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政治社会形成以来，人的生活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要么统治者为被统治者的生产和生活设定一些制度，要么被统治者为了实现一些生活诉求而展开社会行动。生活成为联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体的重要纽带，也是统治与被统治、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体等诸多政治社会关系得以发生的重要领域。因此，作为人的一种存在形式和存在实践，生活是政治与社会运行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但是，长期以来，这样一个重要的议题一直被政治学的研究议程所忽略，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活方式政治研究在欧洲兴起才把生活问题带到政治学研究的舞台上来。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生活方式政治称为“生活政治”。尽管很难考证吉登斯是不是最早使用“生活政治”概念的人，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确“杜撰”了“生活政治”这样一种政治形态。这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吉登斯创造性地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概括与提出了生活政治这样一种政治形式。而且，他所说的生活政治也是一种新形式的政治，与传统的阶级政治、权力政治、利益政治不同，生活政治是以生活方式的选择作为议题指向而展开的政治，生活方式的选择可以跨越阶级、阶层的差异，所以并不呈现出阶级的对立和竞争的明显特征。比如说，绿色的生活方式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阶层，骑行、露营是各个阶层都喜欢的休闲方式，等等。

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及后来的研究，无疑让大家意识到了生活的政治寓含，生活问题不再被单纯地看成私人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也被看做政治问题。但是，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反身性的文化意味。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就是爆发于上世纪中后期的生活方式运动。吉登斯生活政治概念的提出，实则是对这一新兴的社会运动所做的理论说明，因此他一再强调所言的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而非其他。其文化意味在于，吉登斯发现人们通过生活方式的选择去实现自我价值的认同，获得自我生命的意义，甚至彰显自我的与众不同。这是一种自我的价值审美，而这些价值恰是现代性的高扬所“封存”的。所以说，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群体性的反身性运动，生活政治是一种现代性的反身性政治。吉登斯还把生活政治当作一种存在主义政治，即让人的生命意义回归的政治。但此时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他人、自然界共存，这就要求人以一种道德的方式生活，道德地处理与他人、与社会以及与自然界的关系，由此，生活政治又获得了社会变革的功能，吉登斯高调地声称生活政治是现代性的一条救赎之路。

不过，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概念和生活政治理论显然不适合对生活政治的一般理解。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可以称为生活政治的政治现象，社会成员经常就其生活问题向政府施加压力。实际上，并不排除在任何一个生活议题上发生政治行为的可能性。因此，生活政治并不局限于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仅是生活问题的一个方面，对生活政治的一般理解必需超越生活方式政治，要超越吉登斯开创的生活政治理论范式。

在一般意义上，生活政治是生活议题公共化的结果。在理论上，任何一个生活问题只要超出了个人的范围而进入公众视野，生活政治就有可能产生。生活问题的广泛性决定了生活政治表现的丰富性，也带来了理论观察的复杂性。不过，也正因为生活问题的广泛性，也带来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其中，福利国家理论和生活质量研究是观察生活政治较为集中的代表性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把社会成员的生活问题当作一个公共问题来对待。福利国家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各种福利主张的集合。福利的形式多种多样，在生活的问题上，福利可以理解为让人们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在福利制度的早期发端中，福利的核心是物质性的施恩济贫，到了现代社会，尤其在二战以后，福利逐渐演化成一种公平性的权利要求，英国社会政策学家托马斯·马歇尔（T.H.Marshell）将之称为“社会权利”。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 。社会权利的核心是生活权利，是对人的生活的基本保障，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对社会成员给以必要的生活保障是一项基本的政治义务。社会权利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与公民的民事权利依靠司法系统、政治权利依靠代表机构不同，社会权利的实现要依靠教育系统和公共服务体系。社会权利为福利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福利国家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的一套制度体系，其基本宗旨是国家对公民的社会权利负有责任，为国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英国是福利国家中的先行国家，二战结束后，英国先后出台了《家庭津贴法案》《国民健康法案》《国民救助法案》和《儿童法案》，加上1944年的《教育法案》，英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福利体系。于是在1948年，当时的工党政府对外宣称英国已经建成“福利国家”。1951年保守党政府成立，福利国家制度得到延续。此后，欧洲的主要国家以及美国也都陆续建立了福利国家的制度体系。可见，福利国家是关于生活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是生活政治的典型体现。当然，福利国家只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并不能区分各个国家的具体差异。基于西方国家的实践，艾斯平-安德森（G.Esping-Andersen）在上世纪90年代把福利国家划分为法团模式、社会民主模式和自由主义模式三种模式，这就表明在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下，国与国之间的生活政治各有不同的表现。

将福利国家理念付诸实施的政策一般被称为社会政策，在制度操作的层面上，生活政治的实践主要体现为各种社会政策的设计及其执行。社会政策通常指政府用于福利和社会保护的政策，特别是有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的政策，在更为广义的范围上，还可以指福利在一个社会中的发展方式。因此，社会政策也是观察生活政治的一个有利视角。与福利国家的整体理念不同，社会政策涉及各种具体的福利或者社会保障项目，构成了观察生活政治的中观视角。

生活质量研究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该种研究显然不是把生活质量当作一个个人问题来看待，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公共议题。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重要渊源是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该运动是研究、开发和应用观测社会状态的指标体系的一股潮流，其主体内容是如何观测国民的生活质量。笔者发现，有人在1980年代初归纳了社会指标运动初始阶段的十一项任务，其中有六项和生活质量研究直接相关，分别为“研究客观生活条件和主观生活质量体验及其相互关系”“探索生活质量各影响因素的关系”“考察群体和个人的生活质量”“了解个人和团体如何参与创造生活质量”“将生活质量视为一个动态过程”以及“将生物物理和社会环境视为生活质量的基本要素” ，可见，两种研究是彼此融合、相互推动的。而在研究的缘起上，生活质量研究和社会指标运动都是对以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占有来衡量生活美好程度的传统观念和做法进行批判的结果，研究者希望以新的方式观测国民的生活状况，发现影响生活状态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因此，他们使用了生活质量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并通过社会指标体系来衡量它。所以，生活质量是一个政策议题，而如何界定生活质量、如何测量生活质量以及如何改善生活质量，则要取决于该国的价值观念和决策影响力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

因为生活问题涉及的因素众多，所以，对生活质量的观测也涉及诸多方面，这就带来了指标体系的复杂性。现在通常的做法是构建和运用包含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在内的综合指标体系对生活状况的诸多方面进行测量，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客观指标涉及收入、教育、健康、住房、就业、环境、社会保障、文化体育、食品安全、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主观指标则涉及人们对生活和社会治理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如幸福感、满意度、公平感、安全感等。对此，一位学者的评价指出了生活质量测量的要义：“生活质量可以正确地由两种主观因素与一套客观环境来界定。高质量生活的主观因素包括对幸福的感知和个人的发展、学习和成长。客观因素被认为是生活条件的质量，客观因素代表了人们拓展生活的机会。”

对生活质量的重视可以说是一种国际趋势。中国则在自己的语境下展开了生活质量的叙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小康社会”和“美好生活”的提出说明中国百姓的生活质量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在字面上看，“小康”和“美好”本身就是对生活质量的一种规定，只不过二者对于生活质量的指向有所不同。在小康社会提出后，中国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展开了本土化的生活质量研究，与国外学术界类似，中国的研究者也是围绕主客观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运用展开的，并对许多城市展开了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美好生活的战略设想为中国的生活质量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小康”测量的经验基础之上，要围绕更高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诸多需求的实现状况测量展开系统、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设计。

上述两种研究表明，尽管在吉登斯提出生活政治的概念之前，对生活问题的政治学研究比较罕见，但也并非无迹可寻，至少福利国家理论和生活质量研究就对之表达了非政治学的关注。所以，对于生活政治研究而言，在事实上存在着一些理论资源等待我们去挖掘。不过，本书无意追寻这些理论的踪迹，而是从生活本身出发探究生活政治的发生逻辑、内在特性和实践构成，那就是：要研究生活政治，就要先研究“生活”本身。但是，一旦把研究的触角伸向“生活”时，就会发现对“生活”本体的学术关注可能比对生活政治的学术关注更为稀缺，很难发现有人会在生活为何物的问题上有过多的停留，而多是把它看成一个无须多言的给定物，抑或一个默会的讨论对象，再或社会现实分析的一部分。本书认为，在本体上，生活是人在世的一种存在形式和实践方式。然而，生活政治是面向现实生活的政治，我们不宜在哲学的层次上讨论生活的本体问题，而应从实际出发，在“常人”的角度上理解生活的内涵。从常人的角度，生活可以形象地理解为中国语境中所说的“过日子”。“过日子”既揭示了生活的时间维度“一天天”，也揭示了生活的内容维度“如何过”及“过得如何”，是人们——包括“不一般”的人——的日常存在方式。因为生活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常人视角的生活必然呈现其“个体性”和“日常性”的特性。而有些人恰恰因为生活的日常性而把生活的伟大忽略了，或者为了彰显生活的伟大而不愿接受生活的日常性，这都是不正确的取向。人们的生活涉及的因素众多，为了分析这些因素，本书又进一步使用了“生活系统”的概念。对于常人来说，生活系统是其生活实践的集成，由其欲求的生活状态、生活条件、争取生活条件的行动三类要素构成，这三类要素的关系层层递进，互为因果，形成了一个圈层结构。生活系统构成了对生活的完整理解。

有了生活系统的构成，我们就可以发现，生活政治可以在生活的任一领域发生。本书提到，生活议题一旦进入公共视野，被更多的公众注意、讨论、扩散并向社会提出要求，或者因为被公共机构注意而发生问题性质的变化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所以，生活政治的发生有两个逻辑，一个是自下而上的逻辑，即由私人议题开始，经由社会的扩散而成为一个公共议题；第二是自上而下的逻辑，公共机构注意到一些带有一定社会普遍性的生活议题并把它们公共化。

本书是在个人研究兴趣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要矛盾转换条件下中国政治发展的生活政治路径研究”（18BZZ005）共同驱动下的结果。因此在完成基础理论“理解生活政治”的写作之后，马上回到中国生活政治的研究。生活政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政治实践，但目前并没有引起自觉的学术关注，因此在总体上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领域。

中国的生活政治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中国的生活政治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党和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特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把增进民生福祉，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当作重要的历史任务，并为之做出了持续的努力和奋斗。其次，中国的生活政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如果以标志性事件为界划分，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为第三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又贯穿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及转型的历史线索，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生活政治实践是在传统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方位下展开的，新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则为第三阶段的生活政治实践和发展指明了历史方向。而传统社会矛盾和新社会主要矛盾之下的生活政治发展又分别以小康社会和美好生活为建设目标。所以，总体上看，中国的生活政治发展具有清晰的路径特征，当然，这是党与国家自上而下的设计和推动的结果。再次，中国的生活政治和发展政治相伴生。这种伴生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选择有关。新中国成立后，党与国家一直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历史任务，这样的执政路线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中得到集中的体现。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以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对立统一的双方的，因此“生活”和“发展”是党与国家所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在新社会矛盾中，生活与发展的地位与关系得以延续，只是二者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最后，中国的生活政治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虽然总体上，中国的生活政治是党与国家主导下的生活政治，但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社会转型，中国的生活政治实践日趋丰富化和多元化。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下而上由社会公众发起的生活政治在发展，一个微观的生活政治领域正在形成；二是在生活的物质政治之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一个生活方式政治领域也随之呈现出来。

虽然对生活政治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本书的写作却是“赶工”的过程，因此在结构和论证的处理上有粗陋之处，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讨论也可能存在不周全和不准确的地方，有些则无暇顾及，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当然，也遇到了一些难题。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政治发展阶段的划分上，小康社会和美好生活代表了不同的阶段。但是美好生活的提出是在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2021年，美好生活的阶段和小康社会的阶段是有重叠的，那么，如何处理这个重叠，两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又如何确立？对于这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学界同仁的意见和建议。在生活政治的研究和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另外还要感谢梁云波先生，他是一位关心基层治理、富有智慧和激情的人，对研究的开展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感谢刘英鹏先生和张惠玲女士，对于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工作；感谢张晒先生，他是一位志同道合的前同事与好友，对于本书的修改给出了很好的建议。最后，尤其要感谢我的两位导师——严强老师和张凤阳老师，他们一直是我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指路人。

张　敏
2024年9月于南京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