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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是货币价值最集中的形式。在中国，它很少用作一种通用货币，过去（现在）仍旧是一种仪式货币，通常以珠宝的形式作为个人装饰品或者作为嫁妆等用于仪式（Seaman 1982）。金纸是唯一合适的货币价值形式，用以解决个人的严重困扰或者向更高的神灵作出承诺。无论是铜还是银，作为通用货币，都不适用于上述功能。许多人，包括信徒和一哂置之的人们，都说更高的神灵并不需要或渴望金钱，甚至不需要常常随纸钱一起供奉的食物；另一方面，如果金纸并不模拟一种通用货币的话，那么它显然是在模拟一种金钱价值（monetary value），但是这种价值密度如此巨大的货币，其价值似乎应该具有自己的新兴属性。它们因此升华为一种对仪式过程中的不洁净加以抵抗的预防性咒符，其中就包括了凡人觊觎神性的行为（参见Seaman 1982）。既然金纸不是一种通用货币，它在葬礼上便不会被化烧很多；它并不是那些刚去世的人所能带走的价值，也不是能将其花在通往彼岸路上的盘缠。此外，它也不符合人刚去世时的形象，因为那时候污浊的凡身肉体还清晰可见。人们可以用一张金纸蒙住尸体的脸，但这仅仅是为了预防死亡对生者的玷污。同样，金纸也被用来净化仪式器具和通道（参见Hou 1975：20—21），并分隔开神圣与世俗；例如，在泉州，我注意到一个家庭神龛，妈祖的塑像端坐在一堆金纸上。当然，这很可能是因为神龛就是存放纸钱的地方，或是对家庭成员珍视妈祖的一种简单表达；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堆金纸是一种仪式表达，表明妈祖纯洁的神性是通过将她与普通住所的世俗环境分隔开来而得以保持的。同样的功能也出现在湖南乾州的观音庙里，在那里，油灯被放在一叠凿孔纸钱上——读者可能还记得上一章提到，这是当地唯一一种纸钱——将灯与供桌的瓷砖表面相分离。不同于我的上述解释，尼姑说，纸钱是为了防止灯从桌子上滑落。在纸钱习俗中，这种对仪式行为的合理化、实用性解释，在本书的其他部分也屡见不鲜。然而我想进一步了解，油灯为什么是放在一叠纸钱上而不是一张纸钱上？为什么只有油灯才需要用纸来间隔？对于油灯而言，如果换成象征永生不朽的纸质莲花花瓣将其围绕，难道不会使它显得更为重要吗？
下面还有一个关于金纸净化作用的例子，更为重要但却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它出现在侯锦郎提出的一个与之相关的难题中。这个例子是这样的：在台湾，一位跟丈夫一起生活、侍候丈夫家人的妻子，通常会用银纸来保佑丈夫的祖先，但是当她祭奠她娘家的祖先时，却会选用金纸。一个肤浅观察后的轻率结论是，比起夫家，她更为重视自己的娘家，但这反而加深了人们的困惑。我认为答案在于婚姻的宇宙观，它的“先赋原则”是女儿亵渎了最神圣的义务（孝顺）；也就是说，女儿并不是为她自己的祖先服务，而是在婚姻中“命中注定”要为丈夫的祖先服务，为丈夫生儿育女，依赖子孙后代而得以不朽。女性这种与自家祖先的分离，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尤其复杂纠结（参见Blake 1994；Sangren 2003；Stafford 2000：28）。在抽象的意义上，这种“分离”本身就注定了女性所经历的命运：缠足、经期、婚姻、生育以及后代的从属关系（缠足为一个小女孩在一个“分离”世界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在我看来，供奉金纸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是一种超越和愈合“分离”污点的方式，它促进了家族中的团聚。
金纸的另一个相关特征是，普通铜钱、白银和黄金的纸质复制品划分了接受者的等级，而在东南沿海地区，金纸凸显灵魂身份的能力是最为明显的。这些区别是古代和封建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在这些社会结构中，一个人的地位、权威和权力的提升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职位头衔可以赋予他们权力来获取和展示与其地位相当的珍宝。对这些尊卑贵贱的等级特权的设计能够维持统治的神秘性，然而在历史上，它们并不容易执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日渐崛起的浪潮中，等级特权在消失，不同阶层的身份地位都可以经由统一的普通货币来表示。与这种潮流背道而驰的是，在诸如中国东南沿海等地，纸钱习俗却依然反映着尊卑贵贱的等级限制，表现在地位不同的神灵对应着不同类型的金纸，尽管其间存在着一些随意和间断。
在中国各地使用纸钱的各种场合，金纸的展示和加工不一而足。在东南沿海之外的地方，黄金的复制品要么没有，要么形制不定，要么就是简单划一。在大多数北方和内陆地区，黄金可以用黄纸来表示，还有其他许多地方是用特别柔软的“黄表纸”来表示。无论是被称作“黄金”或是其他的什么，很明显的是，它们都被认为适于供奉在最高级神灵的圣殿中。在四川成都，文殊院在几年前供奉着一头实物大小的石象，它是佛教的象征，肚子被当作化烧这些黄纸的焚烧炉（见封面插图
）。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2000年，那时它还没有因为防止烧纸而被移走。当时，大象站在满地的灰烬之中，四面尘灰飞扬，燃烧的黄纸又漫开新灰。石象以及其他两座真人大小的塑像（“弥勒佛”——忘忧欢喜佛和道教中的寿星）都被持续燃烧的蜡烛、香和黄纸熏黑了。大象的侧面和末端有方形的洞，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洞进献祭品、延续这堆长明不绝的火焰，而其他大多数朝拜者则在大象脚部的灰堆前蹲坐下来，燃烧祭品。我看到人们只燃烧一种纸钱，即一张张的黄纸和黄表纸。从四川盆地，经过武汉周边的湖区，再到石家庄的平原地带，几乎每个地方都通用这类纸钱。
在河北西北部的蔚县，为鬼魂准备的银纸和为神灵准备的金纸，两者的区别很简单：纸张的颜色和折页，这些折页用来存放小片儿金银纸或箔片。上文所说的“白纸”是“银纸”的基础折法；“黄纸”则折叠成一个信封形状，成为“金纸”。每种折叠的纸张都包有正方形的小片儿银色或金色的纸或箔纸，白纸内包有两片儿，黄纸内包有三片儿。“二”和“三”都是普遍性的符号，分别意味着，在有限的方面，鬼魂仍然依附在世俗的污秽之上，而纯净的魂魄（从家神，例如灶神，到更高的神灵，如观音）则位于无限的那一端。
在湖南长沙的开福寺观音庙，小贩们出售一种黄纸（20×21厘米），中间有一个金光闪闪的正方形，上面印着红色的装饰。纸张的背面是粗糙的，正面或印刷的一面是光滑的，金光闪闪的方形是印刷而成，而不是裱上去的锡箔，我推测这是一种由新型机器制造的金纸；实际上，它是对纸钱这一仿制品的二度模仿，我在第七章将讨论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倘若对制造工艺不太挑剔，它还算是一种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组合。在这种纸的顶端写着“五路财神”，底下写着“日夜招财”，两翼的形状宛如一份诏书，要求财神赵公明及其部将在五路执行传递财富的命令。“五路”是指阴阳五行的五种宇宙力量（水、金、土、木、火），它们被画成人形，每个都是将帅装束，位于纸张的中心位置，围坐在一座香炉的周围，元宝和五钱冉冉升腾。这张模仿金箔纸的纸张被折叠在三张黄色糙纸上方，这三张糙纸排成扇面状，形如一朵莲花，被整个包在一张写着“大贵人”的红纸里面。这个“大贵人”跟神灵之间的关系密切，因此有助于给人们带来好运、招财进宝、护佑后代平安健康等等——红纸以大贵人的肖像作为咒符，底下还有另一叠金纸。虽然我是在长沙找到的这种金纸，但其制造、组合和修饰等所有迹象都表明它起源于东南沿海地区。
在福建和台湾地区，所有的纸钱都统称为“金”。1975年，在八种银纸和七种库钱的基础上，侯锦郎收集并详细描述了十六种金纸。随着这三者的价值形式越来越集中，它们之间为了体现尊卑贵贱等级制度而出现的差别也越来越大。侯锦郎（1975：19）把这十六种金纸分为三大类：三元金（triad gold）、饰金（decorated gold）和非饰金（undecorated gold）。
2000年，我访问了台湾海峡另一侧的泉州，在那里，纸钱的生产又在毛泽东时代退潮后重新恢复了起来，当地制造商生产了至少八种按尺寸和装饰区分成不同类型的金箔纸，这些金箔纸只在供奉对象高低等级的区别上和台湾制品有几分相似之处。顶级的“大天金”描述了以人形呈现的三大神灵（图2.2）。这些大致跟侯锦郎描述的顶级“三元金”相当。他们是以人形现身的福、禄、寿三大神灵。俯视其他两人、处于中心地位的人物是福神，手持着代表“万事如意”的“如意”拐杖。第二位是禄神，戴着帽子，怀抱婴儿，象征着后代与生育的承诺。他前面是一只鹿，象征着收入（禄），这是财神的明显标志。第三位则是秃顶的白胡子寿星，一只手拿着长杖和宝葫芦，另一只手里托着鲜桃。稍带说明一下，值得注意的是，禄神标志着一个婴儿同几代人之间的联系，体现出对无穷财富的渴求与子孙绵延的愿望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孩子不仅是永生不朽的手段，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和财产的传承，他们还能够保证物质财富的流动；此外，如果没有后代，即使高薪厚禄、家财万贯也无济于事。因此，与其说是寿星，不如说是禄神，在掌控着婴儿。这两位神只有在彼此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从而一起成为福神。
图2.2 福建泉州的大天金
泉州“大天金”包含有象征吉祥的图案和吉语，代表好运、长寿、福禄、安宁、多子以及一个德高望重、妇随子孝的家庭。在“大天金”的底部，写着“永顺纸箔”，像是制造或者销售这些锡箔的纸店的字号，同样蕴含着祝福人们生活顺遂的意味。除了较大的尺寸（34×43厘米）之外，这种金纸跟其他金纸的区别在于，它有一幅星宿神灵的图片、服从命令的铭文以及一些为高级官员赋予神秘感的非常规（例如缩短的、仿印章的）图像，使其适合用来祈求天神。
我在泉州走访时，一位女性小心翼翼地从抽屉柜里拿出几张台湾顶级三元金的纸张，那情形宛如存放某种珍贵的传家宝；她处理这些纸钱的方式，使人几乎无法想象她会将其烧毁，尽管燃烧才是显现纸钱价值的正确方式。她是从厦门港口的一家台资工厂买到这些纸钱的，这是一张很薄的糙纸，纸上有双面对折对称图案（72×38厘米）。每张图都描绘了由两条龙形框起来的三大星宿，以及以福神为中心的“财运”图，底部还画有“保佑全家和谐安康”的图案。红墨着色的图画和文字符号上都涂着金色颜料，像金子般闪闪发光。它与一旁的泉州产品对比鲜明：泉州“大天金”（图2.2）印在厚实的、黄褐色的竹纸上，而这种台湾三元金上的红色墨水给整张纸增添了一层淡红和橘红的色泽。此外，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泉州纸钱上写满了铭文吉语。
这就引出了贯穿本书始终的一个重要观点。同泉州那些看起来很粗糙的毛边图案和橘色“金”纸相比，虽然来自台湾和香港的金纸显得更为精致，或许是因为它们的机械加工程度更高，然而通常来说，特定地区的信徒仍然会固守那些跟他们共同成长起来的纸钱——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1906）称其为一种“心理学上的归属感”，揭示了这种区域文化模式的持久性。此外，正如我在不同的地方都发现的那样，人们认为手工制作的纸钱，或者那些看起来像手工制作的纸钱，更显真实，也更有效。
篇幅所限，不允许我对2000年时搜集到的泉州金纸做全面描述，在这里我只想表明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制造技术和家庭庇护效用（如上文所述）。尽管它们按照不同的模式进行组合，并被切割成不同的尺寸，但却都由九张纸组成，并在右上角用一根草绳绑住。只有最上层的纸面上印有由图框、图画（灯笼、莲花等）和吉语组成的红色图案，其余的八张底页只有镀金的箔片。纸张和箔片的大小各不相同，尺寸越大，图标和吉语献词就越多，也就越适用于更高层级的神灵，尽管这些层级具有深度的交叉。例如，小天金（本章题记的出处）就是更大类型的中金纸（17.5×21厘米），用来献给天公、神、佛、土地公以及部分祖先，这些受供的祖先已经完成了脱离苦难的超度，在纯粹的灵魂世界获得了心灵的永久安宁，或者正在迈向未来化身的路上。
此外，金纸与金纸之间，在铭文吉语的内容上差异很小，几乎难以察觉。以下是这些吉语的集萃，包括从献给大神灵的大天金，到化烧给祖先的、被简单称为“金”的最小的纸钱：“安宁进宝”“一生好运”“双喜临门”“多子多福”“一生平安”“财运连连”“诸事平安”“日进斗金”“發、發、發”“万事平安”“财源滚滚”“长命百岁”“出入平安”“全家平安”“日日发财”。
这些纸钱上的铭文吉语，连同设计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因时间和空间而异。现代纸钱过度膨胀的特征之一，就是设计上的颠覆性；然而，无论设计上有什么不同，其主题都是稳定的——诸如示愿、祈祷、恳求或者承诺，描述美好的生活、事随所愿。这些吉语形式下的美德教化信息繁琐、重复、陈腐，体现在这里和其他无数的咒符中，但却绝非无关紧要；相反，它们承担了纸钱习俗的核心讯息，不加掩饰地体现出让生活中的好东西“發、發、發”的主旨，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生子添丁、财源广进、长命百岁，以至所有家人的团圆安康。它们掩盖了通用货币与神奇魔力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