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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浙江省科普联合会联合浙江省广播电视集团出品的长纪录片《科学巨人沈括》正在拍摄之中。这部拍摄时间长约一年的纪录片，旨在将北宋时期出生在杭州的沈括超前的科学思想通过影片的方式呈现给观众，从而带动对沈括历史现象、宋韵文化和科技文化精神的研究、挖掘和传播。
在开机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先生有感而发：“历史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在日积月累中会逐渐沉淀成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大多数读书人通过科举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沈括的一生却与科技紧密相连。他的《梦溪笔谈》涵盖天文、地理、数学、医药等诸多领域，构建了颠覆传统“重道轻器”思维的认知体系。
2015年，我到美国硅谷访问。当时我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硅谷何以为硅谷”。没人回答我，却有一位美国友人向我推荐了英文版《天才地理学》一书。该书作者走访了全球多个城市，探讨创造型天才涌现的时间和地点，进而思考如何创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书中讲述了世界上7个城市的历史，第一个城市是雅典，最后一个城市是硅谷，第二个城市却是杭州，而且专门讲到宋朝和沈括及其《梦溪笔谈》。
钱塘沈氏乃官宦世家，藏书很多。这些藏书培养出了少年沈括勤奋好学、善于观察、肯动脑筋、实事求是的品质。了解沈括的人想必都听过他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的故事。白居易在这首诗中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少年沈括读到此处产生疑问，他觉得芳菲已经开尽，怎么又说山中桃花才开呢？
较真的他特意在四月去了深山，却吃惊地发现山中桃花果然开得正盛，这才有了《梦溪笔谈》中“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的结论。这种实证精神伴随了沈括的一生。
他对鄜延石油的实地勘探，对磁针偏角的精确测定，对活字印刷的翔实记录，无不体现着“眼见为实”的研究态度。这种将田野调查与文献考据相结合的学术范式，在程朱理学尚未完全主导思想界的北宋时期，显得尤为珍贵。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明理学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二程”和朱熹的“性即理”、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构成了其主脉。但若将目光投向江南一隅，你会发现浙江大地上涌动着一股别样的思想清流——它不囿于形而上的玄思，而是扎根现实、经世致用，在理学主流中开辟出独特的精神疆域。
南宋时期，以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所倡导的“义利并举”的事功思想，与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形成鼎足争鸣，共同绘制出一幅复杂而深邃的思想画卷。
永康学派创始人陈亮，践行“实事实功”的思想，在经济上提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强调商业和农业并重发展，鼓励百姓经商实现经济自救，增强藏富于民的底气，推动国力整体壮大。在此基础上，他更是亲自投身商业，以实践检验自身学术理念。
南宋时期的浙江地区，商品经济发达。陈亮虽然主张发展工商业，倡导“农商一事”，但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并不认同。他说：“仁者天下之公理，而财者天下之大命也。”真正的富人应是既拥有财富又具备仁爱之心的人。
彼时，在瓯越之地的苍山碧水间，与永康学派有不少共同点的永嘉学派也闪烁着光芒。“在温州，看见创新中国”，这是温州如今的城市品牌标语。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国内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温州在浙江的区域创新版图上占据重要地位。
20世纪70年代末，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率先发展民营经济，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得“利”后走出去，又秉持“义”字精神，在世界各地建立侨团、同乡会接济同乡，最终织就全球温商网络，并在义中获利，形成正向循环。
在解码浙江精神或温州人精神时，永嘉学派被视为重要文化根脉之一。以叶适、陈傅良等人为代表，永嘉学派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打破了传统儒家“义利对立”的观念，强调道德与物质利益并不冲突，而是社会发展的双重驱动力。
这种颠覆传统的认知从何而来？永嘉学派先驱将中原学术与瓯越商业文明相融合。他们目睹温州陶瓷远销海外、漆器名扬天下，在盐铁贸易的铜钱声中，形成了迥异于程朱理学的认知——真正的“道”，不在虚无缥缈的天理中，而在市井作坊的陶轮里，在扬帆出海的商船上。
永嘉学派中继者陈傅良说：“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叶适更是直言，“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在这种务实思想的指引下，永嘉学派每位代表人物不仅能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有益于当时。
继永嘉学派以“义利并举”打破儒家道德与功利的对立，数百年后，王阳明以“知行合一”重塑实践与认知的统一。这两种思想虽相隔数百年，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价值创造与道德坚守的平衡。
阳明心学，由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创立。其核心理念“知行合一”对创新和务实有着深远的影响。王阳明认为，“知”与“行”不可分割，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完善。他在《传习录》中有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句话揭示了知识与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是对传统儒家“重知轻行”观念的批判，更是对人们行为方式的一种新启示。它鼓励人们不仅要学习理论知识，更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自己的认识。这一观点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创新活动尤为重要。
王阳明在绍兴稽山书院讲授“心即理”时，或许不曾想到，他的思想会与永嘉学派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阳明心学将道德修养与实践功夫熔铸一炉，为浙江文化注入了“致良知”的精神内核。这种心性之学并非空谈性理，而是要求“在事上磨炼”，与永嘉学派的务实取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技术革命的到来，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为了应对这些变化，许多企业和个人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并将其融入现代企业管理和社会治理中。
对庞大的浙商群体而言，面对全球化竞争、社会责任重构与商业伦理挑战，永嘉学派的经世智慧与阳明心学的实践哲学，恰似穿越时空的对话，为现代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培育提供了深邃的思想资源；其实何止企业家，对大学和科学家照样有深刻的影响。杭州乃至浙江的这一波科技创新，是完全可以找到历史文化基因的。
清末民初，中国面临列强的侵略和国内经济的困境，实业救国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许多有识之士主张通过发展本国工业和商业来振兴国家，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在此背景下，一批商人开始探索通过实业来拯救国家命运的道路。
从钱庄学徒到“穿黄马褂”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数十年织就商业版图期间，也曾在实业救国这条路上试错。1823年出生于安徽贫困家庭的他，13岁移居杭州，凭借聪明才智和勤奋，从钱庄学徒起步，偶然接手阜康钱庄，后成为一代巨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胡雪岩为闽浙总督左宗棠筹集了十万石军粮，随后负责杭州城解围后的善后工作及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事务，使阜康钱庄获得了丰厚利润，并由此开启了官商之路。
1866年，左宗棠奉命筹建福州船政局。面对清廷对现代造船工业的需求，胡雪岩突破传统商人的经营边界，不仅为船厂筹措资金，更引入法国技术团队，构建起中国首个自主建造蒸汽轮船的工业体系。
在左宗棠调任西北后，胡雪岩独力主持上海采运局，以商业网络支撑船政运转。面对西方技术垄断，胡雪岩坚持“师夷长技”而不失自主，推动船厂培养本土工匠。福州船政局不仅生产出40余艘舰船，更间接培养出严复、邓世昌等近代化人才，为甲午战争储备了技术力量。
1872年，随着慈禧赐下黄马褂，胡雪岩执掌的阜康银号已成清廷财政支柱，分号遍布二十余城，存银堪比国库。但1883年的生丝大战，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国际银价暴跌、意大利生丝丰收的消息接踵而至，胡雪岩的丝茧帝国在洋商围剿下土崩瓦解。上海外滩的银行家们连夜抛售阜康银票，曾经显赫的金融帝国三日之内化为乌有。
那绣着团龙纹样的黄马褂终究敌不过政商旋涡的吞噬，当李鸿章“倒左先倒胡”的政治绞索收紧时，这位曾坐拥2000万两白银的巨贾，最终在“勿近白虎”的临终警示中轰然倒下。
记得2013年，我第一次走进胡雪岩故居，岂料由于布局紧凑、构思精巧的建筑群太大、太复杂，我像走迷宫一样在里面绕了两圈。联想到以“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之称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连一代也没有富到头，不免感到唏嘘。这不仅是近代民族资本的悲剧，也是胡雪岩官商勾结的悲剧。
黄浦江的汽笛声里藏着民族航运的屈辱史。1882年，曾因家境贫寒赴上海闯荡的虞洽卿，很快就发觉宁波到上海这条航线的商机。当英国太古洋行在沪甬航线上肆意抬价欺客时，他振臂组建宁绍商轮公司，在甲板上高悬“立永洋五角”的铁牌，发动同乡成立航业维持会，每张船票暗补二角，以“亏本也要争口气”的狠劲，迫使太古公司重回谈判桌，成就了中国商船首次逼退外轮的商业传奇。
1913年，虞洽卿在余姚三北投资筑海堤，建码头。翌年创立三北轮埠公司，开设南北洋航线，1921年合并后的三北航业集团已拥有近20艘轮船，至1933年已拥有轮船33艘，开辟上海至宁波、天津、福州及长江航运等航线，在航运业自成系统，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私人资本航运集团，虞洽卿因此成为民国时代的航运巨头。
在1937年淞沪会战的硝烟中，已是七旬老翁的虞洽卿指挥三北航业集团昼夜抢运16万难民，将公司12艘江轮自沉长江航道构筑阻塞线。孤岛时期的上海滩，虞洽卿的货轮需要穿越日军封锁线，他顶着“米蛀虫”的骂名与日汪周旋，以中意合办公司的名义悬挂中立国旗，从东南亚运回平粜米化解粮荒，却在报关单上玩了个花招儿：万吨白米在免税政策庇护下进入上海，半数转入黑市所得利润，又变成支援前线的医药物资。
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智慧，既保全了百万市民的口粮，又未让粒米资敌。
当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时，74岁的虞洽卿谢绝在重庆躲避战火，而是选择溯江而上。在滇缅公路的崇山峻岭间，他的车队载着桐油、钨砂穿梭于炮火之中，这些战略物资最终变成重庆兵工厂用于抗战的枪炮弹药。
1945年4月，因操劳过度，虞洽卿不幸罹病。重病之中，他仍不忘抗日，对子女遗言：“铜钿银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捐黄金1000两，用于抗战。”弥留之际这一捐出千两黄金抗日的遗言，为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写下最铿锵的注脚。
当青年虞洽卿凭着经商才华，从颜料行学徒转变为买办，购买房产，设立企业，开始跻身上海绅商之列时，在杭州西子湖畔，中国最早的新型高等学府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正悄然萌芽。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这所学府，所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也是今天浙江大学校训的完美诠释。
当浙江的实业家们在外贸战场开疆拓土时，浙江学子也在文化阵地上开辟新的精神家园。
这座以“务求实学，存是去非”为宗旨的新式学堂，在科举制度尚未废除的年代，率先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等西学课程，其创办次年即派遣首批学生赴日留学，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也正是今日浙江大学的精神源头。
初创时期的求是书院普慈寺为院址，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首任总教习美国人王令赓引入西方实验室教学法，为天文台配备的望远镜可与同期欧美高校比肩。1901年，求是书院更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次年又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在动荡时局中始终坚持科学救国理念。1914年停办前的17年间，这里培养了经亨颐、邵飘萍等近千名兼具中西视野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后，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力主重组浙江高等教育。次年，国立浙江大学在求是书院旧址成立，首任校长蒋梦麟参照德国洪堡大学模式，设立文、理、工三学院。此时的浙大已拥有中国最早的电机工程学系，邵裴子任校长时期建立的文理学院更云集了陈建功、苏步青等归国学者。
办学工作渐入正轨的同时，国立浙江大学却又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流失、学生运动频发等多重困境。加之国内国民党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矛盾加剧、社会秩序不稳，国际上日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日益显露，抗日战争一触即发，这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大学，即将在战火中迎来凤凰涅槃般的考验。
1936年竺可桢临危受命出任校长时，这位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或许未曾料到，他将带领师生完成中国教育史上最悲壮的知识迁徙。1937年11月，日军逼近杭州，国立浙江大学师生携2000箱仪器和图书开始西迁。从建德到泰和，从宜山到遵义，2600千米的征途跨越浙、赣、湘、桂、黔五省，其间遭遇27次空袭，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教学体系。在江西泰和，师生们修建防洪堤，创办澄江学校；在广西宜山时期，苏步青在岩洞中坚持微分几何研究，谈家桢在煤油灯下完成亚洲瓢虫色斑遗传的突破性发现。
1940年定址遵义、湄潭后，国立浙江大学迎来学术黄金期。物理系王淦昌提出中微子探测方法，生物系贝时璋建立起中国首个生物物理学体系，史地研究所绘制出首套《中国地形图》。这座“东方剑桥”吸引了李约瑟前来考察，他在《自然》杂志上惊叹，“（这）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7年流亡期间，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人数从70人增至201人，学生从512人增至2171人，培养出未来的院士程开甲、叶笃正等9位。
这座经历战火淬炼的大学，现已从抗战前的区域性高校跃升为拥有7个学院、25个学系的综合性大学。其培养的数千名毕业生中，数位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0多位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费巩教授设计的油灯最终被电灯取代时，那簇在流亡岁月中点燃的求是之火，已化作点亮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一盏明灯。
当钱塘江潮水拍打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桥墩时，我们听到的不仅是自然力量的轰鸣，更是百年间实业救国与求是精神交织的澎湃回响。这种精神血脉，既铸就了浙江从“七山一水两分田”到数字经济第一省的蜕变，又昭示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商业文明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无限可能。