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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政治研究的兴起是两股潮流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一股潮流是生活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复归，这一复归也导致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生活转向。另一股潮流是欧洲一些国家发生的生活方式运动，这一新兴的政治社会现象要求给出理论解释。所以，在总体上，生活政治研究的目的是为生活方式运动提供一个解释框架。生活政治研究的兴起意味着生活问题正式登上了政治学的研究议程。
“生活”或者“如何生活”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主题。“哲学”这一词汇在古希腊被创造出来时，其本源含义是“爱智慧”，意指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当柏拉图在其著名的《会饮篇》中把“哲学”界定为“爱智慧”时，就是要说明哲学和智慧是不同的，而哲学家则是热爱和追求智慧的人。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反复宣扬“没有反思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观念，因此在他们看来，哲学或者追寻智慧是每一个人应该去践行的最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法国当代思想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把这种哲学称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也即寻求最有价值的生活的哲学，以及何种生活是有价值的哲学。
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哲学或者爱智慧就是一种最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一生都在践行对智慧的探索，思辨和感悟生命的价值和细节，直至冷静赴死。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柏拉图及那个时代的哲学家有这样的信念，认为哲学只能通过生活共同体以及某个学派中的师生对话才能得以理解，因此，对于柏拉图来说，他的哲学的生活方式就是建立学园，在学园中和学生一起学习、对话、讨论和生活。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影响下创办了哲学学校，培养和引导人们过一种哲学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是明确提出三种生活模式的人，即享乐的生活、公民大会的或政治的生活以及沉思的生活。
在这三种生活中，只有沉思的生活才是哲学的生活，才能得到精神上的幸福，而其他两种生活得到的幸福都是次要的。阿多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生活方式称为“静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静观是实现人类幸福最高形式的生活方式。在以后的希腊化时期，各种哲学流派，如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等，依然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哲学，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学派。
欧洲进入中世纪之后，尤其在中世纪晚期之后，哲学的传统发生了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向知识论或者认识论的哲学的转向，“哲学的生活”与“哲学的研究”逐渐脱离。这里的历史因素是复杂的，阿多把它们归结为基督教的繁荣和科学的兴起，哲学先后充当了神学的仆人和科学的奴隶，而随着大学对以前哲学学校的替代，哲学成为一种学习和研究的专业行为，哲学也变成了一个概念化和理论化的体系，从而失去了与生活方式的直接联系。在基督教那里，哲学成为上帝之言，在科学那里，哲学是一个知识的体系，而不论对于基督教还是对于科学，哲学家都是康德所言的“理性的艺术家”，也即只对纯粹的思辨活动感兴趣的人。在大学里，教师的遴选、课程的设置、考试的安排都要服从于一定的政治的或者行政的标准，而与作为精神修习的哲学的生活方式无关，大学变成了哲学学习和研究的专业机构。这样的历程和状态一直持续到现代社会，理论化和体系化成为哲学活动的目标以及哲学的形式标志。
如埃德蒙德·胡塞尔（E.G.Albrecht Husserl）所评论的：“这种新的哲学所追求的，正是将一切一般有意义的问题，以严格科学的方式包含到理论体系的统一之中，包含到必然明白的方法论之中和无穷的但是合理安排的研究进程之中。”
然而，虽然发生了“哲学的生活”和“哲学的研究”的分离，但作为人的存在实践和存在状态的生活不可能脱离哲学的视野，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再次成为哲学的重要议题。与以往把哲学看作一种生活方式的取向不同，现代的思想家在不同的方式上观察和处理生活的哲学问题。其中，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阿多和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等人，是对古代哲学做生活哲学的解读的代表人物，他们也会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
胡塞尔在早前也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作生活方式的理解，他写道，“从古代留传下来的哲学理念，并不是我们现今熟悉的那些教科书上的概念”，而是“关于存在者全体的学问这样一种意义”
，而且他也要求把对人类意义的寻找当作哲学家的存在方式。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存在主义者，则进一步把生活概念化、理论化，与胡塞尔有些类似，他们都强调生活世界对于哲学发现的基础意义。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是用现象学的方法对日常生活进行概念化的。还有一种趋势更具有现实的政治与社会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异化的批判传统被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继承，同时，一大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成为对现代社会生活异化进行批判的主要力量。
可见，生活在现代哲学中的复归是全面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以及对哲学作生活方式解读的两种哲学理解。更主要的，它是以生活的理论化以及对现代生活的批判为主要特征的，前者把生活纳入知识论的哲学之中，后者则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现代社会的生活特征并提出了改造的要求。这些都表明对生活的思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对于古人来说，他们开启了对理想生活的想象，这是人类社会的天性，而对于今人来说，对生活的想象更是对时代现状的一种反思和回应，也正是这种反思和回应，预示着生活政治的到来。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生活也进入了社会学的视野，并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社会学的生活转向是以日常生活为轴心的，但是，社会学与哲学的界线是重叠的，因为它们关注的话题是一致的。这一转向的发生可以归因于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因为消费社会的兴起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从而使以往被忽视的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得以彰显。二是因为以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主流的传统社会学对日常生活的忽视而显示出狭隘性和局限性，从而需要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对社会学进行再造。
因此，社会学的生活转向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认识论上的日常生活视角的建立和进入，二是直接关注日常生活本身。现象学对于社会学日常生活视角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推动意义。生活世界是现象学的基本范畴，胡塞尔在其《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写道：“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些清醒地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总是已经在那里了，对于我们来说是预先就存在的，是一切实践（不论是理论的实践还是理论之外的实践）的‘基础’。”
然而，胡塞尔的意图是把人生活于其中的一切客观和主观的生活世界回归为科学发现的最终来源，从而克服实证主义将科学还原为纯粹事实的科学而导致的对生活意义的忽略，这一忽略被他称为“科学的危机”（实际上是关于一切理性研究的危机）。胡塞尔写道：“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
因此，胡塞尔的任务是实现对实证主义的超越，揭示科学的性质，建立科学与生活的关系。所以，胡塞尔虽然强调生活世界的作用，但其目的是认识论的重新构造，并非直接关注生活本身，其旨趣是哲学的而非社会学的。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另译许茨）是明确地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学者，他1932年出版的德文代表性著作《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在1967年的英文版中更名为《社会世界的现象学》。舒茨的研究建立在两个起点之上，一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诠释社会学，二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在韦伯的诠释社会学中，所有的社会产物都是由人的个体行动导致的，所有的社会产物都有其复杂的社会意义，而这些意义都是由社会的行动者赋予他们的行动之上的，因此要研究个体的社会行动及他们赋予其行动意义的方式。舒茨认同“意义”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根基地位，但他也认为韦伯对“意义”的分析并没有深入下去，因此舒茨的研究起始于韦伯分析的停止之处。
舒茨受到胡塞尔的启发，意图在生活世界发现人们行动的意义。但他的生活世界和胡塞尔先验性的生活世界不同，而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经验的日常生活世界，行动的意义正是在这些日常生活中被赋予的。因此，社会的意义只能根植于经验性的日常生活世界。舒茨把日常生活世界分为四种类型：直接经验的面对面世界、间接经验的当代世界、过去的世界以及未来的世界，但他认为只有间接经验的当代世界才能建立相对理想的结构类型因而成为研究的对象，而其他三种类型的生活世界都因为无法感知的不确定性不适宜进行科学研究。
可见，舒茨把生活世界带入社会学的领域，虽然是社会学的，但其研究旨趣依然是认识论的，为社会意义的认识构建了一个基于日常生活的现象学视角。
如果说胡塞尔和舒茨把生活世界当作意义的来源而构造某种认识论的话，那么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则把分析的透镜对准了20世纪晚期西方国家的生活世界本身，他把此时的生活世界称为“消费社会”。虽然他没有像舒茨那样使用生活世界的概念，但是从其描述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消费社会就是人们的生活世界，或者换言之，此时的生活世界是以其消费社会的“模态”来表达的。鲍德里亚说道，“如果给消费地点下个定义的话，它就是日常生活”
，“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
，因此，人们的生活世界是被消费所主宰的世界。消费社会也是一个丰裕社会，正因为被消费品包围着，与传统的生产社会不同，在消费主义的驱使下，人们对商品的态度发生了从注重使用价值向更注重象征价值的转换，人们追求的是商品的符号意义，一切都被符号化了。所以，与以往生产主导消费不同，在消费社会里，需求和消费主导着生产，从而在对人的支配上，也发生了生产支配人到消费支配人的时代变迁，人与人的日常生活被彻底商业化了，消费及市场成为支配和压迫人的新方式。消费社会也是一个压制的社会，资本对人的剥削和压迫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
作为后现代的代表性思想家，鲍德里亚的社会理论是批判性的，他把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构建在微观的日常生活之上，其基点是消费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这种殖民化，也是一种异化，人不再是主体，而是变成了被消费支配的客体。鲍德里亚评论道，消费世纪是资本符号下生产力加速发展的历史结果，是被彻底异化的世纪，商品逻辑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也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致个体的幻象和冲动，一切功能和需求都被具体化、操纵为利益的话语，被展现、挑动、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深受其老师列斐伏尔的影响，列伏斐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异化进行批判的先驱，正如他所言，其《日常生活批判》是围绕异化理论建立起来的。
列斐伏尔把20世纪下半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这一说法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属性，说明人们的日常生活既为资本和权力构建的庞大官僚体系所统治，又为资本创造的庞大商业体系所统治，受到了官僚和资本的双重统治。列斐伏尔的这一认识无疑是深刻的，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重点发生了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转移，与人们的生活需求相关，日常生活也成为资本统治的领域。因为人们的生活需求具体而多样，因此资本对日常生活的统治是弥漫性的，而这种统治又可以通过各种商业符号加以引导和不断强化，资本对人的统治较之以前更加全面和紧密了，可以称为一种“全方位无裂隙的统治”。这种统治也是没有止境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什么，就可以创造出相应的统治出来，没有需求，也可以创造需求。需求与统治对应，在需求中产生服从，在需求中产生反抗，人们的生活被抛入无穷的服从与反抗的撕扯之中。
可见，在认识论的构建之外，哲学中的生活复归以及社会学的生活转向，实则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种回应。资本主义的官僚体系和资本体系对人们生活的入侵以及对生活方式的塑造，使得生活领域成为一个全面异化的领域，日常生活成为社会批判的新对象，生活实践的政治意义充分显露出来。在理论家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的现实下，生活政治终于突破种种社会思想和社会实践的遮掩，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类型和学术范畴被正式提出了。
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研究的滥觞可以看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整个社会理论领域生活转向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和政治理论，生活政治主要始于吉登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创造。但这一概念和理论不是凭空的杜撰，而是对20世纪下半期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公众“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倾向及其政治、社会效应的理论回应与概括。
因此，在西方的语境下，生活政治的实质是一种关于生活方式的政治。实际上，吉登斯并不是最早对这一政治社会现象做出此种观察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人使用“生活方式政治”（lifestyle politics）的学术表达了。比如，传播学学者昆汀·舒尔茨（Quentin Schultze）就使用了“生活方式政治”的称谓来指代“妇女团体、家长—教师协会、母亲组织、体面联盟、同性恋者联盟等组织在媒体上寻求他们生活方式的合法性”的活动和现象。
与“生活方式政治”的表达不同，吉登斯在“生活政治”的名义下把这一新出现的政治社会现象概念化了。当下，在学术研究的国际范围内，“生活政治”和“生活方式政治”这两个术语都在使用，其含义没有实质的差别，都着眼于生活方式议题的政治化这种新政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并希望对此做出理论解释。
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是生活政治的先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活政治或者生活方式政治事件。在此次学生运动中，学生向当局和社会所表达的最主要的诉求就是选择的自主性，他们反对官僚化的管理。具有戏剧性的是，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的爆发是从“性问题”开始的。当时的法国大学，学生数量激增而生活与教学条件却非常滞后，校园拥挤不堪，位于巴黎郊外的楠泰尔大学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楠泰尔大学1万多名学生提出男女混合宿舍的要求，然而政府却不予理睬。当法国青年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Francois Missoffe）访问楠泰尔大学新落成的体育馆时，后来成为学生运动领袖的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直言不讳地问道：“部长先生，我读过您关于青年问题的白皮书，在300页里没有一个字是关于青年的性问题的。”
本迪特的质问是积压的诸多不满情绪的一个反映，楠泰尔大学缺乏公共活动空间，宿舍又不允许更换家具、烹煮食物以及讨论政治话题，女生一般不被允许进入男生的房间，男生更是不被允许进入女生的房间，讲授的内容也被认为陈腐不堪，而僵化专制的大学官僚体制却对此熟视无睹。
楠泰尔大学的问题是诸多大学问题的缩影，大学生们就是带着类似的问题走上街头而演变为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并逐渐发展为对社会制度的批判的。因此，尽管有诸如无政府主义、激进左翼、反战主义等诸多立场的佐伴和喧嚣，但在总体上学生的行动是以生活的自主选择为目标的一种社会抗议运动。巴黎索邦大学的一位占领者后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是司法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经济革命，我们的革命将是社会和文化革命，其目的是使人能实现自我。”
“五月风暴”是1968年席卷西方社会的众多学生运动中的一个，其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德国学者克努特·安德森（Knud Andresen）认为，1968年的运动是生活方式的革命，日常行为方式如服装、性、交往和居住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法国，“五月风暴”的余波进一步激化了本国的青年，“日常生活的革命”在学生中被保留下来，接下来的几年中，随着政治革命梦想的消退，日常生活革命的理念重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新社会运动中出现
，尤其在“后五月”时期，人们集中探讨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关于日常生活革命的计划也由此诞生了。革命也不再意味着夺取国家权力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放，而是意味着人际交往与生活条件的基层变革。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所说：“反对国家的斗争不再以政治权利或工人权利的名义，而是为了支持所有人选择生活的权利……政治行动无孔不入：它进入健康管理、性征、教育和能量生产……社会中燃烧着社会运动的熊熊烈火。”
在政治的广泛影响上，“五月风暴”之后的时期见证了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新形式的涌现，女权运动、同性恋解放、犯人权利和环保主义都大量进入人们的视线，冲击人们的生活和观念。
个人生活方式选择及其社会运动的兴起引发了多种理论诠释，构成了社会理论“日常生活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福柯、鲍德里亚等人的批判理论深受学生运动的影响，把人之重塑寄托于日常生活领域，试图通过日常生活的变革重新发现人的主体性。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引申出生物政治、话语政治、欲望政治、差异政治、日常生活政治等诸多微观政治形态，他们“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
。
可见，生活政治在现实中是以生活方式的社会变革为指向的，因此吉登斯把生活政治界定为“生活方式的政治”。吉登斯提出生活政治的概念，为这种社会变迁及其政治社会效应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生活方式政治，在其发生的现实逻辑上，是生活方式议题公共化的结果。在西方传统的认知里，生活方式本来是一个私人化的问题，那么，它为什么会被政治化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在吉登斯的分析里，生活政治是继“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之后的一个政治类型，而揭示解放政治的局限就可以理解生活政治勃兴的原因。在吉登斯的分析里，解放政治是现代化进程中首先出现的政治，其要点在于将个体和群体从影响其生活机遇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试图卸下传统枷锁之努力，并因此对未来抱有一种改造的态度”，另一个是“试图完成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缺乏合法性的统治的这一目标”
。因此，解放政治表达了一种从传统的和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一般性观点”。在现代化进程中，解放政治的任务是把影响人类活动的“社会与自然世界”置于人的掌控之下，而如果抽离自然界的因素，解放政治是在权力的等级化情境下运作的，解放政治把“正义”“平等”和“参与”当作首要的目标，首先考虑克服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解放的实质是使个体或者群体在有限束缚的框架下获得发展其潜能的机会和能力，所以，解放政治又被吉登斯称为一种关于生活机遇的政治。
这种生活机遇政治的本质是获得行动的自主性，一是摆脱传统社会束缚的个体自主，二是面对自然界的人类自主，只有在解放的前提下，现代化的社会、经济与个人才能发展起来。
但在现实的社会运行中，解放之后的人却产生了主体性膨胀和工具理性的泛滥，以此建立的现代性支配体系高度发展并对道德实施驱离，从而人的异化成为必然的社会后果。吊诡的是，人类一边在推动现代化的高度发展，而同时又被现代化异化，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的自反性。作为异化的一个结果，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就是在现代性高度发展所带来的自然与社会风险以及自我的压抑等多重条件下出现的自我认同危机。自我认同，也就是“self-identity”，根据主流的英语释义，指的是自我的同一性，是对自我意义的一种寻找与确认。自我认同的危机是自我意义的缺失，也即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吉登斯发现，“在晚期现代性背景下，个人之无意义感——那种认为生活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正逐渐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
。认同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在总体上可归因于现代化的功利理性对于生活世界价值因素的压抑和驱离以及各种风险因素的制造，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充满了焦虑，自我的同一性受到了严重的撕裂。吉登斯指出，现代性虽然带来高度的物质繁荣，但同时也在制造差异、排斥与边缘化，在其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也会制造自我压抑而非自我实现的机制。
因此，解放政治虽然赋予人们实现其潜能的机遇和能力，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给人们带来包括自我实现在内的“内在自由”。
这里涉及到自由的复杂性。自由的思想谱系是非常杂乱的，以政治学而论，常态国家中的自由通常和权利有无受到不正当的限制有关，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不正当的限制，则他是自由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又把自由划分为意义不同的两个自由类型：“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权利免于干涉意义上的自由，积极自由是自我决定意义上的自由。后来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N.Pettit）认为伯林的分类并不能穷尽自由的全部类型，又提出第三种自由：“无支配的自由”。他认为无支配的自由是介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一种自由，但在本质上，无支配的自由也是一种消极自由。这种消极自由与伯林的消极自由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免于支配或免于奴役，后者是免于干涉，之所以可以做出如此区分，是因为存在一种“无干涉但有支配”的情况，因此消除支配也成为一种自由的理想，只有无支配，才会有持续的自由。
然而，不论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抑或无支配的自由的类型划分，都强调了自由的某种证成逻辑，而在具体的内容上却又不存在清晰的类别边界。尤其对于流行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杰拉尔德·麦卡勒姆（Gerald C.MacCallum）认为这两种区别从来就不是清晰明确的，甚至存在严重的概念混淆。他认为纠正这种类型划分偏差的途径是解析出自由的三种要素并建立它们“三位一体”的关系，自由可以在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中进行辨认。自由的三种要素是行动者、限制因素和选择的行动，麦卡勒姆把自由界定为“某人（一个或多个行动者）的摆脱什么，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自由，它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X在摆脱Y上去做（或不做、成为或不成为）Z上是（或不是）自由的”，这里，X代表行动者，Y代表诸如强迫、限制、干涉和妨碍等“约束性条件”
。实际上，麦卡勒姆的批评是偏颇的，尽管他的定义避免了自由分类不清的问题，但也的确忽略了不同类型自由的存在意义，恰如伯林所言，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发展逻辑是不同的，显示了不同的政治价值，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以用政治途径去实现的自由是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
但是，除了与权利有无受到限制相关的自由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形态的关于自我意义的自由，我们可以借用笛卡尔关于“意志自由”的阐述来说明这种自由：“按意愿行事——即自由行事——是人所具有的至高完美。人由此以非常独特的方式成为自己行动的作者，并因而值得赞扬。我们不会赞扬精确运行的机器，因为它们的行动已被设计好、必然发生……同理，当我们通过自由求得真理，要比我们只能如此时更值得称赞。”
虽然笛卡尔谈论的是认识论的问题，但“人以独特的方式成为自己行动的作者”却揭示了关于自我意义的自由的一般特征：人是自己的创造者，只有在这种创造中，而不是在被创造中，人才可以得到自我意义的实现和全面发展。或如马克思所言，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
自由的复杂性决定了解放政治和自由的关系的复杂性。“解放”（emancipation）一词的本来含义是“使摆脱束缚”的意思，因此解放是获得自由的一个前提条件。概念史学家雷因哈特·柯赛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发现，在罗马共和国，“解放”是一种法律行为，通过这种法律行为，家长可以解除对儿子的父权约束，儿子彻底离开了家庭，在民法上成为法律上的合法继承人。在中世纪，这一法律用语扩散到德国普通法领域，当一个人到了成熟的年龄，就可以自动实现民事上的独立，因此，该词失去了罗马法中家长单方面放权的具体法律含义，而被普遍用来表示成年和成熟的自然状态，语义及用法变得灵活了。而在1700年左右，独立状态的达到也被称为“自由”，罗马法渊源的“解放”也因此失去了其概念上的垄断。因而，此时的“解放”（emancipation）主要表达的是因为人的年龄成熟而获得的脱离父权束缚的结果和状态，是一种民事意义上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解放。18世纪晚期，解放一词由于在心理、社会、政治尤其是哲学中的应用，发生了含义转变而获得了语言和社会历史上的革命性含义，从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民事表达，而是成为一个面对普遍存在的等级制，乃至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反抗性政治表达。柯赛雷克指出，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概念，“解放”最迟自1830年代就在世界多地以不同的语义得到了应用：首先，解放是为了获得个人之间平等的民事和法律权利；第二，解放的目的是使各群体的权利平等成为可能；第三，解放旨在实现自由和全人类、全世界的平等权利。
可见，吉登斯所使用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是使人获得身份自主以及行动自由的政治，是对外在非合理统治的一种“颠覆”行动，其核心是摆脱外在的身份束缚，从而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前提条件。在欧美社会，解放政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完成了“解放”的主体性使命，人们不仅获得了身份的独立和法律上的形式平等，而且也把自然界变成了改造的对象，人的自主性和行动范围空前扩大了。但经由解放政治实现的自由是一种外在的自由而不是自足的内在自由，或者自我实现的自由，因此人们在解放之后尚需寻求新的“解放”。
也许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可以更恰当地说明这个问题。摆脱外在的束缚是一种典型意义的消极自由，追求自我的意义虽然指向内在的心理满足，与伯林所说的积极进取的积极自由有所差异，但也可以视为一种积极自由，因此，解放政治在此种自由的实现上是难以胜任的。恰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观念只能是消极的”
那样，解放政治并没有解决自由的全部问题。在阿伦特看来，摆脱外在的束缚或者免于干涉只是解放的结果，绝非自由的实质内容，自由的实质是进入公共领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因而她所主张的自由是进行政治参与的积极自由。不过，尽管阿伦特所指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自由是两种不同的积极自由，但她关于解放和自由关系的评论，对于解放政治和自我意义的自由的关系同样是适用的：“解放和自由在任何历史情境下都难解难分，这并不意味着解放和自由是一样的，也不意味着作为解放的结果赢来的这些自由，就道出了自由的全部故事。”
自我认同的危机可以视作解放政治带来的一个附带性后果，实际上，许多思想家都尝试对该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一些人希望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重新确立自我的积极体验，如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就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中找回人生的意义与德性。还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像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皮埃尔-菲利克斯·加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包括福柯、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人在内，出于对现代性控制力量的反动，寄希望于人的生物性机制或者非主流价值的功能以期彰显人生的意义。但是，这些设想大多是一种理论的想象，与现实社会及公众的实践存在遥远的思想距离。
与思想家的理论想象不同，生活方式变革是在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是在生活方式的运动中显现的，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自我无意义感的驱使之下，一些个人和群体试图通过生活方式的变革寻求自我的存在意义，生活方式的选择成为一种“自我的反身性投射”所催生出的“自我实现与自我驾驭的方案”。生活方式的变革是对现代化支配体系的反动，要依赖人们的集体行动，于是，新社会运动出现了，吉登斯在这些社会趋势中窥见到了一种新政治的产生，把它命名为生活政治。在他看来，生活政治是克服解放政治的局限、解决自我认同危机或者自我实现的一种政治，因此，生活政治又是继解放政治之后，发生在晚期现代性条件下的政治。与解放政治不同，生活政治成为人们实现自我认同的集体行动方案。
生活政治的核心是生活方式变革。生活方式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因为它事关如何生活，而且也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的行动框架。吉登斯指出，生活方式是一组被整合起来的个体的实践，也是惯例化的实践，这些惯例被整合进服饰、饮食、行为模式以及为遇见他人而设计的舒心环境等习惯之中，这些实践不仅满足了人的功利主义之需，而且也为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提供了物质形式，生活方式不仅事关“如何行为”的决定，而且也事关“要成为谁”的决定。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多种选择性，而选择哪种生活方式也意味着对自己的人生进行着某种意义上的规划，决定着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向，以及自我意义得以建立的基点。进行生活方式的变革，摆脱被现代化体系支配的生活，是建立自我意义的一个策略选择。比如，一个人选择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建立和自然界有道德的友好联系，在这样的生活中彰显出人生的价值并建立自我的意义。总体来说，生活方式直接关系到一个人“要成为谁”，而“要成为谁”则必须建立在某种生活方式之上。
至此，在吉登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方式政治化或者生活政治发生的关键环节。
首先，在上世纪下半期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我认同危机是生活政治肇端的最主要驱动因素，如果没有自我认同危机，这种新政治形式可能不会出现。其次，生活方式变革建立了自我认同与生活政治之间的联系，生活方式的价值和功能也因此显现，生活方式的变革成为社会运动的核心议题。最后，生活方式的变革只能诉诸生活政治的解决途径。传统的政治不会讨论生活方式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选择也不能按照解放政治的标准来解决。
于是，生活政治就逐渐从解放政治所投射的阴影中浮现出来了。
自我认同危机是引起生活方式变革的肇始动力，但是，生活方式的变革并不单纯指向自我的生活，也指向他人与自然界，涉及整个社会关系的系统性重构。因此，在吉登斯那里，生活政治除了是一种自我认同危机的集体解决方案，还在现代性困境的解决上被寄予了厚望。在《超越左与右》这本书中，为了走出现代性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激进政治”变革的六点框架：第一，修复被破坏的团结，重新评价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第二，建设生活政治，过一种合理的生活；第三，通过能动性政治建立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良好联系；第四，发展对话民主，建立新型的社会交流方式；第五，反思福利国家制度，确立积极福利，减少福利依赖；第六，解决人类事务中的暴力问题。在这六点框架中，除了第二点直接和生活政治相关之外，在能动政治和对话政治中，生活政治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能动政治的建设中，吉登斯要求把生活政治置于核心位置，重点考虑如何生活的问题；在对话民主中，吉登斯认为该种民主在人们的生活领域取得了进展。
可见，生活政治已经被吉登斯整合进现代性困境的总体解决方案之中，由此，生活政治的议题变得非常广泛了。吉登斯把它们归结为四个领域：自然、生殖、全球体系以及自我和身体，每一个领域都分别涉及不同的道德问题。在自然领域，人们需要考虑人类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而不是单方面的攫取；在生殖领域，人们要思考胎儿的权利以及基因工程应该遵循的伦理原则，而在更深的层次上，生殖和人类的生存限度息息相关；在全球体系内，人们需要反思科技进步与现代暴力的使用对人类与自然的破坏；在自我及身体上，人们要确认个体对自己身体的权利，也要思考性别差异对权利的影响，除此之外，还要想象动物拥有的权利。
所有这些议题，都会被人类的生活方式触及，因此生活政治涉及“整体人类权利和个体权利”，重新凸显了“现代性核心制度所体现的那些道德性和存在性问题”，呼吁对社会生活的“再道德化”
。
西方社会生活政治的滥觞及其实质需要在20世纪后半期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审视，吉登斯所言的自我认同危机是整体的社会变迁作用于个人身上的结果。对于西方社会20世纪后半期以来社会变迁的认知存在多种立场，表现为诸多社会称谓之争
，每一种称谓都试图切入这一时期社会的形态特征。因为较早表现了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传播度很高的称谓，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中便开始流传开来。但严格意义上，“后现代”并不是对社会状况的真实摹写，而是主要表达了对现代化异化结构的系列批判性主张，并据此宣称一个新社会的到来。很多人并不认可后现代的说法，比如，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并没有完成的任务，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所谓“后”的阶段；吉登斯更喜欢使用“晚期现代性”或者“极盛现代性”的说法；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也反对进入一种后现代时期的主张，对于贝克而言，他更喜欢使用“风险社会”这样的概念。
如果悬置不同的立场与争论，“后工业社会”在众多的称谓中是能够比较客观说明社会状况的一个。后工业社会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的一个概念
，后来被广泛用来说明西方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特征。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主要用来阐述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涉及政治和文化的新特征。贝尔从五个方面描述了后工业社会的特征：经济结构上从产品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职业分布上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未来的方向上以科技的控制与技术评估为主导、决策制定上需要创新“智能技术”
。在政治和文化的变化上，贝尔指出在后工业社会存在着对官僚化的抵制以及所谓“敌对文化”的出现，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学生运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上对一个以科学为基石的社会日益壮大的新的反动”
。
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在贝尔1976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在这本书中，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根本性脱离和断裂并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紧张局势，这些断裂既存在于官僚等级体系的社会结构和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也存在于基于角色与专业分工的社会结构与自我实现的文化之间，这些结构性冲突与矛盾，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异化”“非人化”以及“对权威的攻击”等。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也体现为一种文化矛盾，是社会结构与文化断裂的结果，前者受制于理性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追求自我的实现，并把自我价值当作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已经得到讨论，贝尔指出，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断裂在近百年来就已经在不断加深，到了后工业社会，此断裂也将必然扩大。而当代文化在关注自我这一点上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抑制性结构相互抵牾，于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就产生了反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大规模青年运动。
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的阶段。下文论及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其1971年《欧洲无声的革命：后工业社会的代际变迁》一文中，对法、西德、英、意、荷兰、比利时欧洲六国青年一代价值观变迁的讨论就是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展开的。
一些欧洲的理论家也采用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指称欧洲国家的社会变化。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在其1971年的《后工业社会》一书中表达了与贝尔同样的观念，他实际上更加强调文化矛盾的作用。
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可以更好地寻找生活政治生成的社会基础，后工业社会能够提供对社会状况一个相对清晰的说明。恰如贝克所评论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后工业主义’，我们多少能理解这个概念。而从‘后现代性’开始，一切变得模糊起来。”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也更愿意通过后工业时代的视角去观察这个社会的变化。
生活政治的滥觞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结果，与后工业社会公众生活意义领域的变迁是直接相关的。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欧洲公众生活意义的重心发生了显著的转移，一些新兴的群体更加强调自我的价值问题，自我意义的寻找与确认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最为强烈的一面。对于这些价值观念的变迁，英格尔哈特是做出长程观察的最具洞见的学者。他在1970年就发现，欧洲一些国家公众的生活价值观已经发生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代际转变，他们以往强调物质满足和生存安全的需要，而后来则更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等自我目标。
在英格尔哈特的观测体系中，物质主义价值观是通过“强大的国防力量”“打击犯罪”“维持秩序”“稳态经济”“经济增长”和“抑制物价上涨”六个维度测量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是由“美丽的城市/自然”“想法更重要”“言论自由”“人性化社会”“工作与社区生活中更多的话语权”以及“在政府决策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六个维度来测量
，在两种价值观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关注的生活取向的明显变化。基于长期的跟踪观察，英格尔哈特进一步指出，从1970年到1994年，在八个西欧国家中都发生了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这场转变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实践中表现为更多的生活选择自主权。在20世纪60年代末，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政治上的投射集中体现为学生运动。青年学生是典型的后物质主义者，要求和“老爸爸”的价值和政治彻底决裂。
1968年巴黎的学生运动是典型的生活政治事件，青年学生主张自己选择生活方式，而不是被动接受校方的官僚化管理。“五月风暴”之后的时期见证了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新形式的涌现，女权运动、同性恋解放、政治消费主义、绿色运动、反核运动等大量进入人们的视线，冲击人们的生活和观念。根据英格尔哈特的观点，这些新社会运动反映了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世界观的冲突，它们涉及的是应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还是把自我实现的权利和生活质量放在首位的问题，这些运动也越来越成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实现社会变革的主要媒介。
因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展也导致了政治议题的变化，生活选择问题登上了政治的舞台，生活领域不再是单纯的私人领域，而成为国家与社会、公域与私域、集体与个人互动的领域。
在另外一个表现上，生活方式的变革及其政治行动也是个人选择兴起的结果。在逻辑上，个人选择的兴起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生提供了动力机制，后物质主义又推动了个人选择的发展，同时，个人选择又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行为上的体现。而随着人口的代际更迭，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与流行性的观念。个人选择的兴起带来了被贝克称为“个体化”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属性。个体化和后物质主义的社会驱力是一致的，英格尔哈特把其归因为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越来越多人温饱问题的解决、新生代缺乏战争时期安全匮乏的体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大众传播的扩张和渗透
；贝克则强调福利国家的催生与发达的劳动力市场的解放作用。贝克指出，二战之后在富裕的西方工业国家，以福利国家为模式的现代化催生了社会性的个体化浪潮。以较高的物质生活和发达的社会保障为背景，人们日渐脱离传统的社群纽带和家庭扶持而开始关注自身的生活选择问题。人们把自身作为规划和引导生活的中心，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做出选择，包括自己想要认同的群体和亚文化，同时也要为自己的选择甘冒风险。因此，在文化的意义上，个体化的推进意味着人们在扬弃原先生活世界的思考基础。
个体化的核心是“生活方式的个体化”，追求“为自己而活”，倡导一种“自我文化”。贝克写道：“个体自我实现的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处于最有力的位置。人们的选择和决定塑造他们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成为个体认同的创造者，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潜藏在家庭与全球性别革命背后最根本的原因，而这两者与工作和政治有密切联系。”
基于贝克的观察，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也对个体化作了一个界定：“个体化”指的是，人们身份从“承受者”到“责任者”的转型和使行动者承担完成任务的责任，并对他们的行为后果负责。换句话说，个体化存在于自治的建立之中，而不管事实上的自治是否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
因此，不论是后物质主义，还是个人选择的兴起，抑或是个体化，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发生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文化变化，但其实践取向是一致的，都指向了生活方式的革新。
只要对生活政治的生成机理进行细致的审察，不论是吉登斯所言的自我认同危机，还是后工业社会背景下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生活价值观变迁，抑或个人选择和个体化社会的兴起，都可以发现生活政治的内在关切是自我存在的意义问题，或者说是自我生命的意义问题，因此，从生活政治的哲学命题看，生活政治的实质是一种存在主义政治。
存在主义是对自我的存在进行认知的一种人生哲学。这种认知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的一大批思想家们终身都在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他们主张过一种“哲学”的生活，哲学即爱智慧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的存在方式。存在主义是对这些命题的延续，并以一种哲学的形态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于德国并被系统化。存在主义哲学在上世纪40年代后逐渐流行于欧美社会，60年代达到发展的顶峰。虽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海德格尔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等存在主义大师的陨落，流传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存在主义思潮逐渐消退，但其提出的存在问题却在西方社会留存下来，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也被其他哲学流派批判和吸收。
人在世的生活就是一种存在，海德格尔将人这样的存在称为“此在”，海德格尔又进一步把此在划分为“本真”的此在与“非本真”的此在两种形态。本真的此在是人应该去实现的一种存在，即个体在“良知”的指引下为了“自由”而进行筹划与行动的样态。“非本真”的此在则是一种个体生存的“沉沦”样态。而人又是和他人一起在“世界之中存在”，因此人的存在又是和他人一起的“共在”。海德格尔把存在的显现称为“真理”，而只有在“自由”中真理才可以显现，因此真理的本质也是自由，所以，存在主义哲学也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哲学。海德格尔作出此在的“本真”和“非本真”之分，目的是探究现代社会中人的生活意义问题。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人的存在是非本真的，他们受到现代化体系的支配而失去了人之存在的真实意义，这实则是一种“沉沦”，人向“非本真”样态的“沉沦”是“异化”，从而把自己的存在“杜绝于其本真性及其可能性之外”，跌入“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状态与虚无中”
。
与海德格尔晦涩的概念演绎相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更贴近现实生活。萨特把人道主义视为存在主义的关键，也由此规定了人之存在的价值维度。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演讲中，萨特开宗明义地说：“不管怎样，我们首先可以这样说，存在主义，根据我们对这个名词的理解，是一种使人生成为可能的学说；这种学说还肯定任何真理和任何行动既包含客观环境，又包含人的主观性在内。”
萨特把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存在物”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一种没有意识的存在；“自为的存在”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是有意识有自己主观性的存在，只有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萨特也是在自由的意义上探讨人的存在的，人的存在不是被决定的，对人来说不存在决定论；相反，正是由于人的存在才决定了人的本质。“存在先于本质”，人是自己创造自己的，所以，萨特说：“人是自由，人就是自由。”
生活政治之所以是一种存在主义政治，首先在于其主题是存在主义的。生活政治始于人的存在感知，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一种反思性回应，因此，生活政治的关切和主题在本质上也是存在性的。自我认同、自我实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个体化的兴起，都是人们避免沉沦、追求自我的本真而进行的努力。尽管现实中人们的存在问题不会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纯粹和彻底，但不能否认生活政治的主题是存在主义的主题，至少是出于一种素朴的存在主义认知。生活政治是存在的反思诉诸集体行动的结果，而反过来，存在主义也必然涉及人的实现问题。生活方式提供了人之存在的基本结构，也是通达本真的基本路径，“存在主义者所主张的，乃是人自己要有自己的理想——自己设计自己的生活”
，所以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也把存在主义哲学视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
。
其次，生活政治的实践逻辑是消除存在性焦虑。实际上，吉登斯也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待生活政治的，他把生活政治视作被压抑的存在性问题的回归，生活政治在存在性问题的背景下也形成了有关人们应如何生活的伦理问题，生活方式的道德性和存在性也因此被推送至公共讨论领域，人们不仅讨论人类应该如何和大自然相处的问题，而且还讨论人的存在应该如何被把握和感知的问题，而这些就是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问题。
吉登斯是在存在主义的角度上分析人们的认同危机的，他把存在性焦虑看作认同危机与自我困境产生的内在机制。因为人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吉登斯所谈论的存在性问题必然会涉及多种关系，他认为存在性问题涉及四类关系：一是人类的本质存在与非本质存在的关系，二是个体的存在与外界的关系，三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四是自我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自我与自我的关系。
存在性涉及人类生活的诸多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的存在性焦虑呢？总体上，吉登斯把它们归结为现代性支配体系的高度发展及其对道德的驱离。在他看来，面对风险社会与现代性对自我的压抑，人们虽然可以借助专业知识、现代经验与私密关系的帮助，但是由于道德因素的缺席，人们依然不能消除存在性危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焦虑的控制途径无法提供道德自足，道德上的焦虑是个体无法完全克服的。当道德的自足感无法在现代社会实现时，以自我认同危机为核心的存在性问题也就出现了。
人的存在问题是很难排除道德立场的。海德格尔所言的本真的存在是对常人“沉沦”状态的舍弃，在他的笔下，这种“沉沦”状态是一种“有罪责”的存在，而所谓的“良知”无非是对这种罪责的反思和谴责。海德格尔指出，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罪责起因于对普遍伦理要求的触犯，在更深的层次上则起始于一种关于何为不道德的法则判断，“有罪责”的存在则是一种由不道德之“不”的法则所呈现的存在。这是海德格尔对存在的道德性所作的一种现象学还原，但对现实中的个体来说，他们的存在性更多地始发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体验。也就是说，不论是自我认同或者自我意义的确认，他们都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道德评判，没有一定的道德满足，自我的意义是很难实现的。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人们总是在一定的道德框架下进行自我认同的，所以自我与道德总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
在泰勒那里，道德框架包括对他人的尊重和责任、对完满的生活的理解以及个人尊严三大支柱，这样的框架决定了自我意义的编织，因此自我也是一定道德空间之下的自我。这样一来，存在性问题就需要一定的道德前提，没有道德前提，自我的意义也就失去了根据。
生活方式运动可以理解为消除存在性焦虑的一种自发性运动，人们试图通过生活方式的变革获得道德上的自足。虽然现实中人们不会像海德格尔那样对本己的存在进行现象学的还原，但会提日常中的存在性问题，试图通过合乎道德的生活解决如泰勒所说的过完满生活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所谓完满的生活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己建立起良好道德联系的生活。反映在价值观的转变上，则要求人们从现代社会的物质化生活中解放出来，追求更多的非物质性价值。所以，从起因来看，生活政治就是作为解决存在性焦虑而出现的一种政治形式，“被压抑的存在性问题”就这样被提上了政治的议程。
最后，生活政治的实践目标是成为个体。虽然解放政治使得个人在身份上摆脱了传统的束缚而成为了独立的个体，但并没有使人成为自我意义上的个体，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成为个体”或者“成为自己”是他们的存在主义主题。借用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的说法，“作为个体”是与“成为个体”相对的两个范畴
，“作为个体”是启蒙运动与解放政治的结果，但只是获得了“成为个体”的外部条件与资格。生活政治的目标是“成为个体”，只有“成为个体”，才能“成为自己”。“成为个体”更多地依系于生活方式的变革，从中可以看到“成为个体”与生活政治的关系，也可以看到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演变逻辑，或者换言之，“作为个体”与“成为个体”分别对应于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
然而，生活政治又不是纯粹的个体政治，既有个体性，也有其非个体性。贝克在谈及个体化时指出，自我实现与自我决定不只是个体的目标，同时也是集体的目标，人被整合进世界之中，因此要变得“成熟又负责”
。生活政治的非个体性表现在它存在性议题的广泛性上。前文已经提到，吉登斯把生活政治的议题归结为四个领域：自然、生殖、全球体系以及自我和身体，每一个领域都分别面对着不同的道德问题。在自然领域，人们要考虑人类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在生殖这一看似非常生物学的私人领域里，人们要思考未出生者和胎儿的权利以及基因工程应该遵循的伦理原则，而在更深的层次上，生殖和人类的生存限度息息相关；在全球范围内，人们都要反思科技创新与现代暴力的使用对人类与自然的破坏；在自我及身体上，人们要确认个体对自身身体的权利，也要思考性别差异对权利的影响，除此之外，还要想象动物拥有的权利。
所有这些议题，都会被人们的生活方式触及，因此生活政治涉及整个人类的权利和事务，在个体性的维护之外，还要维护整个人类的共在性。
可见，生活政治遵循的是存在主义逻辑，是“认识自我”这一存在主义主题在政治实践上的反映。借助存在主义的主题，把生活政治理解为一种存在主义政治，并把存在主义政治视为生活政治的本质特征，抓住了生活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关键。
近50年来，生活政治在西方社会发展迅速，已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形式，并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政策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在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政治是一个日趋重要的政治趋势，以至于有人认为生活政治成为西方政治的主流特征。
而进入21世纪以来，生活政治已成为全球现象，其行动方式也名目繁多。比如，2008年4月20日，在布达佩斯就发生了一次8万名自行车骑行者对主要街道的占领运动，这个活动由一个名叫“临界大众运动（CMM，Critical Mass Movement）”的民间组织发起，要求政府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以支持这些具有环保意识的生活方式。CMM是一项全球性的民间运动，占领街道是他们采取的主要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体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生活政治开展的重要载体，通过绿色生活观念的宣传，塑造公众的环保意识。
生活政治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发生，因而被称为有“一百种”开始的方式。
生活政治的议题非常广泛，从现实表现来看，生活政治典型地体现为一个新政治参与领域。公民参与是生活政治最深刻的行为特征，也是生活政治最基本的展开方式，不论是规模巨大的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还是食品生产、动物保护、酷儿运动、休闲娱乐、交通方式、垃圾处理、能源使用、生活时尚、住房设计、新技术、安乐死等议题中规模较小的公民行动，都具有明显的新政治参与特征。许多政治学家发现，在先进的工业国家中，诸如投票、加入政党等传统的政治参与在下降，而新形式的公民参与却在上升，这些新政治参与的发展正在补偿选举参与和其他传统公民参与的下降。
生活政治是新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在许多新政治参与的行动中都可以发现生活政治的影子，生活政治也会经常用作一个概念框架来描述各种各样的公民参与活动。
生活政治之所以典型地体现为公众的参与行为，在微观上与人们更加关心自我实现与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有关。虽然多数公众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也不精通政治，但他们关心与自己的身份、价值观念和利益相关的议题，因此会自觉地将自己与政治联系起来。与传统精英主导的政治参与不同，生活政治的参与多是自发的、松散的、非制度化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分裂性的，在后工业时代，公众更愿意采取直接的行动去影响具体议题的政治决定，利用生活方式的选择去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
对于公民参与行为的变化，一些研究者发展了新型的公民理论并对之概念化。米歇尔·米凯莱蒂（Michele Micheletti）与迪特林德·斯托勒（Dietlind Stolle）使用“可持续的公民”（sustainable citizenship）模型来分析包括生活政治在内的新型的公民政治行为。
在她们的模型中，公民身份的转变已经进入日常生活领域，人们的行动会影响人类、自然与动物的福祉，生活政治的参与者在履行经济、环境和公平发展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扩展了作为一个好公民所必需的东西，在实践中，诸如素食主义与政治消费主义就是对可持续公民身份的承诺。
金荣美（Young Mie Kim）也认为，生活政治的参与导致了公民身份的“流变”，产生了一种“朝向生活政治的公民类型”，她把这一公民类型称为“议题公众”（issue publics）。
金荣美把议题公众界定为“那些认为特定问题对个人很重要的人”
，她认为，在后工业社会，公众对特定问题的依恋似乎能够特别地解释新兴公民参与的兴起，在生活政治的语境中，政治消费主义、身份政治、绿色政治和生物伦理政治都是政治参与的新兴形式。众多的生活政治参与表明，在人群中存在着具有不同价值观、身份和利益认同的议题公众群体，这些群体不能简单地聚合为普通大众，也不能简单地缩小为个体。在定义上看，议题公众意味着公民对社会作出公共承诺，因此，生活政治语境中的公民具有中介的性质，他们既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既是微观的，也是宏观的。
生活政治也典型地体现为绿色政治。绿色政治是以生态主义为指导的思想与政治实践的总称，虽然生活政治与绿色政治并不等同，但在生活政治的诉求被绿党代表以及生活政治的实践指向与绿色政治的实践指向具有重合的意义上，生活政治在其实现上也体现为一种绿色政治。一方面，在政党政治上，虽然有理论与实践上的日常生活转向，但生活政治并没有专门的代表性政党出现，生活政治的诉求主要由绿党代表。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后来成为绿党的成员，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本人就曾是欧洲绿党的重要领袖。另一方面，在实践指向上，生活政治与绿色政治相互叠加：虽然绿色政治的称谓早于生活政治，但日常生活中的生态转向早已开始，生活含有绿色；虽然生活政治不等同于绿色政治，但是生活政治的出现也是绿色思维驱动的结果，绿色也包含生活。因此，生活政治与绿色政治是彼此互有的关系，生活政治也会表现为绿色政治。
以德国绿党为例，在其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生活政治色彩。德国绿党认为，生活方式与生态保护具有紧密的关系：可持续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发展，这种生存方式以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为基础。生态的生活方式包含着所有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可持续就是保障现在和未来的生活质量。
绿色政治是多种意识形态的混合体，在德国绿党的纲领中，自我实现也是重要的价值追求：“我们呼吁解放和自觉……我们希望，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不受约束地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希望，每一个个体都能更加强大，在社会中都能实现自己的自由、履行自己的责任。”
所以，德国绿党也特别强调性别公正、个性化、老年人的权利与同性恋等问题。
而反过来，生活政治自开始以来就把生态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在生态问题上，生活政治天然地成为绿色政治。如前所述，吉登斯把自然视作生活政治的重要领域，吉登斯的理解与绿色政治的生态意识不谋而合。在生态学中，生态意识是与非人世界应该具有内在价值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生态意识与我们和非人世界的认同、我们的自我实现以及由这种认同所得出的行为相关，或者换言之，生态意识把个体与更大范围的世界联系起来。
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活政治和绿色政治共同的哲学基础。而在关于自然的实践取向上，生活政治和绿色政治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致的，在生态学的语境中，二者共同涉及这三类问题：一是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对人类中心主义最初缺陷的颠覆，二是如何解决人类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三是更广泛的认同如何形成。
因此，不论是哲学基础，还是实践指向，生活政治都会贴上绿色政治的标签。
生活政治的出现大大改变西方国家政治议程的构成。根据英格尔哈特的观察，西方发达国家从不惜代价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日益关注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而另一个转变则是基于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的政治分化。因此，新的政治议程格局是：经济斗争与新问题共享政治舞台，环境保护、堕胎、种族冲突、妇女问题和同性恋解放运动成为热点问题。
可见，生活政治在政治与社会领域起着愈发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体上看，生活政治的兴起在西方社会是一项具有非常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政治社会事件，构成了西方国家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一次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变迁。生活政治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政治行动领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在生活政治出现之前，人们的政治行动主要围绕国家制度、政党制度、民主选举、阶级斗争、经济增长、团体利益、种族问题等传统领域与事务展开的，而随着生活政治的出现，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被推入公共讨论的视阈而被政治化了，日常生活领域成为政治活动的新指向。生活政治的出现也标志着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场所发生了变化，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成为联接国家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私人与公共的纽带，也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