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金星洙 李忠喜 安浩灿 高哈尔·阿斯哈尔
（汉阳大学，欧-非研究所，韩国首尔）
摘 要： 本文梳理了韩国对非关系的发展历程，对近二十年韩国对非经济合作政策的转型进行了分析，韩国对非重点合作国家涉及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并做了扼要的分析，提出了今后韩非合作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 韩非合作；韩非关系；重点合作国家；合作领域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s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Korea's relationship with Africa. It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s policy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in the past 20 years. South Korea's key cooperation countries involve Algeria， Tanzania and Nigeria， and made a brief analysis. It proposes the main direction of Korea-Africa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Korea-Africa cooperation， Korea-Africa relationship， key cooperation countries， cooperation areas
1961年，韩国与非洲6国建交，开启韩非外交新纪元，此后，韩非外交关系逐渐扩大，至今韩国已与非洲55国中的48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表1）。建立外交关系为韩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
表1 韩国与非洲国家建交情况
注：资料来源：韩国外交部，“非洲”http://www.mofa.go.kr/www/wpge/m_3551/contents.do.
20世纪60年代，韩国与非洲建交是在联合国对朝鲜的政治意念竞争关系中构想的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即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战略。特别是应用“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 Doctrine）
，与朝鲜建立敌对关系的战略，首先反映在韩国与非洲的外交当中，即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出于国际政治考量。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中国建交带来了国际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也使韩国对非洲的外交关系从与朝鲜竞争战略中解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与非洲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侧重于增强其国际地位的政治目的。自2000年以来，韩国开始转型对非洲国家间的合作关系，重视经济合作
，韩国从非洲的经济发展空间和潜在价值中得到实际利益，因此，韩国政府也举办了未来指向型的韩非论坛（Korea-Africa Forum），旨在加速发展韩非关系向经济和贸易转向。
为促进非洲经济增长，韩国与非洲国家建立了相对稳固的合作关系，这是韩非外交关系的新特征，对非洲经济增长具有潜在促进价值。因此，韩国政府正在举办面向未来的韩非论坛，并积极利用相关机构（KAFACI，KOPIA，KIDA）扩大投资、贸易合作渠道。目前，韩国政府已在27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当地使馆，19个非洲国家在韩国建立了使馆。
21世纪韩国对非洲的外交形式转换为经济实力外交和提高国际地位，特别是2006年卢武铉总统访问非洲并以“韩国非洲发展倡议”（Korea Initiative on Africa's Development）发表的论题，对韩国对非洲外交起到了转换作用。韩国的资源供给依靠海外能源资源的比例很大，也因此被定为韩国外交政策中最优先的课题。卢武铉政府实施了包括经济和社会合作的外交解决方式。
2006年11月举办的韩非论坛由非洲5国总统和25国的外交使团参加，约定友好协议，也因此表明韩国要实质改善对非洲各国的公开开发援助（OD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韩国虽是新兴援助供给国，但对 OECD DAC 会员国的 ODA 援助为0.05% 的水平远不及平均水平的0.3% 以及UN 主张的0.75%水准。卢武铉政府表明作为世界经济规模第12位的国家实行 ODA 的实质改善，并且以韩国的发展经验传输教育、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教育以及非洲志愿者团体
正在逐步扩大，确保合作项目顺利实施和高水准完成。
李明博政府的资源外交强化了韩非关系。2008年10月非洲开发银行（AFDB）和韩国进出口银行共同举办韩非长官级经济合作会议（KOAFEC： Korea 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以形成韩国与非洲伙伴关系的新机制。李明博政府主张的“综合进出口战略和基层扩展性战略”详细制定了“选择和集中”、“一站式”及“缔结协议”的战略以强化当地合作量。
李明博政府还积极推进了“构筑能源合作带”
，也包括非洲。其中，选择和集中战略将非洲分为四个区域，并以每个区域的国家为中心扩大外交基础设施。一站式战略以韩国最有竞争力的 IT建设为基础，为各国定制发展战略，并通过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经验建立资源开发合作外交关系。2010年在 KOAFEC 会议上提出的“与韩国一起兴起的倡议”专门讨论了支持措施和合作政策，以便实施一站式战略。特别是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帮助非洲国家改善了农业环境，发展了农业技术。缔结协议的战略是通过提供国家间的法律和制度安排，积极促进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的参与，反映出投资担保协议和双重防税协议的必要性。
朴槿惠政府继续保持李明博政府的韩国与非洲外交基础。在通过互利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朴槿惠政府提出了具体的外交政策，如支持新村运动和民用部分发展，以及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在韩国的 PPP 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健康、教育、资源、环境、行政服务、农业和海产品。此外，从1994年到2005年，私营企业参与（BTL）官方发展援助已经变得活跃起来。双赢的伙伴关系是韩国和非洲面临各自的内部和外部挑战，并通过相互合作解决这些挑战。2010年非洲的“变革议程”代表了非洲就业和创收的经济结构，它正面临非洲国家发展合作的需要，这是克服非洲贫困的一种方案。采用2016年推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Susta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通过支持国家环境政策和受援国的发展，而不是提供片面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和交换外交政策的方向，向受援国的发展需求提供援助。朴槿惠政府实施了新村运动和私营部门振兴项目，作为可同时反映非洲过渡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展合作计划。新村运动具有农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的普遍性，非洲的农村发展计划
高度依赖农业。
此外，朴槿惠政府通过私营部门发展支持非洲的结构变革。换句话说，它刺激了经济结构的转变促进了就业和收入提高。通过 PPP 支持的有偿援助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并通过韩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适当技术转让提高非洲劳动力的质量。这可以扩大产品生产和制造能力，提高劳动力，直接帮助韩国公司进入非洲市场，发展潜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文在寅政府在100个最大的政府任务中宣布，通过中东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共同委员会管理双边经济，通过经济合作协议建立法律基础，通过免费援助的整合推进和联系性实施加强国际发展合作。通过实施这种有效的援助项目，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并提高国家利益。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韩国政府发展援助是展示韩国国际关系、国际地位影响力的基础。根据韩国 KOICA（韩国国际合作团）的统计，2017年韩国 ODA 总量达到5.62亿美元，其中各类项目占41.3%（2.321亿美元）、发展咨询占8.4%（4690万美元）、奖学金占8.2%（4620万美元）、韩国海外志愿者占18.5%（1.039亿美元）、PPP占3.4%（1900万美元）、无偿赠与占1%（530万美元）、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占6.3%（3560万美元）、管理费用占9.5%（5310万美元）、能力提升占3.5%（1960万美元）。
从2006年开始，韩国增加了官方发展援助等经济支持以及政治家和总统等高级官员对非洲的访问，以增进与非洲的相互了解。2006年，官方发展援助捐款达到了最高水平。即使有些变动，但非洲仍然是韩国官方最大的发展援助地区（如图1所示），2006年之后韩国向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是亚洲国家中对非洲援助最大的。
图1 韩国对各大陆 ODA 的占比（单位： %）
注：资料来源：OECD （2017）。Development Aid at a Glance， Statistics by Region.
自2006年以来，韩国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在增加，2014年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比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等其他大陆的投资更多（图2）。正如韩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量所示，韩国对非洲的兴趣正在稳步增加。
图2 各大陆韩国的FDI份额
注：资料来源：Kang and Won，2015。1995年开始的对非洲、亚洲、欧洲、大洋洲、美洲投资。
因此，自2006年以来，能源资源的进口来源更加多样化，对非洲的依赖正在增加。在2016年，非洲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sub-Saharan Africa）已成为韩国所需的金属（metals）和矿物质（minerals，4.1亿美元）、化石燃料（fossil suels，3.7亿美元）的主要出口供给地（图3），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与非洲之间资源领域的贸易合作被加强。
图3 从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的金属、矿物和化石燃料（2000—2016）
资料来源：资源贸易区，https：//resourcetrade.earth
三个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是韩国的重要非洲合作伙伴。选择这三个国家的原因是：韩国对尼日利亚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关系等经济指标的利害关系很大。就韩国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而言，坦桑尼亚是最重要的发展援助国家。阿尔及利亚是受韩国影响较大的国家，双方贸易关系密切，值得韩国对非合作关注。从地缘战略上看，三国分别位于西非、北非、东非，这三个主要国家起到了韩国进入非洲的桥头堡作用。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其他经济指标来看，尼日利亚、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是非洲国家中 GDP 靠前的国家。2010年之前，南非拥有非洲最大的 GDP，但最近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尼日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南非。尼日利亚也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市场潜力巨大；尼日利亚营商环境良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对海外投资的需求很大。
除 GDP 外，外国直接投资（FDI）也是韩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指标。就 FDI 而言，尼日利亚也是非洲主要的石油生产国，占韩国 FDI 的最大份额。鉴于 GDP 和 FDI 的规模，尼日利亚是非洲经济方面与韩国联系最紧密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马格里布国家，众所周知受到韩流的影响很大。虽然韩流对西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北非国家，特别是阿尔及利亚，通过韩流积累了对韩国良好和积极的形象。阿尔及利亚也是唯一与韩国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非洲国家，在经济上，也是与韩国的贸易额较高的非洲国家。同时，阿尔及利亚也是非洲人类发展指数（HDI）较高的国家，利于韩国的国际发展合作。
表2 韩国主要的非洲贸易伙伴（2010—2016年平均值）
注：资料来源：Korea-Africa Center。
韩国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在21世纪有较快的增加。就韩国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而言，截至2015年，最大的官方发展援助国家是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加纳、乌干达、卢旺达和喀麦隆，其中，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卢旺达是东非国家。随着东非国家政治稳定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数量在东非地区正在增加，并刺激东非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提升。非洲大陆韩国官方发展援助比例最高的是东非坦桑尼亚，韩国2000—2016年对坦桑尼亚的发展援助累计达到4亿美元，对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两国的发展援助累计都接近2.5亿美元。就非洲国家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坦桑尼亚不是最重要的国家，但就韩国官方发展援助拨款而言，坦桑尼亚是最重要的国家，韩国已将坦桑尼亚指定为官方发展援助优先伙伴关系国家。
尼日利亚作为西非重要的经济大国，加入金砖国家体系之后，作为新兴投资市场而备受关注。尼日利亚政府宣布了《尼日利亚：2020年愿景》（Nigeria Vision：2020），并确定了到2020年成为世界第二十大经济体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正在扩建。
此外，尼日利亚是非洲能源资源最丰富国家，作为未来取代中东的新能源供应商而备受关注，并拥有丰富的国内市场，经济增长的潜力也被认可。特别是由于2005年原油价格上涨，外国投资者对尼日利亚的兴趣有所增加，是目前非洲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外国资本流入导致经济增长率上升7%。然而，2014年公布的腐败指数在全球173个国家中排名第十五，被认为是一个严重腐败的国家。可以看出，市场虽已被激活，但它是由非正式系统运作。
尼日利亚不仅得到美国、英国、欧盟、德国、法国等官方发展援助，还得到国际发展协会、全球基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非洲发展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截至2014年，尼日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四大受援国。
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新的石油生产国，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扩大了建筑计划。然而，自2014年以来一直持续的低油价情况，对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占出口总额的98% 的阿尔及利亚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率为2.8%（2016）。经济增长放缓导致阿尔及利亚的公共投资和财政政策紧缩，但也为国家产业结构（如制造业、旅游业、建筑业和公共部门）的多元化创造了机会。此外，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包括修改投资法在内的市场自治得到了保障，以积极吸引外国公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特别是第三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2015—2019）提出了促进制造业的外国投资和私有化政策，为加强经济的多元化和竞争力，它还试图改变保证市场自治的经济体制，消费市场正随着经济增长而形成。
阿尔及利亚正在推动以自然资源（石油和天然气）为中心的各种工业领域（建筑、制造、制药、加工、工程等）的发展，并通过修订“投资法”积极吸引外国投资。第三个发展计划是通过当地经济主体和私有化积极推动经济体制的变革。当地的经济主体与合作、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市场，通过市场关系和国际贸易组织（UMA）扩大非洲市场的自主权。
然而，阿尔及利亚严重依赖石油燃料企业（50%），而制造业（2.6%）则占工业部门的一小部分，也因此青年失业率一直在稳步上升，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微小企业占70万家中小企业的95%，他们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雇员少于10人，采用传统的管理方法。像这样的行业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失业增加等社会问题不断涌现。
坦桑尼亚在1986年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但它并没有偏离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行例。它最近通过了国家发展计划“2025年发展愿景”，并正在促进经济变革和发展，以获得中小收入国家的地位。主要发展领域是以提高基本生活水平、教育、社会稳定、可持续增长和分配（建立竞争市场）作为目标，以及通过市场竞争追求市场增长。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引进IMF的贷款，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和私有化重新引入等自由市场主义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近年来，坦桑尼亚的平均增长率为7%，与肯尼亚经济齐头并进。
此外，坦桑尼亚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黄金、钻石、宝石、坦桑石、铜、铝土矿）。1990年以后推进贸易自由化，出口量持续增长，该国是东非共同体（EAC）和南非发展共同体（SADC）的成员国，可以与其他18个国家贸易零关税，外国资本的投资也很活跃。因临近印度洋的关系，成了非洲进出口港口关卡。为了维持贸易自由化等外国投资，政府正试图以各种方式改变国内市场环境，除经济增长外，政府还在积极创造就业，鼓励增长。
坦桑尼亚通过美国、英国、日本、国际开发协会和全球基金获益约34亿美元（2012—2013年平均水平）。为了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坦桑尼亚政府正在开放贸易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市场，并启动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证券交易所，并积极推动企业的自主经济活动。
尽管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为1630美元，依旧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政府积极推动经济结构的改革，但主要产业仍集中在采矿业和农业，缺乏工业多样性，青年失业率高，婴儿死亡率和发病率高，文盲率占73%，34%的人口无法摆脱贫困线。特别是劳动法不够详细，工资没有法律保护，甚至劳动者的人权也没有受到保护，迫切需要找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方法。
韩国与三大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发展合作的建议方向领域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工业、能源、服务、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管理资本。具体阐述如下：
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促进对振兴制造业的设施进行投资，并增强应用科学和公共部分的民用基础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技术专业。最重要的是，有必要通过培育小学、中学、高等教育和职业学校来提高教育水平。希望通过提高教育水平能够培养其劳动力创业和管理技能，加强其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意识，并认识社会问题。此外，通过经济管理体系的共享和发展，可以形成和实现政策规划目标并且可以将监测和评估系统制度化，以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建立良好的社会政治和营商环境，遏制和减少腐败发生。
工业部门的产业合作伙伴关系取决于该地区的稳定性和自然资源的规模。如文中所述，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属于资源丰富的国家，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巨大。要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以及向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优势，发展成密集型产业和资源相关产业，如石化、钢铁和运输设备等。
能源与工业部门有很大联系。因为缺乏能源正在阻碍正常的产业经济活动，非洲必须促进能源部门的产业发展。此外，因为非洲国家能源发展可能性很大，有更积极的实施效果。例如，阿尔及利亚拥有大量的山地降雨和淡水水力发电条件，太阳能、风能、地热能资源丰富，发展绿色能源技术，开发可再生能源潜力前景广阔。此外，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能源可以共同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协同效应。
服务业的伙伴关系在其他行业可以更有效。服务业激活的细节包括运输系统和贸易基础设施的扩展，商业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经纪服务等金融机构服务的扩展，传统市场旅游业的推广，可能需要的医疗保健系统，以及医院等专业医疗服务。通过服务业的积极改进可以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增加就业。
培训教育毕业生为劳动力所必需的经济活动创造机会，可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改变例如公路、铁路建设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筑和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还必须提供卫生的饮用水，以防止因水资源和卫生设施缺乏引起的疾病；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管理资本的投入带来经济社会发展。
国际社会为了非洲的经济发展尝试各种方法，根据韩国与三个主要非洲国家合作的实际，通过交流合作开始互赢互利发展。韩国可以以三个国家作为桥头堡，扩大与非洲大陆更广泛的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围绕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工业、能源部门、服务部门、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基础设施领域等方面，可以促进韩国和非洲的互利共赢发展，增进相互关系，加强和扩大韩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1］ John W. Harbeson著，金星洙译.世界上的非洲［M］. 首尔：汉阳大学出版社，2017.
［2］汉阳大学，欧洲-非洲研究所. 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报告1，政策报告第1卷［R］.2014.
［3］汉阳大学，欧洲-非洲研究所. 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报告2，政策报告第2卷［R］.2015.
［4］汉阳大学，欧洲-非洲研究所.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报告，政策报告第3卷［R］.2016.
［5］汉阳大学，欧洲-非洲研究所. 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推进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的战略：先进的研究，政策报告第4卷［R］.2017.
［6］ Craig. Hayden. “Logics of narrative and networks in US public diplomacy：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US strategic engage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2013，19（2）：196—218.
［7］ J. Pamment. New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Evaluating policy and practice ［J］.2013.
［8］ E. Potter. 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M］. MQUP，2008.
［9］ E. J. Sommerfeldt， M. Taylor. “A social capital approach to improving public relations' efficacy： Diagnosing internal constraints on external communication”［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2011，37（3）：197—206.
［10］赵及淑. 公共外交效能评估研究. 外交和贸易部，2014.
［11］［12］ KOTRA韩国贸易投资促进公司.2018年坦桑尼亚入境战略——预先策略报告［R］.2017.
［13］ KAF韩国-非洲基金会. 非洲国家研究系列坦桑尼亚研究报告［R］.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