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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的城市版图中，杭州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不仅是经济活力强劲的新一线城市，更是科技创新与互联网产业的前沿阵地，众多知名企业在此扎根，引领行业发展潮流。同时，杭州还以其秀美的西湖风光、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
回溯历史，杭州的繁荣并非偶然。自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这座城市便开启了作为商业文化中心的辉煌篇章。当时的杭州，市井繁华、商贸云集，商业精神与创新意识在钱塘江畔生根发芽。历史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的影子。南宋时期的商业文化基因，深刻影响着现代杭州的发展轨迹。从古代的丝绸、茶叶贸易，到如今的电子商务、数字科技，创新的源泉往往藏在文化价值共识的根脉里。了解杭州商业文化的历史脉络及其所塑造的价值共识，不仅能让我们领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更能为探寻其持续繁荣的秘诀提供关键线索。
杭州崛起为南宋都城，既是地理禀赋的必然，也是历史机缘的选择。隋唐以降，杭州依托大运河的交通枢纽地位，成为南北经济交流的核心节点。吴越国时期，钱氏政权“保境安民”，扩建城郭、兴修水利，奠定了杭州“东南第一州”的基业。至北宋，杭州已是两浙路治所，人口逾20万户，商税居全国前列，经济实力远超江宁府（今南京）等传统大邑。靖康之变后，宋高宗南渡，建康（今南京）屡遭金兵威胁，而杭州凭借钱塘江天险与江南水网屏障，形成“进可据险而守，退可泛海而遁”的战略纵深。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今杭州），不仅因其“苏湖熟，天下足”的农业基础，更因其“港口贸易之利”可支撑国库，且远离前线利于政权稳定。
这一决策既顺应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也折射出南宋偏安江南的政治妥协。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该城迅速崛起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经济中心。杭州人口由北宋末年的29.6万人激增至咸淳年间的124万人，城区常住人口逾百万人，规模冠绝全球（见图2-1）。手工业体系完备，丝织业“岁贡绢九万匹”，官营织坊规模庞大；雕版印刷业“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技术标准领跑全国；海外贸易依托明州港（今宁波）与杭州港，瓷器、茶叶远销东亚及阿拉伯地区，市舶司岁入白银数百万两。城内商业突破坊市限制，御街两侧“百肆杂陈”，早市“四更即起”，夜市“歌管喧天”，形成了以瓦舍为代表的市民娱乐经济。金融创新亦随之兴起，纸币“会子”的发行标志着货币经济的成熟，契约雇佣制的普及推动工商业资本化。
由此可以发现，杭州已经从区域中心发展成了全球贸易枢纽，这里是中外商业的交易之所、中外技术的融合之处、中外文化的交流之地，这里也由此造就了最好的工匠，蕴含着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
图2-1 北宋至清朝时期杭州人口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杭州文史网。
杭州的开放基因与创新生态深深植根于其历史文脉中。作为南宋时期对外贸易的核心枢纽，市舶司的设立不仅构建起覆盖东亚与阿拉伯世界的商贸网络，更催生出“三街交织成流动的宋韵画卷，集市上人群熙攘”的市井文化盛景。这种商贸传统与市井活力，在今日演变为“古今交融的饕餮盛宴，既热闹又安心”的商业创新氛围，使杭州始终保持着对全球要素的敏锐触觉。
在文化教育层面，浙江属于中国东南文化区，其主体构成为“吴越文化”。但自石器时代始，此地区一直居住着“夷越”一族，文化属于尚武型的“夷越文化”。之后，这一地区的文化历史经历两次转型，最终成了儒家文化重地。
越文化的首次转型肇始于楚威王灭越，剧变于秦皇、汉武时期。在这一时期，越人沿海路向闽粤地区迁移，楚人与中原人先后进入越国，引发了居民人口结构的变化，越国文化的民族性也随之改变。值得关注的是，春秋末期越国大夫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之后，辗转至陶地（今山东定陶）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自此，“陶朱遗风”也为越文化增添了以经商致富为荣的商业价值观。
第二次转型肇始于两宋之际的北人南迁浪潮。宋室南迁，杭州由此成了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商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在浙江商业的不断发展下，浙江在南宋时期就出现了在“舍利取义、以农为本”的农耕社会中强调“义利并重、工商皆本”观念的温州“永嘉学派”和金华“永康学派”。
明清时期，浙江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兴起了一大批商业市镇，因此成为民族工业和商业经济萌芽较早的省份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一五”计划工业发展重点是为省内服务的地方工业，主要是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重工业化程度有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浙江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的程度。
“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经商文化，“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行政风格，“经世致用”、重视实际的思想熏陶，再加上重工业有限、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也让浙江的地方政府形成了以服务为主的“店小二”传统，提倡有为政府。
此外，宋代科举制度通过“糊名”“誊录”等制度革新，开创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流动通道。这种“尊而贵”的人才选拔机制，孕育出“文人墨客会聚，丝竹声声勾勒临安风华”的文化盛况，更形成“天下文枢”南移的知识传播格局。而今杭州集聚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等学术殿堂，正是千年崇文传统的现代延续。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遇，使杭州商业自南宋以来得到了重大发展，工商创业创新传统由此奠基；地区文化随着两次历史的转型和商贸发展，形成了“经世致用”“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浙东事功学派；历史移民潮的发展改变了主体民族人群，形成了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新中国成立后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较少、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培养出了具有“店小二”精神的服务型有为政府。正是这些多元因素的综合，为杭州模式奠定了历史文化传统，为杭州注入了文化基因。因此，创新的源泉，往往藏在文化的根脉里。
笔者于2025年2月21日在浙江工业大学调研，浙江工业大学的一位老师表示：“浙江的创业文化根植于深厚的历史背景，从早期的浙商精神到现代的互联网思维，这种文化传承为创业创新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精神支持。政府的包容性政策和高效服务为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创业者能够更专注于核心业务，从而激发了创业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政府官员在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秉持积极的价值导向和心态，注重创新和实效，致力于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杭州科技创新能取得长足进步和巨大的成就，与杭州“重积累、轻消费”的文化特质是分不开的，这就不得不从浙江人的“四千精神”讲起。这一精神对浙江人而言有着极为特别的意义，因为以“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为内涵的“四千精神”，不仅是一大批浙江民营企业家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还是浙江人民在艰苦生存条件下被锤炼出的优秀品质的高度概括。
与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相比，浙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自然禀赋特征。华北地区大部分耕地资源条件较好，气候资源适中，但水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相对贫乏，矿产资源呈点状分布。东北地区则具备“水绕山环、沃野千里”的地貌特征，土质以黑土为主，是形成大经济区的自然基础；依托松辽平原和冲积平原的肥沃土壤，宜垦荒地储备充足，配合大小兴安岭、长白山脉的森林资源，共同构成综合性大农业基地的自然基础。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人可以凭借肥沃的土地收获丰厚的亩产量，利用广阔的耕地来扩大总产量。在这样优渥的自然环境里，人们更多会发展出小富即安、知足常乐的观念和行动逻辑。
而浙江则呈现出“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特征，耕地极为有限，且土壤相对贫瘠。滨海地带生产条件的高度不稳定性和风险性，与广袤山区艰苦、封闭的生存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强化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在这种艰苦的生产生活环境中，浙江人形成了吃苦耐劳、精打细算、极为勤俭的坚韧品格。这种品格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深刻影响了浙江的商业文化和发展模式。
浙江的勤俭精神在现代商业发展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浙江商人将节俭理念贯彻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注重成本控制，精打细算，力求资源的高效利用。
这一理念在笔者的实地调研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当在宇树科技公司调研时，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认为，虽然宇树科技的办公楼很破旧，接待的展示平台很狭小，但这是为了节省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投入产品的研发当中，只有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将产品呈现给市场，才是一家科技创新企业该做的事情。
其次，浙江的勤俭精神激励着浙商不断创新，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和产品，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阿里巴巴在创业初期，凭借勤俭务实的精神，不断创新电子商务模式，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互联网企业。2024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1%，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79.4%，有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首次突破10万家，出口增长10.0%。
此外，正泰集团创业40年来，坚持不懈地开展企业文化建设，使其成为发展巨变的活水之源。随着环境变化和产业升级，正泰通过着力于升级多层次企业文化体系、开发数字化文化管理平台、开展重点品牌文化活动、创新拓展文化传播载体等，共创共享，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最后，浙江的勤俭精神也塑造了浙江的商业文化，成为浙商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了企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例如，瑞丰银行报送的《建设奋斗奔跑文化，打造百年金融老店》在全省选送的200多个企业文化案例中脱颖而出，获得浙江省企业文化优秀案例，为全省唯一入选的金融单位案例。此外，杭钢集团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将集团内各板块传统工艺与数字科技相结合、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动将数字化思维和数字技术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等方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增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时效性、针对性、主动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有利的文化条件。
在品牌建设和长期发展方面，浙江商人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品牌的建设，以良好的口碑赢得市场的认可和消费者的信赖，这使浙江的许多企业能够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例如，胡庆余堂始终坚持诚信戒欺、注重品质，历经百年仍具有强大的市场影响力。此外，浙江的许多企业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品牌形象，增强市场竞争力。2024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中，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0.0%、8.3%、7.6%、7.5%（见图2-2）。
新质产品供给增势强劲，服务机器人（93.8%）、笔记本计算机（49.5%）、新能源汽车（47.8%）、智能手机（36.9%）、集成电路（28.8%）等新产品产量快速增长。
图2-2 2024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2024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杭州科技企业阿里巴巴在云计算技术研发上堪称长期主义的典范。从早期布局云计算领域开始，阿里巴巴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技术研发团队的建设与基础研究。查阅阿里巴巴的战略文件可知，其在云计算研发投入上有着明确的长期规划，持续增加研发预算，不断引进顶尖技术人才。经过多年的持续投入与积累，阿里云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到如今在全球云服务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市场份额逐年攀升。这正是长期主义的生动写照。长期的技术研发投入积累，让阿里云在技术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为阿里巴巴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包容十年不鸣，静待一鸣惊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离不开资本耐心地长期陪跑，“杭州六小龙”（见图2-3）看似横空出世，其背后离不开风险资本、扶持资金、产业基金等不同类型资本的不断接力。截至2024年，“杭州六小龙”背后资本的平均持有时间达5.7年，远超行业2.3年的平均水平。正是这种资本的耐心和长期支持，使“杭州六小龙”能够在技术研发的道路上潜心耕耘，不断突破，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创新的全面发展，让企业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因此，这种长期主义并非缓慢，而是积累后的加速。
图2-3 杭州六小龙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
杭州资本生态所呈现出的共生特质，得益于由多元资本结构构建的资本网络，由此而产生的“竹林效应”，为企业从初创到上市提供了全周期的陪伴式支撑。杭州还组建了科创基金，聚焦“投早、投小、投科技”，同时组建创新基金专注于“投强、投大、投产业”。目前，两大千亿基金批复总规模已超1 850亿元，撬动社会资本约1 350亿元，累计投资金额725亿元，
宇树科技、强脑科技等都从中受益。红杉中国在注资DeepSeek时所签订的“十年不退出”条款，就展现了对企业长期发展的耐心陪伴与长期主义的战略眼光，这一长期研发投入也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保障；高瓴资本对强脑科技的帮助也是长期主义的集中体现。通过搭建跨国专家智库，引入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神经科学资源，高瓴资本不仅为强脑科技提供了资金支持，更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态赋能，助力企业提升技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种对初创企业的长期投资，深刻体现了文化特质对企业战略眼光的影响，再次印证了“战略的深度，往往取决于文化的厚度”。
笔者于2025年2月20日在滨江区商务局调研，滨江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场最活跃的细胞是企业。江浙一带传统的重商和文化经营理念与今天的情况有密切关系。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重商，不如说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你实实在在地创造价值，无论是什么行动，是左还是右，是取还是舍，能促进真真正正的价值创造，杭州就走上了高质量发展这条路，不仅是在理念上认同，更是将它变成现实。过往总是说经济规模是多少，杭州现在不仅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更通过创新实现了发展质量的飞跃。”
综上所述，杭州“重积累、轻消费”的商业文化特质，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贯穿于企业的技术路线与市场策略之中。企业在这一文化特质的影响下，坚持长期主义战略，在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稳扎稳打，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杭州企业应继续珍视这一文化特质，不断深化长期主义战略，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创造更加辉煌的商业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