突破以往“低端嵌入”的发展路径，突破以往主要通过“引进来”的单循环发展模式，突破以往作为“被整合者”和“被利用者”身份而被动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体系的局限性，通过着力打造和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实现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和跃迁，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们应当看到，全球经济和分工格局重塑和调整带来的外部被动之“破”，为中国培育和利用开放发展新优势，从而提升分工地位的主动之“立”，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为中国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新机遇。

第四，经济逆全球化趋势蕴含的错位发展机会。从本质上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暴发，乃至当前经济逆全球化的兴起，是世界经济长周期规律作用的结果。世界经济的这一新变化，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来说，意味着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所推动的经济繁荣动力机制已经衰竭，而新的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青黄不接”阶段。不过，对于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尚未走完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完整生命周期。何况，目前发达经济体正在孕育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必然推动原有成熟技术产业新一轮大规模国际梯度转移，即将逐步丧失比较优势的中高端产业技术加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总之，从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演进角度看，时间差形成的“错位发展”战略机遇依然存在，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前一波经济全球化红利尚未结束。中国工信部部长苗圩通过对全球各主要国家科技实力的分析认为，全球制造业基本形成了四级梯队的发展格局，即美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第一梯队，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控制的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第二梯队，中国等新兴国家所处的中低端制造领域的第三梯队，以及OPEC和拉美等主要资源输出国的第四梯队。因此，抓住“错位发展”的战略机遇，对于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从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fPL5Sh43bx+XH8P2KUyoedEngnOtFIOmdYwqAJKupoDWl3CRku63TO7SVCtjPK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