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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需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建设现代化国家。因此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对外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一般都是为了利用国际资金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利用国际市场以获取外汇。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曾经用宏观经济基本平衡式基础上的“两缺口”模型来说明发展中国家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意义。
宏观经济的基本平衡式即总供给=总需求，细分为：
消费+储蓄+进口=消费+投资+出口
这意味着：（1） 进口可以增强国内的供给能力；（2） 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进一步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两个缺口，第一个缺口即储蓄缺口：
储蓄<投资
在开放经济中，国内储蓄不足所产生的资金缺口，可以由引进的相应数量的外资来弥补，即：
储蓄+外资=投资
第二个缺口，即外汇缺口：
进口>出口
在开放经济中，进口大于出口所产生的外汇缺口，同样可以由引进的相应数量的外资来弥补，即：
进口+外资=出口
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外资平衡外汇和储蓄两个缺口的意义，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平衡，而且是质的提升。引进的外资利用得好，能同时平衡两个缺口。比如，一个外资项目以机器设备形式进入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它是进口，这些进口不需要相应的出口来抵付；另一方面它又是投资，这笔投资不需要动用国内储蓄。对于中国来说，建立有效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机制，便能使经济不完全依赖国内储蓄能力而实现更快的增长。进一步说，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不只是解决资金问题，同时也是引进管理技术等要素和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平衡“两缺口”，表明了对外开放的两大内容，一是进入和利用国际市场，二是获取和利用国际资源。
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意义，不只是平衡“两缺口”，更为重要的是获取现代科技和知识。根据库兹涅茨的分析，对世界范围内技术社会知识存量的开发利用，是生产高速增长和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增长阶段的标志。
除了资金问题外，技术和人才通常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制约因素。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知识、人才等领域均占有优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通过提供多种与其他国家国民相互交流的方式，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社会、科学、技术改进以及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受益。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世界范围内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之间的时间差缩短，生产性知识得以更快传播，人才的国际流动更为便捷，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和延伸。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发育完善。融入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必然意味着要履行对WTO的承诺，意味着逐步取消各种产业补贴和贸易保护政策，使得各类市场主体在同一市场上平等竞争。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同市场经济有关的制度和规则，如此才能实现与国际经贸中的通行制度和规则接轨。面临全球市场一体化、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压力，只有不断产生大量产权明晰、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归结起来，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意义，包括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获取先进知识和技术，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使市场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
为了更好地理解高水平开放对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的助力作用，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对外开放与现代化的基本关系，尤其是对外开放的模式选择与现代化的路径差异之间的关系，作简要理论梳理和分析。
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指18世纪主要发端于英国等国家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工业经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及其变化。
从这一意义上看，由于不同国家发展所处历史阶段不同，因此现代化的模式选择、动力机制以及具体表现等均会存在一定差异。比如，对于先进国家而言，现代化主要是指社会变迁过程，而对于后进国家而言，更加表现为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从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看，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深刻变革和因素推动下，最终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显然是一个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并且在此过程中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并无统一范式。
尽管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经济全球化的开始及其发展阶段的划分，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和节点选择，但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主要始于工业革命。正如现有研究指出，人类伟大的制度创造是市场经济，伟大的发展壮举是工业革命，当市场经济插上工业革命的翅膀，经济全球化就具有了不可阻挡的趋势。
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形成强大推动力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全世界的扩张，马克思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和过程，同时也蕴含了经济全球化对推进现代化的意义，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对外开放与推进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发达国家所走的现代化是一条倚靠“战争”“殖民”“掠夺”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曾将经济全球化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在分析第一阶段时深刻指出，“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
但是，基于“殖民”“掠夺”的模式显然不可持续，并最终引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即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构筑的经济全球化框架下，市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成为经济全球化运行的基本逻辑。因此，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西方国家主要靠对外扩张掠夺推进现代化发展根本不同，世界各国主要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推动现代化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技术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所谓的“市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要条件具备、战略得当，参与其中也能带来一定的发展利益，但无论是从参与的机会看，还是分工的地位看，发展中国家显然都处于“劣势”，因而发展中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推进现代化方面，进行了不同的开放发展模式和路径探索。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从推进现代化的一般实践看，开放战略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从传统国际经济学角度分析，扩大对外开放在有助于推进现代化发展方面，都有其共同作用规律，即有助于参与国吸引和利用国家发展要素，包括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从而提升一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现代化的世界性实践提供了这样一个经验性结论：一个以封闭经济形态为主导的国家，将出现低水平结构的超稳定性。封闭系统的自我均衡决定了其必然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而对外开放则是打破这种均衡的关键，因为通过与外部进行相应的产品、信息、知识、技术等交流和互换，可以实现“互通有无”或者“优势互补”，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共享式发展。这种均衡相对于封闭条件下的低水平发展状况，是一种新的、更高水平发展的动态共享均衡。显然，这种新的共享均衡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有过深刻论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
从经济学角度看，对外开放推进现代化的具体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经济增长、工业化与技术进步。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看，对外开放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还表现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从促进工业化发展方面看，不管是老牌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化过程一般是和对外开放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对外开放对于推动工业化进程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开放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来自国际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所产生的作用，还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干中学”，包括“出口中学习”效应，以及利用外资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等，实现技术进步。
如前所述，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机会不平等和分工地位不平等之类的问题，因此，其在对外开放推进现代化方面进行了不同的模式和路径探索。从发展中国家的探索实践看，通常可以采取以下三种开放模式以推进现代化：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是在一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落后、本国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条件下实行的贸易战略。对于大多数初级产品出口国来说，出口是决定一般经济活动水平的主要和能动因素。当出口增加时，国民收入、国民投资、国民消费以及政府税收都随之增加，这样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外汇，为更多的进口提供外汇以满足新增消费和投资的需要，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奠定现代化发展的物质和经济基础。
进口替代战略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提出，之后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其基本考虑是为了减少进口和依赖、节约外汇、平衡国际收支、保护幼稚工业；其目标是为了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改善贸易条件，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建立初步的工业体系，进而实现工业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把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等同起来，将进口替代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战略。进口替代一般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展加工业、一般消费品工业为主的阶段，目标是建立初步的工业体系。第二阶段是发展耐用消费品、资本品和中间产品为主的进口替代阶段。可见，进口替代战略的本质，是用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来替代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从而助推工业化发展。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进口替代战略走进了“死胡同”。自1982年起，拉美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使8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10年”。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拉美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开始寻求使其经济转入更加充满活力的轨道，开始由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一般与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与进口替代政策相比，保护的范围要小一些，保护措施也相对宽松，但也不是没有保护的“自由贸易”政策。出口导向政策并不是一味放宽或废除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所采取的诸如关税、数量限制等限制措施，而是把放宽这些限制与各种出口鼓励政策结合起来，通过扩大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比起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政策的开放度要大一些。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特定发展阶段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亚洲四小龙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其现代化发展，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前，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凸显出许多弊端，特别是对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成为经济面的重大隐忧，这被认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四小龙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开放型经济造成冲击后，理论界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阶段，中国需要实施更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了明晰高水平开放对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我们不妨从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的角度作一简要分析。
所谓更高水平开放，主要是指不断扩大开放范围，即在继续放大向传统发达经济体市场开放优势的同时，扩大向更多发展中国家开放，做大开放发展的“朋友圈”；不断拓宽开放领域，即在继续开放制造业领域的同时，不断拓宽向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实现更宽的产业领域开放；不断深化开放层次，即在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显然，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均有利于创新发展。比如，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能够增强对高端和先进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尤其是对创新型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从而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在国际分工和合作中，制度质量如同要素禀赋一般，同样能够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而且从要素质量匹配性原理看，制度质量越是完善，对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吸引力也就越强。可见，以制度型开放为表征的开放层次深化，有助于实现创新发展。从不断扩大开放领域角度看，同样如此。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原理表明，从农业向制造业再向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演进，往往是产业高端化和高级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因此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从制造业脱胎而出的高级生产性服务，往往具有知识、技术、信息、人力资本密集型等特征。因此，不断向服务业领域拓宽的开放发展，同样有助于吸引和集聚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从而提升创新发展能力。而不断扩大开放范围，协同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可以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
发展不协调问题纵然可以表现在不同维度上，但前文分析指出的产业层面不协调和区域层面不协调，无疑是促进协调发展亟待解决的最为关键的问题。而在解决产业层面的不协调和区域层面的不协调问题的过程中，实施更高水平开放能够提供重要的推动力。首先，从产业层面看，由于拓宽产业领域开放是实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因此，开放领域不断向服务业领域拓展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更加协调发展。扩大服务业开放，不仅能够通过引进国外服务要素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而且也会因为各种溢出效应、学习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等，反向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特别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高级生产性服务发展能够进一步夯实制造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础，而制造业发展又会在进一步提升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中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如此，可以在产业层面实现更加协调的发展。其次，从区域层面看，高水平开放同样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已有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能够有效推动价值链攀升，
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从而令“低端嵌入”的现状有所改变，使国内价值链得到延长，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开展有效的分工和协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部分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就是明证。此外，从产业更加协调发展的层面看，由于其本质上仍然是产业关联和产业分工，因此，上述产业层面更加协调的变化，同样有助于推动区域层面的分工和协作，从而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如果说，高水平开放确实能够改善国际分工地位，推动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从以往的“低端嵌入”向中高端攀升，那么，这一作用机制所带来的效果，显然有助于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所产生的一个直接效应，就是能够降低诸如污染排放等对环境带来的损害。承接更加高端的产业或产品生产环节，必然意味着无论是从要素投入层面看，还是从污染排放层面看，均有助于绿色化转型。虽然目前关于绿色化转型并无统一定义，但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向更加“节能减排”方向发展，无疑是其中的本质和核心。从这一意义上说，更高水平开放下向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实质上就意味着在融入的国际生产网络中所从事的生产环节和阶段，总体上是更加具有“节能减排”的产业或产品生产环节。当然，高水平开放对绿色化转型带来的影响，还不仅仅是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效应。从根本上看，绿色化转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质上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基础上的，比如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污染治理的水平和能力等，均有赖于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上述分析指出，高水平开放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集聚、整合和利用高端要素，尤其是创新要素，其中，当然包括能够推动绿色化转型的创新要素。比如，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赋能已经成为推动绿色化转型的重要动力，而从开放角度看，以数字规则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型开放，显然是有助于数字技术在开放创新中实现进步，从而提升数字赋能绿色化转型的能力的。总之，高水平开放更加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继续发展中加以解决，包括在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过程中更好地促进共享发展。如果说，在以往发展中未能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从而未能实现共享发展，一定程度上是由传统开放模式的不足所引起的话，那么，想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水平从而促进共享发展，就需要在开放发展战略转型和模式调整中寻找答案和出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宝贵经验。那么，转向高水平开放能否有助于实现共享发展呢？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实现共享发展，其实仍然存在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发展”，二是“共享”，也就是说，实现“共享”并不是简单的“平均主义”，而是要通过进一步“发展”使得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大众，即一方面要继续“做大蛋糕”，另一方面要使得“蛋糕分配”能够更加均衡和平衡。从“做大蛋糕”角度看，高水平开放的作用毋庸置疑，因为无论是从提升创新能力角度看，还是从促进价值链攀升角度看，它都会提升开放发展的利益和效益，改善贸易条件，获取更多的分工和贸易利益，夯实共享发展的物质利益基础。从“蛋糕分配”角度看，无论是区域发展的更加协调，还是产业发展的更加协调，都意味着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或者不同产业领域的生产要素的协调发展，这些将促使收入水平朝着更加均衡和平衡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进一步地，从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型开放角度看，诸如要素市场化改革等均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容，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对要素市场化改革下的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等的推动，而这些将同样有助于要素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可见，与传统开放发展模式相比，高水平开放更加有助于实现共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