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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6日，吉利未来出行星座第三个轨道面，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10星方式成功发射，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0颗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谈起中国汽车，绕不开吉利汽车及其创始人李书福。这位60后企业家来自浙江台州，放过牛，开过照相馆，生产过冰箱，卖过装潢材料，生产过摩托车，到20世纪90年代末，有了造汽车的梦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被人称为“汽车狂人”。
我17年前在台州工作过5年，同李书福打交道不少。外界之所以觉得他“狂”，主要还是因为吉利汽车的“民营”身份，很难获得造车资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就是这个李书福，创造了中国汽车工业历史上的诸多第一：第一个民营造车企业、第一个开创了汽车的2万元时代、开发了中国第一款跑车、开发出中国第一款自动变速箱、第一个民营汽车收购外国品牌……
收购沃尔沃、入股奔驰、发射卫星，吉利汽车一步步将“汽车梦”拓展为“航天梦”。2018年12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李书福作为民营汽车工业开放发展的优秀代表，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40多年前，浙江被称为典型的“三无”省份，在自然资源、国家扶持、政策优惠方面无任何优势可言。当时，浙江陆域土地面积仅为全国的1.1%，人口为全国的3.8%，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全国排名倒数第三。
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江南水乡时，一群“赤脚商人”从浙江的田间地头、街巷作坊悄然崛起。他们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凿出民营经济的通途。面临“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理限制，温州人在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的情况下，利用手中的补鞋机作为“移动工厂”，将纽扣、打火机转化为“微型金矿”。在台州路桥，废旧金属回收行业用扁担挑起了“金属再生之都”的称号；绍兴柯桥则凭借纺织传统，让“水上布市”变成了全球纺织业的重要枢纽。
改革开放的浪潮为中国民营经济破开体制坚冰，而浙商群体正是这场历史性变革中最具代表性的弄潮儿。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的《不畏艰难向前走》一文中指出：“浙江之所以能够由一个陆域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正是由于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民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浙商“四千精神”。
1969年，在杭州萧山，一个名叫鲁冠球的年轻铁匠带着6个农民用辛苦挣来的4000元钱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开始艰难的创业。
说是农机厂，实际是一个80多平方米的破旧工房，到处都是废弃的材料，但这里却是鲁冠球和万向集团扬帆远航的出发点。
在那个只讲计划的年代，没有钱，就想方设法去借；没有原材料，就骑自行车去国有企业收购边角料；没有燃料，就去捡别人扔掉的煤渣……经过艰难的10年“滚雪球”，鲁冠球靠作坊式生产生产出犁刀、铁耙、万向节、失蜡铸钢等五花八门的产品，艰难地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到1978年，他的工厂门口已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等多块牌子，员工达到300多人，年产值300余万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鲁冠球嗅到中国汽车市场广阔前景的气息，果断舍弃了“多角经营”方式，集中力量专攻万向节产品，并将工厂改名为萧山万向节厂，由此走上了专业化发展之路。1980年，凭资质进不了会场的鲁冠球在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外面，靠着摆地摊斩获了210万元的订单，正式跨入“门禁森严”的汽车行业。也是在那一年，遭遇质量危机的鲁冠球主动销毁了3万多套万向节次品，开始对工厂进行最严格的质量管理，使之成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全国仅有的3家万向节定点生产企业之一。
此后，萧山万向节厂进入了良性发展阶段，并陆续拓展到汽车传动轴、轿车减震器、轿车等速驱动轴等汽车零部件产品。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万向集团日均利润已经超过10万元。
再回首，万向集团已走过大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的领军者之一，它拥有覆盖全球的业务网络，被誉为“中国企业常青树”。
创业之初筚路蓝缕，是老一辈浙商的真实写照。地处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山多地少，土地贫瘠，自然资源匮乏，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面对这样的自然条件，温州人民养成了吃苦耐劳、敢于冒险的性格特征。这些品质成为温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使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抓住机遇，迅速崛起。据统计，温州籍商人创办的企业超过百万家，其中不乏如正泰集团南存辉、德力西集团胡成中这样的行业领军人物。
1984年春天，年仅21岁的南存辉决定创业，在温州乐清柳市镇开设了一家小型电器修理店。当时，国内电气设备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市场需求巨大但供应不足。尽管如此，南存辉面临的挑战依然艰巨：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市场竞争激烈。为了获取技术和经验，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前往全国各地的工厂参观学习，甚至不惜拆解进口电器设备来研究其内部结构和技术细节。
在一次质量危机中，南存辉深刻认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面对一批不合格的产品，他决定主动销毁，直接损失数十万元。1984年，南存辉成立了乐清求精开关厂，开始生产自己的电器产品。初期，由于缺乏品牌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销售并不理想，但他坚信，只有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信誉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他带领团队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质量。通过不懈努力，乐清求精开关厂逐渐在市场上崭露头角，成为中国低压电器行业的知名品牌，并逐渐发展成为集“发电、储电、输电、变电、配电、售电、用电”为一体的具有全产业链优势的中国民营企业100强选手——正泰集团。
作为元老级、泰斗式的浙商，宗庆后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也是草根人物的代表。1987年，42岁的宗庆后被任命为杭州市上城区文教局下属的校办企业的经销部经理。当时的他，面对的是一个仅有几名员工、负债累累的小厂子。起初，娃哈哈的主要业务是代销冰棍、汽水等冷饮产品，利润微薄且市场竞争力弱，但宗庆后并未因此气馁，反而看到了潜在的市场机会。
为了打开销路，宗庆后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送货上门。他不仅负责销售，还深入调研市场需求，寻找差异化竞争的机会。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人们对健康饮品的需求逐渐增加，而市场上却缺乏高品质的儿童营养饮品。
彼时的宗庆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决定开发一款专为儿童设计的营养饮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在产品研发初期，资金和技术成为最大的难题。宗庆后四处筹措资金，并邀请了多位专家进行配方研发。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改进，终于成功推出了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凭借独特的配方和良好的口感，这款营养液在市场上脱颖而出，销量节节攀升……
改革开放的浪潮为中国民营经济破开了体制坚冰，而浙商群体正是这场历史性变革中最具代表性的弄潮儿。短短几十年间，浙江经济总量从全国十名开外跃升至如今（截至2024年）的第4位，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浙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既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机遇，也离不开老一辈浙商群体的拼搏闯荡。浙江工商大学在2013年建成了一个浙商博物馆，该博物馆收集了数百位浙商的创业故事和原始资料，是浙商一部厚重的创业史和一组雕像群。我在第一时间观看后，被震撼的感受至今难忘。
当外界还在惊叹于浙商群体凭借政策红利创造的财富神话时，鲁冠球、南存辉、李书福、宗庆后等企业家早已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他们深知，浪潮退去时唯有科技创新铸就的礁石能永立潮头。
随着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浙商群体以其特有的“四千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崭露头角，并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凭借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
中国加入WTO后，世界电器业巨头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它们主要通过收购中国行业龙头企业抢占市场。2002年，一家跨国企业提出以当时正泰总资产5倍的价格（约100亿元人民币）收购正泰，但南存辉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即便对方将报价提高到10倍，他也依然坚定地表示不卖。南存辉认为，低压电器广泛应用于电力、水利乃至军事和航天等关键领域，如果这些龙头企业被外资收购，将威胁国家安全。
面对跨国企业的围追堵截，如降价倾销、抢注商标和设置技术壁垒等手段，正泰凭借自主创新成功突围。早在1996年，正泰就决定将其销售收入的5%用于技术开发，并建立了国内领先的技术开发中心、理化测试中心、计量中心和低压电器检测中心，形成了以温州为基地、以上海为中心、以美国硅谷为龙头、以相关科研院所为依托的多层次开放式技术开发体系。在随后的4年中，正泰开发了1000多项新产品和150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其中30多个系列、100多个基型的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领先水平。
2002年，在意大利国家电网工程电力静态仪表项目的全球竞标中，正泰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优质服务击败了包括全球电气五大公司在内的竞争对手，成功中标。该项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电力电表项目，总投资超过20亿欧元，展示了正泰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随着本土品牌的崛起，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也加入了竞争行列，致使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正泰提出了“立足低压，跳出低压，走低、中、高压和成套设备并举之路”的发展战略，通过引进一系列先进设备，彻底改变了生产方式和手段。产品线从低压电器扩展到成套开关设备壳体、高低压金属封闭开关设备、低压配电箱、户内外高压电器元器件、预装式变电站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了涵盖高、中、低压领域的电力设备全产业链布局。
从1998年开始，万向集团就着手构建一个全球资源整合、产业链互动创新和企业全面协同的“三位一体”技术创新体系。通过这样的探索，他们不仅实现了全球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还在内部建立了一个被称为“一核三全七机制”的全面协同创新管理体系。
这个模式帮助万向集团研发出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涵盖汽车底盘系统集成、轮毂单元、汽车万向节、汽车电子以及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如电池、电机和电控技术等。凭借这种协同创新，万向集团在全球汽车零部件产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万向节产量一度高居全球第一、轮毂单元位居国内市场规模第一、等速驱动轴则位居全球第三。
与此同时，鲁冠球还在思考未来的汽车发展方向，并坚信新能源汽车将是未来趋势，而清洁能源的核心在于电池。正是基于这一前瞻性判断，万向集团在1999年决定进军新能源领域，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电池技术研发，开启了一场高达近百亿元的投资行动，包括自主研发、并购和技术投资。
从当年请“星期天工程师”，到后来自己培养科技人员，万向集团多年来充分发挥引进专家的优势和作用，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紧紧抓住主业不放松，把技术开发与主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应该也是万向集团能够走向国际的重要原因之一。
吉利汽车创办后不久，便兴建了吉利大学等一系列人才培育、发展工程，涵盖范围从专业工人到设计开发管理人才。2003年下半年，随着国家开始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汽车行业在经历短暂的井喷后进入了调整期，许多企业面临市场低迷的困境。然而，吉利汽车却抓住了这一时机，迅速做出战略调整，投资数亿元对工厂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使工厂管理水平逐步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吉利汽车推出了其首款正向研发的车型——自由舰。这款车型一经推出便获得了市场的热烈反响，成为继夏利之后，首款销量突破万辆大关的中国汽车自主品牌。
凭借自由舰的成功，吉利汽车在经济型轿车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在刚刚入局的最初几年，吉利汽车凭借超高性价比的低端燃油车迅速进入市场，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但2005年吉利汽车就开始着手研发混动汽车，虽然之后的10年间新能源业务发展速度并不算快，直到2015年，吉利汽车才正式决定全力向新能源领域进发，而其前期积累的研发实力此时有了用武之地。
吉利汽车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多次重要转型，每次转型都围绕科技创新展开。
面对加入WTO后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有远见的老一辈浙商群体迅速调整战略，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力度，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除了资金和技术上的投入，浙商还非常注重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他们深知，只有拥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这些企业通过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和激励机制，不仅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加盟，还鼓励员工参与创新活动，形成全员创新的文化氛围，激发了企业的内在活力。
比如，在2006年度的创新评比表彰活动中，娃哈哈就迎来了一个创新高潮。全公司共有316个项目参与了此次评比，经过创新成果专业评定委员会的严格评审，最终有38个项目脱颖而出，荣获公司级创新成果奖，另有178个项目获得了部门级创新奖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科技人员，越来越多来自基层的员工也成为表彰的对象，彰显了娃哈哈全员创新的精神风貌。
早在2000年年初，娃哈哈便开始对科研开发有功人员实行重奖，以此激励创新精神。当时非常可乐的主要研发者便获得了高达20万元的奖励。在2004年的四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娃哈哈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创新战略，每年都会对产品开发、管理创新、岗位创新及技术革新等方面进行评比表彰，并积极推广优秀成果。这种对基层员工首创精神的高度重视，营造了一个崇尚创新的企业文化氛围，使得创新活动在全公司蔚然成风。
其中，果奶瓶内壁加强筋应用技术便是众多成功推广的创新成果之一。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饮料公司的创新小组通过技术攻关，在保证瓶子质量的前提下，利用加强筋的设计减少了瓶子的克重，从而有效降低了成本。这项技术不仅被写入了娃哈哈果奶瓶的生产工艺文件中，还在全公司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据估算，仅此一项技术改进，每年就能为公司节约数千万元的成本。
国际化视野和开放合作也是浙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入WTO后，中国企业面临着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浙商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与国际知名企业或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获得了先进技术的支持和市场渠道。此外，浙商展现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灵活的应对能力，面对市场变化时，他们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调整策略。
总而言之，老一辈浙商群体表现出了一种共性，也折射出中国民营企业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生存智慧：拒绝“卖厂求生”的短视，而是以技术为矛、创新为盾，在关键领域掌握话语权。他们深知，唯有将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中，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真正的主动权。通过建立研发体系、引进高端人才、开展国际合作，浙商不仅提升了产品竞争力，更在产业链中占据了更高价值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