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金纸

中国有无数生产纸钱的作坊。这些作坊规模不一，从个体经营到家族产业，再到小型和大型的工厂，乃至整个村庄。这是纸钱风俗形成以来的情况，虽然无法持久，但在一些地方依然如此。一些村庄，比如南昌附近的黄村和泉州附近的许村 ，其经济依赖纸钱生产。《江南都市报》的一篇报道（Xie and Jin 2004）告诉我们，黄村之所以号称“纸钱村”，不是因为那里的人虔诚祭祖，而是因为他们依靠售卖纸钱来获利。2000年，参观福建南部的许村时，我被同样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场景震撼了：纸钱的制作者们除了“赚钱”之外，对这一行为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没有特别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两个村庄都显示出明显的繁荣迹象。在黄村，曾经只有一条小路，现在这条路被称为“纸钱街”；在许村，一排排砖砌的老式农家村舍外，铺上了柏油路，多层的石砌小楼鳞次栉比。

这两个村庄都有不少人口：黄村有二百来户，许村有大约八十户。在这两个地方，几乎家家都从事纸钱行业。许村的主要市场是泉州市。在这个地方，我的同事和接待人介绍了一位年轻妇女，她晚上在自己的公寓中制作纸钱，然后在一座公寓楼的早市上出售。每天早晨，她坐在简易的小桌子旁销售金纸以及其他一些纸钱和饰品；即便是在等待买主的间隙，她也仍在忙着制作金纸。对她来说，生产和销售工作是连续不断的任务。她使用的技术和材料与该地区其他村民一样，其中包括她出生的许村。这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在当时，纸钱的买卖还没有那么有利可图。

我在许村观察到的这个过程，只能管窥到有限空间的大致情形。许村是泉州附近一座小镇下面的单姓村。在八十来户家庭中，大多数拥有或大或小的生产纸钱的作坊。 虽然大多数家庭作坊生产的是成品，但每个家庭作坊之间以及整个村庄的作坊之间都有分工。并不是所有的作坊都制造成品，一些作坊专门从事这一流程中的其他部分的加工，例如纸钱的进货和切割， 或生产浆糊和染料。 我能够近距离仔细观察到的作坊，生产各种各样的金纸，当地人称为“中金”，尽管整个村庄作为一个整体，也生产少量的其他金纸和银纸。

许村周围环绕着大片稻田，按照传统的农业标准，这是一个繁荣的村庄；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纸钱制作成了居民的主要职业，也成为铸就新繁荣的经济基础。在市场化之前，纸钱制作一直是一项常年以往的手艺活儿，只对那些没有其他生存技能的村民开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里还有几个人继续靠制作纸钱勉强维持生计，不过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纸钱制作成了主要产业。我的当地向导许先生就出生、成长在这一时期，通过在闲逛中观察附近的其他家庭，他得以进入了这一行业。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行当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买卖。许家老旧的低矮平房如今已经改造成外来劳力的宿舍，新建的三层和四层石砌楼房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资本投入的大部分都用于房屋新建，而其中的很多楼房足够宽敞，可以用来从事生产活动。许先生的房子既是住宅，也是生产场地。他房子的正门有浮雕的大理石柱和门楣，通向一间十分宽阔的、天花板很高的大厅，后面放置着供桌、悬挂着帷幕，形成神龛，高高的墙上挂着几幅祖先的画像。神龛似乎有点敷衍了事，仔细看时，甚至还略显零乱：几件祭品放在两侧，上面落满了灰尘。那里有几张纸钱，仿佛只是摆设而已，看上去有点儿别扭。大厅犹如一个华丽的外壳，充满着暴发户的气息。显然，对于祭品，许先生认为，只要能够达到众人眼中的“看得过去”的标准就行了。

制作纸钱分成几道工序，每道工序都形成一个工作站，占据了一个房间或一处走廊。第一个工作站位于大厅入口的昏暗走廊里；旋开门把手，就进入了一个昏暗的房间，六个女孩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把金属箔裱在纸上（图2.3）。每个女孩面前都有一大碗黄色浆糊、一沓锡纸， 还有一堆黄色糙纸，上面压着一块砖，以便工人在每次裱贴后翻张。女孩们的主要工具是她们的双手和十指：她们在一张纸上涂上浆糊，把银箔剥离出来，再用滚筒压在纸上。把箔片吹散开来并裱贴在纸的中央，这是最需要技巧的工作，因为一旦箔片处理不当或裱贴不牢，就会破坏纸张，而“破钱”会丧失大部分的仪式价值；在过去，它们只能作为主要产品的搭货，或以低价贱卖。

纸张由村里的剪裁店裁成方形。将箔片裱到纸上后，人们就把它们从前门抬出来，放到阳光炙烤的院子里晒干。干了之后，它们又被抬过门厅后面的宽阔楼梯，来到一条被两个工作台隔开的宽敞走廊。在其中一端，几个女孩在许先生一位主管模样的亲戚的监督下，用橡皮滚筒将木板上的红色染料涂抹在银箔上。红色染料将银色的箔片变成了“金”色。接着，纸钱又回到中心的楼梯，继而运至屋顶。在屋顶，一男一女用雕刻着花纹的滚筒在每一叠纸钱上手工印制出顶张的图案。滚筒在调色板的朱红颜料上滚动，又在金黄色的黄纸上滚过，留下图案和铭文。涂抹着朱砂颜色的滚筒在纸面上滚动时，印制出清晰的图像；在裱了锡箔片的地方，则留下暗淡的图案，花纹也略显模糊。在走访这个作坊时，我见到的图案是一组吉语。这四句话的中心是一句常见的祝福语：“一帆风顺”，类似于西方人说的“God speed you”。这句话周围环绕着三句流行的吉语：“阖家平安”“财源广进”以及“生意兴隆”，底部还有三个字“正庄金”，告诉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接受纸钱的神灵）“金子是真的”，以打消对其“真实性”的质疑（在第七章有对于“真实性”的更多论述）。 ^[1] 在染色和印刷之后，纸钱再次被抬上楼梯，回到平坦的楼顶，在春日的暖阳下晾晒。从许先生的屋顶上放眼望去，周围屋顶和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都覆盖着等待干燥的黄纸。

与基础设施的投入相比，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投资似乎稍显逊色。有三种主要资源是由村外引进的：劳动力、工具、纸张和锡箔。大部分劳动力是来自其他省份的年轻妇女。做裱贴时，女孩们手指的速度和单调乏味的计件工作，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先生是主人兼老板，他的亲戚偶尔会帮把手。他们的每个作坊每天要用掉十卷纸左右。这种纸是从闽北运来的，在那里，生长着用来制作厚实、粗糙、黄色纸张的竹子。这些纸卷装在拖拉机后面的拖车上，运到村口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并在那里用重型电动机器进行切割。此外，金箔的供应也来自外地，浆糊和染料则是村里自产。这些染料是由蒸煮过的多种植物混合赭石制成的。木刻滚筒（“磨”或“推子”）是由离村子大约两公里远的、坐落在集市的一家作坊制造的。跟村里其他的赚钱活动一样，木刻也是一项由家庭经营管理的活动，从繁忙的大街上退回到一些阴凉的树下完成。我去拜访的时候，有四位年轻人坐在工作台旁，手里拿着凿子、木槌、尺子、铅笔，还有固定在台虎钳上的木制滚筒，上面贴着镂空纸模板。一位中年老板在后房工作，一边招待客户和主顾，一边讨价还价。我的调查立即集中到一沓白纸上，它们是用来在木制滚筒上刻制图案的模板。挂在后面墙上、装在袋子和箱子里的全都是成品滚筒。我最想追踪的是那些刻在模板上的图案的系谱，但让我感到有些沮丧的是得到的各种答案都不太令人满意。纸钱制作的每个工序的交接环节，人们都抱着“看得过去”的标准，而没有太高的要求。就设计品和设计变化而言，我认为近年来已经引入了大量的新设计，它们的寿命取决于对大众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市场）。不过，对这些新设计我并不太热衷。我所能说的只是，在谈话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仪式问题，更不用说关注仪式对他们设计的影响了。这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赚钱的过程，除此以外的别的含义就有待于其他研究者去解读了。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息尽管变化了，然而它的主题与20世纪30年代在该地区另一个村庄生产的一种金纸却是一样的。20世纪30年代云泉村（音译）生产的一张金箔纸上印有两块木版拓印的吉语。上端写着“天官赐福”；下端写着“丁财旺”（Cheng 1999）。（云泉村，原著英文为“Yunchuan village”，同 中的“许村”毗邻，但我们在地图上没有找到这个村庄。——译注） VRIFrgEUaNifUVpCScN4WYQvq39CeBoMTnud0RRbvRk8IpIM/KoOL2N7p4H/Zpy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